香港反送中運動持續延燒，至今已近3個月。（圖／Tam Ming Keung＠USP United Social Press提供）
作者／劉敦仁
由於一直和妻子在歐洲暢遊，基本上連電視都難得開啟，直到回家後，才得知香港因為「反修例」鬧得烏煙瘴氣，社會治安幾乎到了失控的情勢；商店被逼休業，外國遊客裹足不前。甚至出現有組織的群體到處傷人，引起居民的恐慌不安。
自香港回歸後，遊行示威似乎成了社會上的常態，令人不解的是在英國殖民統治時代，香港市民若要想舉行這些活動就是天方夜譚。而現在香港市民有了這些自由，可能早忘記殖民時代低人一等的社會地位，進而有對大陸高人一等的自我膨脹！
對大陸的不信任感
早在97之前，毫無疑問因為對北京的不信任，香港很多人對回歸而產生不安的情緒油然而生，認為與其一旦回歸，香港人所有的一切都將被「共產」，不如在英國的殖民下苟延殘喘 。
在這樣的邏輯驅使下，由於加拿大是大英國協成員，稍有私產的香港高等華人就不惜放棄及犧牲一切而移民到加拿大。在那十年的時間裡，西海岸的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幾乎每個月有近十億加元來自香港新移民投資的資金，為此加拿大政府笑得合不攏嘴。但也因此造成溫哥華房地產急劇上漲，引起當地居民的不滿，甚至族群的矛盾。但仍阻止不了香港新移民搶購的意願。
曾幾何時，在香港回歸後，新移民感到當初移民的盲從與衝動，又產生難以遮掩的失落感。因為共產黨並沒有在香港「共產」，反而自己盲目的移民導致財產嚴重損失。於是在矛盾心情的驅使下，又興起如何回流香港的打算。這就要一方面必須不惜降價處理溫哥華的房地產，將現金調回香港。同時要面對從加拿大調取現金回流已經無法購回香港房地產的尷尬。
根據多年的觀察分析，香港社會普遍存在非常複雜而又矛盾的懼共、親共和輕共的多重心理狀態。所謂懼共即一直對共產黨存有戒心和懼怕感，總以為共產黨早晚會把香港據為己有。親共的目的非常簡單而直截了當。因為要面對國際，背靠大陸，共產黨的錢好賺，這個機會絕對不能丟失。而輕共的態度只能在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現實中不經意地顯現。
多年來將大陸人稱呼為「表叔」 ，就是一個奚落自己同胞的明顯例子。香港回歸後，大批遊客從大陸四面八方湧向香港，購物成為旅遊事業中「重中之重」 的推廣。然而在香港人的眼中，這些只不過是既土又狂的「暴發戶」而已。七十年代日本遊客的類似行為，卻卑躬屈膝地認為日本人懂禮貌、有修養。
在這樣的複雜心態下，面對突發的「反修例」 所引起的抗議、騷亂甚至武力衝突，竟一股腦地歸罪於北京的「暴政」 所引起，香港政府也就成為北京的「附庸」 了。殊不知這樣的心態，遭一部分唯恐天下不亂的極端份子利用。其中當然不乏外力的干預和支持，造成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
這使得筆者回憶起香港回歸時一些點點滴滴。香港在雷電交加的夜晚，舉行了交接儀式， 與此同時，北京也在工人體育館舉辦了隆重的慶祝活動，筆者有幸應邀出席，整個體育館座無虛席。那天晚上，香港傾盆大雨，英國王室查理斯王子代表英國政府出席了降旗交接儀式。
交接儀式前，數以千計來自全球的媒體，都抱著同一個心情等待著驚心動魄的局面出現。因為那是英國殖民地獨立後必然現象的重現。然而傳遞給全球的卻是和平有序的場面，第二天全球的媒體即打道回府了。
