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圖／由作者杜平提供）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Y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4.3 我所追求的評論風格
從報紙轉到電視，雖然還是在媒體這一行，但我發現兩者之間存在著不小的差異，其主要差異在於，一個是報紙思維，一個是電視思維。由於做報紙評論太久的緣故，我過去一直認為，只要角度新穎、觀點深刻、表述清楚就是好評論，但後來發現事實並非全然如此。
比如，我們閱讀報紙評論時，都是一邊閱讀，一邊思考，每字每句都能夠清晰地進入大腦。一篇文章好不好，首先要看觀點，其次是看表述方式和文字品質。至於作者長得什麼樣，讀者一般不會去關心。而電視則不同，好的觀點並不等於好的節目。即使觀點很獨到、很深刻，但若表達方式不好，那麼，再好的觀點都很難閃光。假若觀眾不喜歡你的形象、表情、穿著、髮型、言語風格、肢體語言以及其他任何一個細節，或者他們本來就對你有先入為主的成見，那麼，好的觀點也不能變成好看的節目。
電視是供人“看”的，報紙是讓人“讀”的；電視是讓大腦輕鬆的，報紙是讓大腦思考的。電視和報紙的區別，大致上可以這麼形容。
儘管如此，在很長時間裡，我還是無法適應電視思維，尤其抵觸那種以誇張的表述和缺乏分寸的觀點去嘩眾取寵。我以前給報紙寫評論，非常注意觀點、邏輯和語言的嚴謹，否則白紙黑字，經不起推敲，污點證據便一輩子跟著你。而電視評論卻是另外一種情形，若不能吸引觀眾，他們的注意力就很難集中，結果就是聽而不聞。所以，電視節目必須想方設法地刺激觀眾的感官，讓他們不自覺地跟著你。
縱觀兩岸三地這些年來的電視評論，我初步做了一個總結，大致有三種情況能讓觀眾豎起耳朵。其一，選題恰當，言之有物，論之有據，內容有思想，觀點有深度，而且深入淺出；其二，尖酸刻薄，糞土權貴，指桑駡槐，憤世嫉俗；其三，善於表演，裝腔作勢，遽下結論，語出驚人。
鳳凰衛視所一直堅持的自我定位，就是有國際風範的大媒體。這個定位要求其時事評論必須是嚴謹的、負責任的、有品味有格調的，這與我的一貫堅持完全符合。我很清楚，大多數觀眾之所以很在乎鳳凰衛視的評論，主要原因也就在於此。作為大眾媒體，電視評論既要有別於故作高深的學術論述，避免板著面孔、居高臨下地說教，同時還必須避免低級趣味和刻意媚俗。評論者與觀眾處於同等地位，不卑不亢、不倨不恭，才是恰如其分的角色。若時事評論能夠做到更有趣味，當然最好不過，但這並不等於要自降格調或者嘩眾取寵。
以我對各地媒體行業的長期觀察，無論是報紙還是電視，人們在努力吸引受眾注意力的時候，既有低估觀眾品味的錯誤，也有屈意迎合、投其所好的現象。更為不當的是，有些人喜歡投機取巧，利用社會上的某些不滿情緒，充當部分受眾的代言人，替他們發洩情緒。雖然這種做法很討好觀眾，但往往也會使自己的格調每況愈下，甚至會挑起和擴散社會上的對立情緒。我總是覺得，媒體的責任不應該是消極地迎合，而應該是積極地引導。媒體人絕不應該自私地利用公共平臺，把自己塑造成單打獨鬥的英雄好漢，假借仗義執言的幌子去沽名釣譽。
任何一個時事評論員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場和價值觀。而新聞評論的專業要求是，評論者要避免以個人的立場去解釋具體事件，尤其不能用個人的立場對某個新聞事件做出有失公允的價值判斷。坦白地說，這一點最不容易做得好。無論在哪一個社會，無論在什麼情況下，凡是在公共媒體上發表言論的評論者，他們所遇到的第一個敵人不是任何外在的因素，而恰恰是自己。在本質上，任何言論都是主觀的，因為不同的評論者有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經歷和不同的修養，這些因素都會時刻影響著他們對某個事件的感受。這就是為什麼，在針對同一個事實發表評論時，不同的人卻有著不同的觀點，有時候甚至是相互對立。
但是，評論的主觀性並不等於以自我為中心和偏執狹隘。借助公共媒體發表言論，首先必須遵守“公共”原則。這個原則的核心就是照顧公眾的普遍感受，不挑戰已經被普遍認可的價值體系、普遍遵守的生活方式以及普遍抱持的利益訴求。
有趣的是，我加入鳳凰衛視之後，中國內地的一些觀眾便開始對我的政治傾向發生興趣，繼而根據他們各自的理解和感受，給我貼上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政治標籤。我剛來香港時，有人說我是“新自由派”；過了一個時期，又有人說我是“新左派”；再過一陣子，便有人說我是“來自新加坡的五毛”。
兩年之前，丹麥的一位學者專程來到香港找我，就中國內政和外交問題和我進行很長時間的談話，目的是要寫一本關於中國“新左派”的專著。我問他為何把我定為“新左派”，他說看過我的英譯文章，立場比較傾向於中國現行體制，並說他的中國朋友都認為我是“新左派”。
說實話，所謂的“新自由派”、“來自新加坡的五毛”和“新左派”，我對這些名詞的確切含義真的不太清楚。我最清楚的是，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努力地以超脫的姿態觀察中國政治，以旁觀者的身份去評論中國和世界。所以，這些政治標籤對我都不適合。我是媒體人，我服從於專業原則，我聽命於道義良心。
無論是過去做報紙，還是現在做電視，我堅持追求的評論風格，就是態度溫和，觀點犀利；心中發熱，口中冷峻。我所推崇的評論，必須是專業、嚴謹和有深度的，不輕佻，不浮躁，不媚俗，不嘩眾取寵。從當駐外記者開始的幾十年裡，我幾乎不間斷地閱讀英美主流報紙，關注英美幾家電視頻道。比較而言，我更欣賞英國幾家主流報紙的專欄文章，彈無慍色，贊無媚相，綿裡藏針，老奸巨猾。看上去溫文爾雅，實則是一針見血，其背後體現的是修養、知識、睿智和人格。我希望自己能夠做到這一點，也希望更多中文媒體遠離噱頭和淺薄，避免自作聰明和強詞奪理。
當今中國社會處處嘈雜，個個喧嘩，有些人以為嗓門越大、態度越狠，就越能顯示出自己的份量。實際上，以這些年來的觀察，我發現平靜地說話其實更有力量。當所有人都試圖用大嗓門壓倒對方的時候，反而是那種心平氣和、沉著穩重的聲音更讓人願意傾聽。中國社會現在最需要的是平心靜氣。假如評論者都能從自己做起，講理時心平氣和，那麼，這個社會也許就會安靜很多。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