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街舊事》黃開禮：那個時代，重慶南路「書店一條街」
在那個時代，店面被視為不得了的金雞母，尤其從北門到西門這一帶，是臺北城最繁榮的中心，重慶南路「書店一條街」是國家文化重鎮的象徵，這裡出入最多的就是年輕人。年輕人是生力軍、是社會未來的棟梁，所以書店販賣的其實就是希望與隱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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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金石堂城中店6月底即將熄燈！
我到大中國圖書公司當學徒時，是戰爭破壞後重建的時代，民心渴望知識，對世界新知的追求十分迫切，書店如固若金湯的堡壘，提供了一種穩定與信心的抽象概念，對擁有書店的業者而言，也是一隻下金蛋的母雞。當時書店都兼營銷售和出版，出版才是書店最大的利潤所在。至於門市，就是讓書可以曝光的地方。在資訊封閉的早年，銷售機會只有靠門市，由於雷同、重複的產品太多，擁有店面就贏了大半。
有鑑於當時不容易在重慶南路租到門市，為了讓剛萌芽、沒有門市的出版社有機會展售書籍，於是「臺北出版同業協會」從一九六○年代開始，每年在臺北信義路國際學舍大廳舉辦為期一個月的書展。到了一九七○年代，皇冠、遠景等五家出版社一起租下西門町新世界電影院旁、「西瓜大王」左鄰之千坪地下室，採類似百貨公司專櫃概念的規畫，由各家出版社分租經營，稱為「中國書城」。當時西門町是臺北最熱鬧、最時髦的都會中心，附近百貨公司、電影院、餐館林立，是吃喝玩樂的集散地。「中國書城」占了地利之便，看書、買書的人非常多，生意興隆不下重慶南路的書街，學生則是書城最主要的顧客。
歷經十五年左右，這五家出版社已經成長為頗具規模的大出版社了，最後五年由我的前同事華立本斥資獨自經營中國書城，直到一九八八年結束，華立本即移民定居美國至今。中國書城雖然只存在不到二十年，但它不僅是當時新興出版社迅速成長的推手，也在學子、讀者心目中留下美好的回憶。
其實門市的利潤微薄，如果沒有自己品牌的出版品做主力，要獲利並不容易。我自己開店時，房租就占了營運成本的三分之一，人事占三分之一，稅賦、水電等開銷不說，一本書進價七折，售價八折，賣十本書可以賺一本書。如果不巧有雅賊進門，偷了一本書，就要白做十本書才能打平。如果是書店兼營出版，自己的書在店裡經銷就是賣一本、賺三本(成本三成)。所以，書店一定要兼做出版，才有高利潤。當年偷書賊非常多，當場逮到時，如果偷的人不是學生，就要按照定價買下；如果學生偷了學生用書，就以折扣算，並告誡了事。偷書賊有的是個人行為，有的則是集團操作，也就是偷了書，待達到一定數量後，再轉賣到收臧的不肖書店，偷書也變成一種專門「行業」。
基於大家經濟都不富裕，有時發現有人偷書，我仍叮嚀店員不必大聲嚷嚷，而悄悄對他揭穿事實，讓他知錯就好。可是每季盤點時，短少的數量還是非常多！還有一種人，定期出現在書店某個角落，聚精會神的看書，直到書店打烊才走，還會在書頁摺角，為下次繼續看做記號。我們並不鼓勵這種「偷呷步」的方法，但也很同情他們站了大半天，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當年臺北也有圖書館，但寧可冒著被驅趕之險，也要賴在書店，可見圖書館的資源並不便民。
至於門市和出版社之間的交易規則，門市對小出版社除了進價的折扣，還有結帳時的「七折八扣」，比如進價是七折，結帳時再九扣或八．五扣、八扣。但對大出版社如中華、正中、商務等就不會這麼做，通常會開三個月的支票給出版社，但如果店家願意給現金支票，那就是再扣三％。
由於轉折進口的書籍成本愈來愈高，業主發現不如在臺灣翻印，速度快、利潤也更好。書店派人到香港、上海購買樣書，直接翻印。當年的活版印刷需要一個一個撿字之後再印，大概需要一個月，於是很快的，有人引進照相印刷術，只要一天就可以完成製版，老舊的手動印刷機因此被淘汰。
我晉升為書店先生後，是臺灣從農業轉型工商業階段的一九六○到七○年代，當時物資匱乏，又有種種政治禁忌和限制，人心苦悶、壓抑，無處宣洩，由於電視還不普及，看電影又是高端消費，閱讀便成為一般人消遣情緒的出口，尤其是言情小說，厚達五百頁以上的「磚頭書」大肆流行。租書店也應運崛起，造就了大眾文學的傳播風潮，無論言情、武俠、歷史、古典小說或鄉野傳奇，都是書店的熱銷書。
