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一對夫妻帶著3個成年的小孩，一家五口從雲林上來到台北，就在台北車站外開始過著街友的生活，3個小孩中除了大姊從小就有精神疾病外，另外2位兒女竟然都是留學外國的高材生，爸爸本身也精通5國的語言，早期是做紡織生意的，家境非常好，後來因為生意失敗，所有資產遭到法拍，因此造成全家都發病，開始出現精神問題上的疾病。後來除了大姊因為有身心障礙的身份，被社會局安置在八里的一家療養院中，剩下的這對兒女，隨著夫婦兩人相繼過世，繼續過著街友的生活，目前仍在二二八公園之中。
看到這裡大家可能會問，為什麼沒有人幫助他們，其實在這過程中，雖然都有治療師和社工持續進行協助，因為他們本身不願意，加上又沒有自傷傷人的情形發生，所以沒有強制就醫的理由，就變成無法處理的燙手山芋，也沒有辦法有更積極的協助輔導方案。根據資料的統計，形成街友的最主要因素，包含有家庭因素、身心健康狀況，以及經商失敗為最多，而街友也以男性居多，現況大概是9：1的比例，通常男性在工作或經商失敗後，會因為面子上的問題，不願意回到原本的家庭中，也不想接受家人親友的協助，想要等到成功後再回去，所以暫時以街友的方式生活下去。
街友的議題在台灣已經存在許久，卻很少人真正關心或去了解，他們為什麼會成為街友，也不清楚他們遭遇到什麼樣的問題和困難？其實街友只是一種無家者的狀態，並不是我們所謂的乞討者，有將近九成街友並非出於自願，其中竟然七成是有工作和收入的，而最多人做的工作，就是舉牌、發傳單…等的臨時工服務，只是因為缺少一個有住址的家，所以很難找的到穩定的工作機會。（延伸閱讀：傳單不環保？但我只想活下去）
救世軍台北街友關懷中心指出：「根據單位內的統計數字，目前台北市街友的狀況，在人數上並沒有明顯增減的波動，最大的變化是在2008金融海嘯的那一年，當時是單位服務街友人數增加最多的一年，到現在為止大概都在持平的階段。而在進行外展探訪服務時，就發現有不少是台商，或是從大陸回來的主管階級，而年紀多介在40～60歲之間。」人安基金會補充到：「單位內服務街友的人數，在列冊管理的部份，全省大概有2000多名左右，並沒有明顯的增加，但因為在經濟不景氣的影響下，實際上的人數應該是有增加，而且大部份的街友是有工作，只是都比較不穩定而已。」
根據社會局的福利政策，只要年滿60歲以上的街友，就可以進行以工代賑的補助計畫，一天有500元的工資生活，並協助租屋，脫離街友的身份和生活，到了65歲的時候，就可以申請老人福利的生活津貼；那對於未滿60歲以下的街友們，則沒有任何明文條列的協助方法，對此救世軍台北街友關懷中心提到：「經濟不景氣也有很大的影響，像是50歲左右的街友，想要重新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很難，在相同的條件之下，企業老闆會想要用年輕人，像最近有一位40歲的女性街友，當她去找工作的時候，卻都四處碰壁，所以到最後都還是只能接臨時工維生。」
另外在當面臨重新站起來的難處，很多時候不是別人，而是個案自己心態上的問題，因為如果他自己不想改變，誰來幫他都沒用；像是人安基金會的公關副組長怡欣說：「個人的心理因素，是最無法掌控的問題，因為它可能是最好克服的點，但也可能是最難打開的結，像超過65歲的個案就可以利用法律途徑、或是社福資源，簡單、快速來解決個案生活的問題，不過，通常個案為了不想破壞現有的家庭關係，所以選擇維持現況的生活，這是個人心理層面的問題，如果他自己不想走出來，旁人再多的幫忙都是沒有作用的。」
1979年，台灣南部發生了一個很嚴重的衝突「美麗島事件」，當時正在高中唸書的順福哥，因此被徵召入伍中斷學業，順福哥說：「我那時候就覺得未來學歷很重要，想要把書讀高一點。」不過退伍後的他，卻因為沒錢繼續上學，只能到工廠做鐵工，運氣不錯還被派到大陸工作，因此存了一筆錢，回台中置產重新生活；一切順遂的人生，並沒有持續太久，1999年的921大地震，震垮了他的家，一生賺到的財產瞬間化為烏有，加上接下來一連幾個颱風的影響下，讓國中學歷的他，不但中年失業，只能靠著臨時工維生，最後經歷長達8年的街友生活。
