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同學瑪格麗特母親的油畫像，現保存在她弟弟家中。（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作者／劉敦仁
坐在郵輪的陽臺上，凝視著白色的浪花，隨著一望無際的深海，時而起伏，時而激蕩，就如同人生的掙扎或是拼搏。漸漸地我的思潮隨著浪花回到了近六十年前的「留學」生涯。
這次到歐洲是我夫婦結婚五十年的一次慶祝行程。我定了99天，而不是一百天，因為人生中沒有十全十美，只有帶著缺陷的奮鬥才更展現出晚年的幸福。
99天的旅程中，幾乎都是我們曾經生活或者留下過足跡的地方，其中馬德里的四天行程是一個非常特殊而且具有我人生紀念意義的行程。
西班牙的求學生涯
1962年我到西班牙求學。在到美國留學風氣彌漫的臺灣環境裡，我選擇南歐的窮國家，曾被看成是我的「沒出息」，因為我不懂得爭取在美國可以打工賺零用錢的機會。倔強的個性卻令我選擇了去探索古老而浪漫的伊比利亞文化和歷史。
到達馬德里後，面臨的困難幾乎讓我斷了求生存的希望。教會提供的獎學金只能看成是救濟方式的膳宿供應，而尚未臨近的四個月暑期所需，足以讓每個留學生絞盡腦汁。
然而生活在同一宿舍的老留學生，似乎並沒有任何經濟的壓力，每天近午夜時分，他們回來後，宿舍裡一片熱鬧。我在圖書室裡溫習功課，只聞到從臥室裡傳來的烤雞香味和紅酒的誘惑力。我好奇地借機到臥室一探究竟，果然他們都坐在床沿，一手抓著烤雞往嘴裡送，另一隻手則拿著一瓶紅酒往嘴裡灌，還高談闊論，並沒有注意到我的出現。我不禁吞了下口水，躡手躡腳地回到圖書室，繼續我的苦行僧學習。
經過瞭解得知，馬德里正值秋高氣爽的季節，美國好萊塢電影製片廠山繆爾‧伯朗斯頓（Samuel Bronston）在近郊拉斯‧瑪塔絲（Las Matas）拍攝以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為主題的電影，片名為「北京五十五天」（這部影片迄今還不時在歐美的電視臺上出現）。由於故事發生地點是北京，所以片中需要很多中國人作為群眾演出，每天演出報酬為十個美元，在六十年代這是個極其誘人的收入，也是在失業率極高的西班牙一個千載難逢的賺錢良機。
消息傳出後，當地及歐洲其他地區的中國留學生都蜂擁而至，甚至臺灣駐歐洲使領館外交官的家屬也蠢蠢欲動，最後雖然驚動了臺北外交部門，進而下令禁止參加這部有喪國格的影片演出，但又有誰能拒絕這個天上掉下來的餡兒餅？
到了耶誕節期間，為了要拍攝八國聯軍攻打北京時，守護紫禁城的清兵被擊斃後，要從城門上摔到護城河裡的鏡頭。在天寒地凍幾近零度氣溫下，製片公司給有勇氣的群眾演員，每跳入一次冷水即增加十個美元的額外報酬。
經過數個月的拍攝，這部羞辱中華民族的影片終於殺青，每個參加演出的中國人，幾乎都獲得兩千美元左右的收入，難怪在同一宿舍的「群眾演員」，每次見到我這個來自臺灣的窮酸學生時，總會不經心的擺出不屑一顧的神態，我也只能逆來順受。
有位好心的同學曾經問過我，是否也願意參加演出。在「高收入」的誘惑力感染下，我的確動搖過學習的信念。但經過深思熟慮，深感不能因為一時的利益，卻違背于斌總主教送我到西班牙深造的一番苦心，最後我終於克服了心靈上被誘惑的魔力。
影片殺青後，在馬德里的一流影院舉行首映。我意外地收到西班牙外交部的邀請出席首映儀式，當我穿著從臺北帶來的唯一套西服 （那套西服還是曾在中央廣播電臺服務是發的制服），踩著紅地毯步入影院時，紅地毯兩旁佇立的是來自歐洲中國留學生，裝扮成清兵，手中還執著落伍的被八國聯軍擊敗的武器。當然在觀賞的過程中，我的視線一直是模糊的，而在銀幕上出現「劇終」時，我的手帕已經可以擰出水來了。我一直不解，當時的歐洲留學生是抱著怎麼樣的心態參加演出的？更有甚者，那些晚上他們回到宿舍享受烤雞和紅酒時，內心又是怎麼樣的感覺？
[PAGE_BAR]
無獨有偶，經過了若干年，我因公再度踏上西班牙，在巴賽隆納的一家中餐館裡，發現為我服務的就是我當年同房的香港留學生。當然這偶然的相遇情景的尷尬可想而知。而突然進入我腦中的是，那時候他們一群學生半夜拍完戲回到宿舍，在臥室中吃烤雞飲紅酒的情景。可誰又能預料，那每天十個美元的優越生活，最終給他的報酬竟然在中餐廳裡當服務生。
當然我沒有告訴他自己在教育界服務，因為可想而知，那次相遇，在他的心中肯定留下難以想像的「自卑」，而我那頓飯留下的印象則是「形同嚼蠟」。
回想起那時候我每個月為香港的中外畫報寫一篇介紹西班牙傳統文化的短稿，感謝蘇錫文總經理按期給我郵寄十美元的稿費，我也就是依靠這菲薄卻來之不易的稿費，作為我一個月的零花，和當時那些留學生參加拍攝電影每天十美元的收入相比，真有天淵之別，但我卻甘之如飴。
