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媽在精神療養院相遇、相戀，生下他。
「瘋子的小孩！」曾令他羞恥，
「我會發病嗎？」是最大恐懼。
但他翻寫了命運。他成為TFT的老師。
【我的恐懼】
我會發病嗎？
「我會發病嗎？」
嚴格來講，答案對我而言是「我不確定」。
圖片來源：寶瓶文化提供。
為什麼我要當眾自我揭露？
自從開始分享我的生命故事後，偶爾會被問到類似的問題。最近一次發生在二○一六年年末，我加入的教育組織ＴＦＴ（Teach For Taiwan，「為台灣而教」）某次的分享會後。那是我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提及我的父母。
會前準備的時候，我問自己為什麼要當眾自我揭露：是藉由訴說來自我療癒？是以分享之名讓自己看似與眾不同？或是高舉憤世嫉俗的傲慢，帶著隱隱作痛的恨宣示「我正常得很」？
都不是的。我只是想利用自己走過的路作為素材，力道微弱但堅定地讓在場的人體會，像我這樣背景的人沒有比較高明，也沒有比較不堪，用故事換故事，喚起有緣人心底的勇敢，勇敢地抗拒旁人的異樣眼光。而這樣的抗拒，只為了讓自己更自由一點，更自在一些。
當我在那場分享會中提及「我父母都是思覺失調症患者」時，面對上百名聽眾，我心裡不由自主地停頓了半秒，偷偷地換了口氣──那不為人所察，甘苦自知的半秒，承載著我近三十年的心路歷程。那對我來說像是一種跨越的儀式，就從那時起，我知道離想要的自在更近了。
但同時，那停頓的半秒，為的也是仍存在於我們社會裡，處處可見且天天上演的無知、無情和無理。
下了台，迎面走來一位老先生，對著我便說：「小老弟啊，看你父母這樣，你不是遲早也得發病。你這樣當老師合適嗎？」
我裝作沒聽清楚，希望他能察覺到自己有多無理。「不好意思，你剛剛說什麼，我沒聽清楚。可以麻煩你再說一次嗎？」
自稱是退休教師的老先生可真當我沒聽清楚，再一次當著我的面，探問我會不會發病，質疑我作為一名老師的正當性。咄咄逼人的口氣，聽得出來他那是在譏諷。我明白，像他這樣的質疑很常見，但很多常見的事都不合理，而很多看似主張理性，卻都是令人遺憾的理盲。
我注視著老先生，勉強擠出僵硬的微笑，兩個我在心裡拉扯。理性上我知道該試著理解他的無知，諒解他的魯莽，這樣才有可能化解以眼前這位老先生為代表，不少人的迷思。我也明白「據理力爭」在我們的文化裡顯得傲氣凌人，「含淚澄清」又怕讓人覺得是我顧影自憐，徒然牽動氾濫的同情心而模糊焦點。
在那個當下，我無法正面回應他的問題，因為心裡覺得好無奈、好委屈。感到無奈，因為再怎麼樣我也不想去苛責一個所知有限的人，這個侷限我選擇歸咎於我們的社會和文化，苛責他，對他而言未嘗不是一種非戰之罪。覺得委屈，為了曾經的自己以及在各種社會標籤和歧視下掙扎的人。到底一個人要多努力，才足以獲得他人最起碼的理解和尊重？又到底為什麼，最起碼的理解和尊重需要一個人費力爭取？
最後我只能草草結束這對話。「我也曾經這樣想過，不和你說了，我趕時間。」
我回他的是實話。曾經有二十年的時間裡，我也在和自己朝夕相處的驚恐中，等待自己終將發病的預言成真。
我曾等待著，自己終將發病……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疑問，是因為我們覺得精神病跟遺傳有關。更精確地說，在一般的常識裡，我們相信思覺失調症只跟遺傳有關。對於這個觀點，一個簡單的回應是：我的外公、外婆、爺爺、奶奶都沒有思覺失調症。
我想，一個比較公允、完整的觀點是：不同類別的精神病，受遺傳影響的程度略有不同，不適合一概而論。更重要的是，不管是什麼類別的精神病，「遺傳」都不是唯一導致發病的因子，在很多情況下，遺傳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子。
在思覺失調症這個範疇裡，各國統計出來的盛行率大概介於百分之○．三到一．二，也就是說在最嚴重的情況下，每一百個人當中就有一．二個人罹患思覺失調症。雙親之一有思覺失調症的話，子女的罹患率大概落在百分之八到十八；雙親皆有思覺失調症的話，子女的罹患率約介於百分之十五至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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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時，第一次看到像我這樣高風險者的罹患率是落在「百分之十五至五十五」的時候，心裡好害怕。儘管明白這樣的數據需要更細膩的解釋，但心裡還是不由自主地想著：「那我是幾歲的時候會發病？」