由於個性較安靜和內向，不願意和其他的街友一起生活，所以一個人住在溪邊的橋墩上，雖然只有一張床、棉被及晾衣服的竿子，但順福哥笑著說：「那可是我在河邊的別墅、豪宅呢！」有一次剛好遇到雨季，接不到任何臨時工，餓了一個多禮拜，才求助關懷協會，經由單位黃社工轉介後，2016年才開始擔任隱者地圖的導覽員。導覽不但要主動開口說話，還要和人互動，問他為什麼會做這樣的改變，他說哽咽：「我就堅持下去！看到黃社工熱心協助，還有其他這麼多貴人的幫忙和鼓勵，我都已經落魄8年了，有人給我機會，我一定要賭一下，堅持到最後。」（延伸閱讀：台灣的社會企業撐不住？角落微光的真實案例）
在順福哥提到的貴人當中，其中一位就是「看見台中城」的秀珠姊，她說：「像現在的貧富差距很大，房價物價愈來愈高，是一個標準的M型化社會，這是不可能立即改善的現象，所以未來街友的問題會愈來愈多，狀況也會愈來愈嚴重。街友重生最困難的一點就是重新開始，社會的環境對一般人，就存在不小的競爭壓力，對於街友則更不友善，能像順福哥和小梅姐一樣，重新站起來的例子，真的不多！就像一顆陀螺停下來後，重新要在旋轉起來，需要花費很大的能量，一個人如果放鬆久了，就不會想要改變了！」
人安基金會的怡欣說：「在中壢的平安站，有一位50多歲的黑道大哥，常常喝醉酒之後，會拿了酒瓶來鬧事，後來聽說他年輕的時候，是一位很「大咖」的大哥，在地方上很有勢力，錢也賺很多，但是因為長期酗酒和年紀漸長的關係，所以無法執行幫派的任務，就開始流落街頭，雖然接受平安站的餐食服務，但仍然改不了喝酒鬧事的習慣；一直到2017年的時候，發現他已經被安置在平安站內，因為肺癌未期不能再喝酒，讓他整個人性格大轉變，在他去年離開人世的這段時間裡，不但懺悔以前做過的壞事，開始協助站內大小的事務，也會以自身的故事，勉勵其他人珍惜現有的資源，希望不要再出現重蹈覆轍的事情。」
除了一般民眾不好的既定印象外，就連單位社工身邊的朋友，也無法擺脫相同的觀念，雖然經常會分享給身旁朋友，不同街友的心酸血淚故事，但時間一長仍然會回到既有的負面看法。不過社會上的現況也有慢慢在轉變，之前大家都稱做「遊民」的街友，現在更友善的說法是「無家者」，主要是年輕一代的族群，對於他們的接受度開始變高了，可能是現在的社會壓力太大，精神疾病的發生率變得愈來愈普遍，年輕人開始有感同身受的想法，也會開始為自己的未來擔憂，所以對於類似街友這種弱勢的社會現象，開始有了共鳴和關心。
台灣的福利政策，通常是和選票綁在一起，所以政策考量的重點，不是兒少、老人就是身心障礙者，甚至延伸到動保的方面，而街友是沒有選票的一群，是很少人會關注和討論的邊緣；救世軍台北街友關懷中心指出：「像是申請衛福部的補助方案，因為總預算的關係，所以每年補助的經費都不固定，存在著極大的不確定性；人力支援也是問題，除了台北市的社會局，是唯一有遊民服務組的單位，其他縣市政府，則是併在社會局的救助科之中，根本沒有專責的服務人員。」這些都是未來福利政策，可以努力改善的方向和目標。
看見台中城的秀珠姊說：「幫助弱勢族群，要提供不同的方案，讓人有更多選擇和執行管道，但台灣的現況是，很多人都有關懷弱勢族群的心，但真正跳下來做的人真的很少，因為提供的補助和資源太少，通常在考量和評估後，就會選擇放棄。」也有很多人會問，為什麼要幫助一個過去胡作非為的個案，人安基金會的怡欣，提出另一個看法：「當看到他們因此有了好的改變，你就會知道這才是真正幫助了一個人，在他真正需要幫助的時候，給不給他們這個機會，讓他開始反省而改變，這就是你的選擇權了。」
其實變成街友並不是自願，很多時候想翻身卻苦無機會，如果無法給他們更多的幫助，但最少給他們一個友善和平等的環境，一個真誠的微笑，或是一句簡單的問候，相信改變你我都能看的見；因為或許下一個遭遇挫折，而淪落街頭的就是你我，所以更需要將心比心，才能感同身受，助人如同助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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