交接儀式後，電視上出現查理斯王子和他的隨從神情漠然，孤單單地上了遊艇駛出維多利亞港，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冉冉升起的時候，我的視線模糊了，心緒卻很振奮。經歷了一百多年的殖民屈辱，香港終於回到祖國的懷抱。
但在看到查理斯王子落寞的神情那一刻，我腦海中一直不斷盤旋著得不出答案的疑問。英國是世界上殖民歷史最多最長的帝國，香港落入他們手中，每年向英國王室進貢近三千萬英鎊的獻禮，都是生活在香港的中國人民血汗錢。如今突然失去這塊肥肉，難道英國政府真的會善罷甘休？而英國政府的殖民政策中，在當地製造矛盾，挑撥離間的手段，也會從此消失？
筆者第一次到香港是1950年，那是隨著父親逃離大陸，在羅湖邊界經蛇人的安排偷渡到香港，寄居在叔父家，就是一個難民，三個月後，得到臺灣的批准去了臺北。1962年，為了從香港搭乘法國「寮國號」客輪前往馬賽，轉到西班牙求學，從淡水的英國領事館獲得48小時過境簽證。這兩次的香港之行幾乎沒有留下任何的印象。
1968年，以持有中華民國護照的遊客身份到達香港，停留的時間和前次一樣，仍然是48小時。在離境的那天上午，發現還沒有備足回義大利後贈送給義大利好友的小禮物，於是前往香港的移民機構，期望能獲得簽證延長24小時。
接待的是一位英國官員，態度和藹可親，笑容滿面。交談後即帶筆者到一位中國官員辦公室，他們雙方耳語了幾句英國官員就離開了。那位中國籍的官員翻了翻筆者的護照，面無表情地一口拒絕了延長簽證的要求。
就那短短的幾分鐘，第六感讓筆者體會並證實英國政府殖民政策中 「以華制華」的高明手腕。英國官員的笑容代表著和藹可親，中國官員的嚴肅卻反映出對自己同胞的無情，十足地表達了中國人和中國人之間鐵面無私敵對情緒。
在香港購禮物的心情也由此消失，也在那一刻眼前凸顯童年時代的上海生活。那時候上海被分割成英、法、德等國的租界。英租界外灘公園門首的「華人與狗，不准進入」牌子，以及法租界霞飛路 （今天的淮海路）上的法國公園 （現在已正名為淮海公園），讓中華民族的孩子在自己的國土上，只有佇立在這些公園外面，僅僅擁有用好奇的眼光向鐵圍欄裡遙望的「權力」。直至1978年，當筆者在上海第一次走進那久違的外灘公園和法國公園時。已經沒有了孩子對公園的天真童心，只有無限的傷感湧上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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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殖民策略
從周遊世界的經歷中，舉凡在英國殖民地停留時，幾乎可以嗅出香港英國殖民官員的氣息，如西班牙南邊的直布羅陀，西班牙人只能在「以西制西」的政策下，接受英國培植下的西班牙人的管治，其中的矛盾和香港在「以華制華」環境裡不相伯仲。
到南大西洋阿根廷的瑪律維納群島上遊覽時，已經看不到拉丁民族的風貌和傳統，空氣裡飄揚的氣息是典型的倫敦翻版。島嶼的名稱已經被改為福克蘭群島。為了鞏固佔領，英國政府在群島上竭盡全力提供高水準的福利來籠絡人心。包括在學青年不分男女，只要有意到島外大學求學，除了提供全部學雜費，還在生活上給予補助。其他對當地居民的醫療衛生等福利更不在話下了.