那個時期的我心裡很抗拒去玉里的護理之家探視父母。院區裡數以百計的病友，每一個人都像是在預演我的未來。看著病房裡一張張冰冷的病床，我會想，哪張會是我的床位。夜裡回到租屋處，望著鏡子裡的自己，眼淚掉個不停，我好害怕，我不想要這樣。
現在再看這個數據，倒覺得是齣耐人尋味的黑色喜劇。雖然沒什麼好驕傲的，但要落入「百分之十五至五十五」這個範疇真的很不簡單耶！首先，父母都要是思覺失調症的患者。接著，眾裡尋他千百度之後，他們要結婚、行房，受精卵成功、順利懷胎、順利產子，然後才會有我。哈哈哈哈哈，不簡單啊！
從統計上來看：父母都罹患思覺失調症，曾經活在母親發病威脅中、在社區裡覺得無地自容、在同儕間飽受排擠又深感自卑、在各級學校裡被各種大人標籤為問題學生、因感受不到存在的價值而走了一段荒唐路、半夜裡聲淚俱下不知道能恨誰又該恨誰的我──思覺失調症的罹患率是所謂正常人的十倍。
十倍多嗎？作為一名所謂的高風險者，我想問的是：這個問題重要嗎？我家祖字輩的都沒有思覺失調症，而我父母也都曾經是所謂的正常人，他們不也都發病了？一發四十年。
我想，之所以我父母病了，而我沒有，關鍵的差異是在一個還需要更友善的社會裡，我比他們幸運。
我太幸運了，幸運得很奢侈。
父母無力愛我，但我還有愛我、呵護我的家人，支持和接納我的朋友。很難得地，有給我溫暖的高中老師，啟發我思想的大學和碩士班老師，教育路上的恩師救了我，在我差點被教育體制掐死之前。
當然，我的韌性也救了我。年少時每每看著為病所困的父母，擔心步上後塵的同時，我總是在心裡和自己說：「就因為他們都這樣，我絕對不要發病。」
救我一命的，還有我的任性，我骨子裡從來沒接受過誰對我貼的標籤。曾經我恨，我反抗。現在，我帶著一點點的經歷和體會，練習成為更完整、更自在的自己。
第二次重擊，來自我們
每個人身上多少都有會導致罹患思覺失調症的基因，但基因作不作祟，這病到底發不發，更受到生物、心理和社會等內、外在條件的影響。因為父母的緣故，從小到大我牽過好多病友的手，和他們抽菸、聊天，嘻嘻哈哈的，也和他們的家屬交換故事，一同落淚。
有一次會客，爸爸跟隔壁桌的女病友搭起話來，兩個人你一言我一語，用的居然是挺流利的英文。那位病友的姊姊告訴我：「我妹妹本來是名校的儀隊，前途一片大好，誰曉得聯考完後，整個人就變了。」
還有一次，我和同樣來探視的榮民老伯伯聊了起來，他是來看他太太的。原來他太太是買婚買來的，等婚結了，才發現太太的病。
「那你太太怎麼會病了？」我問。
老伯伯說是她年輕時常被家人虐待，甚至被鐵鍊綑綁。
「那你怎麼不離開你太太？」我又問。
老伯伯只是淡淡地回應：「她也是個可憐人。」
如果，那位病友沒有自幼被雙親虐待；那位病友在高中時沒有遭人性侵；那位病友拋棄了名校畢業的光環；那位病友沒有遭受妻離子散的重擊；那位病友頂過了舊時代的政治恐怖……
誰能告訴我，他們會不會發病。
又有誰能告訴我：如果我是他們的話，我撐得過去嗎？而你過得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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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性侵、壓迫，還有太多太多看似理所當然的人際互動中，都埋藏著可能的悲劇。太多故事裡的悲劇，在未來勢必仍會上演，但不代表在悲劇裡受難的人只能宿命般地走上瘋癲一途，只要我們的社會更友善。
也許吧，人生的重擊本來就讓很多病友搖搖欲墜，但我常在想：如果我們的社會少點偽善、少點不必要的眼光和不必要的道德戒律，有更多的人性關懷接應這些受重擊的人，他們會不會多一點點走出陰霾的勇氣跟可能？
第一次重擊來自悲劇，第二次重擊來自同為社會一分子的我們──那些視而不見、充耳不聞與看得不清，誤用理性，誤傷了已在受難的人。
同理，起於謙卑
「你會發病嗎？」
當我們這樣質疑的時候，我們以為這一切只跟基因有關，認為瘋癲和正常之間有一條涇渭分明的界線，而我們是站在線的這頭以關心之名，實際帶著各種推敲與臆測，在剎那的唏噓和嘆息後，回到所謂正常人的生活裡。
「我會發病嗎？」
嚴格來講，答案無論對我，或者對你，都是「我不確定」。
這個問題絕對不專屬於我，它曾經屬於那些已經發病的病友們，也屬於每一個在這個當下所謂的正常人。
我們都不知道明天會遇到什麼事，也都覺得自己不會出事。我們好習慣唾棄那些自己厭惡的，施捨那些覺得可憐的。這世上尚存有好多好多牢不可破，令人發寒的偏見、刻板印象和歧視。
但我們的社會可以更友善，也需要更友善。不是基於同情、憐憫而發的慈悲心，而是一種因為曾走過人性的幽暗，嘗過生命的脆弱後，起於謙卑的同理。
本文摘自寶瓶文化《走過愛的蠻荒：撕掉羞恥印記，與溫柔同行的偏鄉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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