武俠小說最早在報紙副刊上連載，每日刊出約一千字，讀者往往意猶未盡。因此，出版社將作品集結成書後，立即風靡全臺。但那時買書對一般人仍是負擔，租一本書只要書價的十分之一，租書店因應運而生，光臺北地區就有一千多家，雖然大多設在小巷弄裡，卻門庭若市。為節省紙張，武俠小說採用三十六開版本，每本七十二頁。通常一部武俠小說的套書，從八十本到一百二十本不等，讀者受到情節吸引，一本本租來看，租書店和出版社都獲利不少。為了開發更多書源，出版社鼓勵大家創作，吸引很多公務員加入作者行列，反正都是用筆名，沒人知道底細，因此有不少濫竽充數的作品，但在武俠熱潮下，武俠迷還是照單全收。
除了武俠小說，租書店另一主力是言情小說，這兩種類型成為當時的出版主流，這種創造作者、出版社、租書店、讀者四贏的「依存關係」，成為文化界的另類現象。一九七○年代，臺灣經濟起飛、國民教育普及，出版作品日趨多元，尤其開始有學院派進入，還有嚴肅的文學討論，「大眾文學」與「純文學」漸漸壁壘分明。此後，租書店雖然一度沒落，但很快的，日本漫畫興起，漫畫書又為租書店創造另一波高潮。
隨著臺灣經濟快速成長，不僅商學院的學生，一般生意人更想了解經濟學，臺大教授施建生寫了《經濟學原理》(一九五四年出版)，自費出版，委託「三民書局」寄售。本來只有三、五十本寄售，後來這本書成為準備高普考和專業考試的必讀之書，三民書局因而向作者批斷，當獨家總經銷，給同行八折的價格。這本書暢銷多年，讓作者、經銷商都獲得極高利潤，創下寄售的奇蹟。
《經濟學原理》是寄售書的特例，多數作者自費出版再拿到書店寄售的書都賣不好。我在大中國圖書公司當夥計的年代，宜蘭頭城作家李榮春曾拿他的作品來寄售，關於寄售的成績，他在一九五七年的《文友通訊》提到：「《祖國與同胞》去年出版第一部(一千冊)。每冊成本八元，定價十四元，大中國圖書公司經銷，以五折算，每冊虧本一元，有一部分送朋友，仍剩四百多冊，全書四部無法繼續出版。」
如作家所說，雖然委託大中國圖書公司這樣有規模的書店寄售，但上市後還是慘陪。為了還債，後來李榮春回到家鄉，在兄長的腳踏車店工作。那個年代的書雖然好賣，但是文學書的主力是西洋翻譯文學、中國古典的鴛鴦蝴蝶派等，其次是大陸知名作家，而本土文學作家的命運卻艱辛坎坷，李榮春到八十一歲過世之前仍努力創作，累積了數百萬字沒有發表。
當時，我在重慶南路擁有的三個門市，除了代銷其他出版社的書之外，正文與正元兩家出版社每年的印書量超過百種，出版書種有社會人文、哲學藝術、散文小說、財經、醫藥、生活保健和辭典、字典、高工高職教科書、電腦等。出版市場如此的蓬勃興旺，又何必在意有沒有店面？所以，大家都想開門市，好像也是一種傳統觀念的「魔咒」。
一九六三年，臺灣工業生產淨額首次超過農業生產淨額，進口零件、原料加工再出口，成為經濟迅速成長的模式。三年後，重工業首度超過輕工業，許多跨國企業來臺設置加工區，招募大量的女性作業員。女性紛紛出走家庭，投入專業領域發揮長才，因而可以經濟獨立，既分擔家庭開支，更改善生活品質。文化消費的女性市場也因此被帶動起來，此時文人、作家出來經營出版社的風氣大開，文學環境開放，過去重慶南路的書商無法接觸到的本土作家，自然而然的向其聚攏。據統計，一九六六年，《聯合報》每日發行量已突破二十一萬份；從《徵信新聞》改名的《中國時報》，也在次年迎頭趕上，成為臺灣兩大報業。兩大報的副刊園地是作家寫作的沃土，閱讀文學人口也隨之大量增長。
一九七○年代前後，臺灣出版業開始出現一批受過高等教育、具備人文素養的人才，最早是一九六八年，曾任《聯合副刊》主編的林海音，成立「純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二年，記者、主編出身的姚宜瑛創辦「大地出版社」；一九七五年，小說家柯青華成立「爾雅出版社」；一九七六年，「洪範書店」成立，四位創辦人中，楊牧和瘂弦是詩人；一九七八年，作家蔡文甫經營「九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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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一九七○年代前後，臺灣出版業開始出現一批受過高等教育、具備人文素養的人才，最早是一九六八年，曾任《聯合副刊》主編的林海音，成立「純文學出版社」。