而在印度、斯里蘭卡、緬甸、尼泊爾等國家，甚至臨近非洲的印度洋島國模里西斯旅行的時候，雖然這些國家已獨立很久，仍能讓人在有意無意間，感受到英國過去殖民時代留下的餘蔭。值得欣慰的是這些國家在脫離英國殖民統治後不久，就開始採取許多措施來去除英國的影響痕跡。
英國人在印度殖民時，重要港口孟買被翻譯成為 Bombay，現在已經恢復了印度的原名 Mumbai 。
斯里蘭卡 （Sri Lankan) 在英國殖民時代稱之為錫蘭 （Ceylon），錫蘭的紅茶還曾紅極一時。緬甸曾經在英語上稱為「Burma」，現在恢復了它的舊有名稱「Myanmar」。 其首都仰光曾經被英國人翻譯成「Rangoon」，如今已恢復其舊有名稱 「Yangon」。
這次香港連續的騷亂，就不由令人將它和印度及巴基斯坦之間英國人留下喀什米爾無窮盡的流血衝突醜陋聯想在一起，並擔心香港是否會從此變本加厲演變成無止境的社會衝突？
其實在香港回歸開始，美國在香港的總領事館，即已經開始部署接手英國製造矛盾的局面。掌控著當地對政府和北京中央政府有異見人士的接觸，美國對這次騷擾的插手已經是公開暴露出來。中國外交部也公開聲稱，此次的騷亂是美國的「作品」。
之所以香港會出人意料因為「反修例」而演變成一場接連一場的警民衝突甚至流血，北京也不能將責任完全推卸到香港政府身上。香港已經回歸祖國二十年，但在香港九龍凡是和英國有關的街道名稱，如皇后大道，以英國政治人物命名的街名均原封未動，凡是去過香港的海外華人或是外國人士，都仍然是有置身於英國殖民時代的感覺。
再則英國人左邊開車的習慣，二十年以來一直沒有改變成右邊開車。港粵間的交通也因為兩種不同的駕駛方向造成烏煙瘴氣的怪現象。
大陸解放後，上海的殖民街道名稱都迅速改名。如法租界的霞飛路，現在改成淮海路，法國醫院，現在也該組稱為上海第二人民醫院等。廣州往昔被英國人稱為 「Canton」, 而且和廣東省的譯名混而為一，如今已經恢復成拼音 「Guangzhou」。
香港回歸了二十年，卻依然沿用英國殖民時代從廣東方言直接翻譯為 「Hong Kong」 的名稱至今未予變更。筆者注意到曾經有一段時間，中國官方的文檔中，使用過拼音的 「Xianggang」 ，但不久後又銷聲匿跡，令人費解。而香港特區政府在一些官方的場合中用英語發言，在中文為唯一官方語言的政治體系中，即使是實行「一國兩制」，也不能隨意用外語作為官方語言使用。
去年十一月，筆者和妻子在亞洲旅行期間，特地安排了一天去參觀10月23日剛啟用的港珠澳大橋。這座大橋總長55公里，是世界上公認的最長跨海大橋。我們乘坐公共交通往返，不僅方便而且出奇的便宜。往返車資才二十元人民幣。假如這個工程放在歐美國家，交通費用肯定不菲。我們坐在長途汽車裡，望著這座如同大海上的巨龍，心情澎拜不已，北京方面對港澳市民的設想周全而具體，真的是為他們高興。
然而當下的騷亂，直接影響到老百姓的幸福生活而令人牽腸掛肚。筆者曾與香港的友人交談，幾乎都一致認為，一些唯恐天下不亂的極端分子，充分利用了社會的矛盾， 在外力的支持下，他們挑起爭端，製造恐怖場景，將成為如同電視上經常看到的國際其他地區的紛爭令香港人無所適從，加上外力的媒體宣傳，國際間由來已久的反中情緒日漸高漲，給北京製造了難以控制的局面，目的只是要中國屈服於壓力之下俯首稱臣。
這樣的錯誤估計，雖然給極端份子製造騷亂的一時之快，他們充分把握著進可攻退可守的有力據點。一旦失敗，他們早已有人在外接應一走了之。並不能改變一直以來糾纏著許多香港人「恐共」、「親共」和「輕共」的矛盾心理。假如香港社會不趕緊覺醒，儘早讓社會恢復往昔的正常，留給大多數無辜而善良百姓的將只是無窮的後患！
（2019年8月1日完稿於溫哥華）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正在撰寫外交耆宿劉師舜的傳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