在求學期間，我認識了一位女同學，她的名字是瑪格麗特‧孔伊克埃切阿（Margarita Goigoechea）和她的男友卡洛斯。雖然我在臺灣曾跟隨在臺北服務的西班牙修女學習西班牙語達五年之久，到了馬德里後，生活上可以應付，但是在課堂上聽課就感到困難重重。這位同學和她的男友，就為我安排每週一到五晚上同在國家圖書館閱覽室學習，只要我遇到困難，他們即時給我講解。在他們二位的協助下，給我的學習增添難以估計的信心。
漸漸地，我成為她家庭的座上客。她母親時不時約我去他們家晚餐，在一個舉目無親而且手頭拮据的窮學生眼裡，她精緻的烹調手藝，就是我終身難忘的豐盛佳餚。她簡單的問寒問暖，給了我解除客居他鄉寂寞孤單的溫情。
結束第一個學年，面臨暑期來到前，在閒談中，我只是不經意地向瑪格麗特吐露對如何度過未來四個月暑期生活感到困惑，當時有很多留學生都計畫去德國漢堡碼頭做搬運工，但我一想到近代史上中國勞工悲慘命運，就立即打消了這一願望。
隔不多久，她和往常一樣，約了我去她家晚餐，餐前她母親領我到廚房去，打開冰箱，只見裡面滿滿的但有序地放置著蔬菜水果乳酪等食物，甚至還備有葡萄白酒。接著又打開上面的凍櫃，也擺滿了一包包的雞，牛肉豬肉及魚蝦等。
她微笑著告訴我，他們一家近日要到郊外的別墅度假一個月，這段時間我可以搬到他們的家，沒有任何的干擾，安安靜靜地複習功課。冰箱裡放置的食物和酒，就是特地為我安排的。
她的細緻安排已不僅僅是雪中送炭的恩典，卻是慈母般的愛護與關愛。而在漫長的四個月暑期中讓我解決了一段時間的燃眉之急。
一年後，于斌總主教到馬德里拜訪佛朗哥元帥，在百忙中我仍然得到機會去酒店聆聽教誨。交談中他問我是否願意到梵蒂岡工作。那時候天主教正在進行世界第二次大公會議，原來設有七國語言的新聞辦公室，計畫增加中文和波蘭文，所以于總主教給了我這個機會。
他要我明年八月等他的消息。果然次年八月，收到于斌總主教從羅馬發來的親筆信，告知他已抵達羅馬，等待我的到達，同時他要我先購買機票飛羅馬，抵達後，再向梵蒂岡報銷。能參與這個百年一遇的天主教會議，本身就是一個極高的榮譽。然而這張機票卻讓我有打退堂鼓的念頭。在國家圖書館出來時，我向瑪格麗特道出內心的困惑和無奈。
第二天下課之後，瑪格麗特與我結伴回去，他父親在客廳等著我，一坐下他即開門見山地對我說，這份工作對我很重要，鼓勵我好好發展，同時將一個信封放在我手中，要我先買機票，等以後有機會再還不遲。
改變命運的舉動
瑪格麗特父親的這一義舉，改變了我後半生的事業和命運。我一生中也不斷設想如何能對這一對善良而慈祥的長者報得三春暉！
隨著歲月的流逝，我對西班牙的重訪計畫也一直因為種種原因無法實現。從和瑪格麗特的往返信件中，得悉兩位長者分別在1975年和1996年先後離世。對他們的感恩圖報也就成為永恆的遺憾。
今年適逢我夫婦結婚五十年，我們選擇了歐洲作為紀念旅程，是因為我們的生命和歐洲有著千絲萬縷的情誼。我因得到瑪格麗特父母的恩典而改變生命，我們在歐洲相識，又在日內瓦締結良緣。
瑪格麗特（中）及弟弟（右）與劉敦仁（左）一同前往其父母墓園獻花祭掃後合影。六十年後彼此均已是垂垂老矣。（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儘管99天的行程中重溫古老文化藝術賦予我們生活中的美感，但最重要的卻是我們專程飛到馬德里，在瑪格麗特和弟弟塞沙的陪同下，前往郊區的公墓，含著淚水向這兩位始終活在我心靈中的長者獻上鮮花一束，遂了我等待多年的夢想，向他們陳述我生命中能擁有今天，幾乎都是來自他們慷慨和無私的支持。
望著那座樸素的灰色墓石，上面除了簡單地刻著他夫婦的姓名及離世的年月日之外，還有他們的小女兒及長孫的名字。不禁令我肅然起敬。這個沒有任何精雕而樸實無華的墓穴中，安息著他們家中的祖孫三代，正是瑪格麗特父母簡樸一生的展現。
佇立在郵輪艙室的陽臺上，遙望著地平線的天際，那朵朵白雲如同瑪格麗特母親的卷卷白髮，雲際中露出的燦爛陽光，好似她臉龐上始終掛著的慈祥微笑。而深邃的大海就如同他夫婦的寬闊胸襟，緊緊地將我擁抱。
這次的金婚之旅，固然溫故知新地享受了歐洲的傳統，但為瑪格麗特父母呈上遲到的敬禮，是這次旅程中最重要而無價的一段記錄。他代表著六十年上一輩傳遞的異國恩典，也象徵著我們下一代雖已是耄耋和古稀之年卻仍然維繫著的珍貴友情。
（2019年7月6日在地中海郵輪上完稿）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正在撰寫外交耆宿劉師舜的傳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