出版界的新一代不僅改變了市場生態，也帶來書籍在紙張、設計、印製、裝幀的革命。一些高中開始設有美工科，畢業於永和復興美工第一屆的高材生徐秀美，當時已是有名的插畫家，作品經常出現在報章雜誌，有一天，她帶著插畫原稿到我辦公室，因為之前正文出版了設計師胡澤民的書，她循線找來了。
這些美術相關的書籍不只版本要大，更要彩色印刷，當年彩色印製成本相當高，出版社難以負荷。我推想這些原稿已經流浪了很久，是很多學子等待參考的藍本，便不計盈虧與她簽下出版合約，做為對有才華者的致敬。
一九七○到八○年代，正文書局的出版主力放在高工教科書，其他的書種已經慢慢停頓，但這時仍有不少作者上門自我推薦，比如在臺大與師大客座的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楊勇，在我這裡出版了《世說新語校箋》、《陶淵明集校箋》、《洛陽迦藍記校箋》、《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等四本專著，當時他七十多歲即將退休，走訪了幾家出版社，想將大半輩子與國學相關的專著出版成書，但都沒有結果。有一天，這位陌生老人在門市店員的帶領下，走進我的辦公室，一邊自我介紹，一邊說著他的著作理念。
我想起自己也曾多次為了談業務，被冷漠的排拒於門外，不忍看老教授失望而歸，對於為師者，我向來非常敬重，雖不相識，卻當下允諾出版。這每一本都是兩千多頁的大書，當然不會是熱銷品。然而，冷門書也有其價值，我若做得到，何必計較得失？這四本大作終於在我退休之前完成出版上市，雖銷售普通，但也授權到大陸印行簡體版，算是留下了成人之美的紀念。
臺灣出版業一日千里的階段，大陸正經歷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文革至一九七七年結束之後，各地開始重整被破壞的文化遺產，此時臺灣出版業扮演了助力的角色，尤其是被焚毀殆盡的古籍。當時經由香港人中介，臺灣部分出版業者開始與中央圖書館等單位合作，借出大部頭古籍書，由民間承印，再出口轉售給對古籍有大量需求的大陸各地。
在這些文化遺產的大買賣中，有一家「新文豐出版社」最為傳奇，老闆姓高，本來經營照相製版廠及半自動印刷廠，因長期接出版社的生意，承印這些古籍書，生意好到全年無休，日以繼夜的忙碌，忽然靈機一動，為何自己不也加入這個行列？
高老闆打探了相關管道，立刻申請出版社、聘請專人，開始作業，印製了《大藏經》、《俗文學叢刊》(與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合作)、《敦煌寶藏》(臺灣新編)、《叢刊集成》(新編、續編、三編)等古籍，每一套都是幾百冊、上千冊，價值非凡，一般人買不起，大多是官方、團體、單位採購，或為富豪所收藏。而那些懂門道、能夠打通關係的出版社，讓這些老祖宗遺產從暗黑倉庫走入人間，也賺得滾滾財源。
出版業是朝向文化國度前進的領頭羊，雖然從年度家戶購書數量的統計來看，臺灣還是無法與日本、歐美等先進國家相比，但出版業繁榮，才能促成閱讀氣候，作家也才有前景。老輩書商如我，走過了臺灣文化萌芽期的舊時代，如今，樂見新舵手接棒與耕耘有成。
本文節錄：【書街舊事：從府前街、本町通到重慶南路】一書／時報出版
作者／黃開禮
一九三六年生。十六歲時，正逢倉皇遷臺之大陸政商貴冑搶進重慶南路，因緣際會進入上海人經營的書店當學徒。有幸參與並見證重南書街自百廢待舉至百花齊放的美好年代。個人從一無所有，到五十歲擁有門市大樓，至六十七歲結束事業，半生勞苦，因書而貴，與書街半世紀的興衰同步。於是回憶舊時光，將書街榮華歲月化為文字，與讀者同享。
作者／心岱
鹿港人。十七歲到臺北求學，即以散文與小說的發表，成為知名作家。目前已出版著作六十多本。一九七四年，她投入人文與自然兩大系列的報導文學，是臺灣為環境保育與文化資產保存工作呼籲催生的第一代作家。曾蟬聯兩屆時報文學獎首獎。一九九二年，擔任「時報出版公司」副總編輯，二○○八年退休，回歸專事寫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