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子宮，他們的寶寶
我從孟買飛到亞美達巴德的這趟路上，有一位《印度斯坦時報》記者阿帝加．蓋許與我同行，蓋許曾報導拓展中的印度代孕產業。他自願與我同行，並擔任翻譯。當我們抵達「阿坎薩診所」，十二雙精緻的印度女涼鞋整齊地排放在入口階梯前，鞋頭朝前。經診所院長帕托醫師招呼過後，我跟著一位胚胎學家走到樓上一間小辦公室與兩位女士吉塔和莎洛談話，這兩位女士都曾懷著其他女人的孩子。
吉塔是一位二十二歲，有著淺膚色綠眼睛的穆斯林美女，育有三個女兒，其中一個睜著大大的眼睛坐在她的腿上。如同所有代理孕母，吉塔身體健康、已婚、經過丈夫同意，且已是一位母親。一位醫生解釋：「如果代理孕母自己有小孩，比較不會想要爭奪為客戶懷的寶寶。」
「妳是怎麼決定成為代理孕母的？」我問吉塔。「是我丈夫的點子。」她回答。她的丈夫白天會做餐包醬汁蔬菜（ 一種印度庶民美食），下午和晚上以餐車在街上販售。他從一位顧客口中聽說代孕這件事。「那位男客人跟我們一樣是穆斯林，」吉塔說：「他說代孕是份好工作。」
所以我來找帕托院長，自願嘗試代孕。單靠我先生的收入，我們無法生活，更不可能讓女兒受教育。我先生說，如果我們能讓女兒去學校上學，而她們用功讀書，以後就不用當女傭，不用靠別人吃飯了。現在生女兒比生兒子好──女兒比較用功、忠誠且較有同情心。我懷孕住在宿舍時，我先生都在做飯，照顧兩個比較大的女兒。
吉塔見了她的客戶兩次，第一次十五分鐘，第二次大約三十分鐘。「妳的客戶是哪裡人？」我問。「很遠的地方，我不知道在哪裡，」她回答，並說：「他們是高加索人，所以寶寶會是白人。」客戶承諾她，只要順利生出寶寶，就能得到5,000美元，而錢就這樣一筆一筆地存進了她名下的銀行戶頭裡。
我問她，懷一個最終必須放棄的寶寶，她作何感受？「我避免讓自己與寶寶產生太深的連結，」她說：「當我開始想著體內的寶寶，我就轉移注意力去想我的親生女兒，就在這兒。」吉塔輕輕抱起腿上圓滾滾的小女孩。「我就是這麼做到的。」
(她們越不與寶寶建立感情，就越覺得自己只是個容器，越不覺得自己是在給予一份禮物。圖片來源：Pixabay)
阿坎薩診所多數代理孕母幾乎沒有與客戶連絡，但其實希望能有多點聯繫。許多代理孕母想像客戶擔心自己的懷孕細節狀況，且對客戶難得捎來的關心訊息感激不已。但其實，有三位阿坎薩的代理孕母剖腹產後醒來，才發現孩子已經不見了。兩年後，其中一位代理孕母依然耿耿於懷，她的客戶在她生產前一直對她很友善。「他們就這樣帶著孩子一走了之，一句謝謝或再見也沒說。」另一位代理孕母問道：「是我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去，還是在我生下他之前，就已經被別人買下了？」
生下孩子後，代理孕母禁止對孩子餵奶，以免加深感情。在孩子被送走前有幸可以抱抱孩子的代理孕母都表示，感受到了強烈的情感。另一位名叫莎達的代理孕母說：「孩子哭的時候，我也想哭，很難不對孩子產生感情。」
代理孕母與孩子以及與客戶的感情──這個主題以出乎意料的方式一再出現。例如，一位代理孕母安嘉莉懷的寶寶出生後，欣喜的加拿大生父母親自來到印度帶走孩子，這時，安嘉莉這位虔誠的印度教徒才發現一個可怕的事實。後來她在電話裡告訴阿帝加：「我的客戶是穆斯林，但我是印度教徒！我懷了穆斯林的孩子九個月，我有罪！他們給了我很多錢，但我得帶著這個罪度過餘生。這真是天大的錯誤，早知道就該等等其他的客戶。」
懷孕的九個月來，安嘉莉將自己視為「懷」著孩子的人，沒特別去想肚子裡的孩子身分為何，這點很符合帕托醫師的指示。但現在，她瞭解到「肚子裡的寶寶是印度教徒」這件事對她來說有多重要。另一位代理孕母告訴我，她拒絕為同志客戶懷孩子。但是，在另一段訪談中，她的產科醫師透漏：「如果我有同志客戶，我不會讓我的代理孕母知道。」
既然是貧窮讓這些女人不得不走上代孕之路，我們無法確定她們究竟是開放市場裡的自由人，還是生育工廠裡被剝削的勞工。代理孕母似乎認為自己兩者皆是。有些人大談自己能「自由選擇」，卻對可怕的選項避而不談。
她們被付錢做工，而要得到工資，必須同意某些條款，這些條款將嚴重限制她們懷孕期間的各種權益，而這就削弱了她們的自主權、自我，並降低她們想與寶寶建立情感的欲望。她們越不與寶寶建立感情，就越覺得自己只是個容器，越不覺得自己是在給予一份禮物。那位剖腹產後醒來發現寶寶已經不在的代理孕母，感覺不到自己將寶寶「給予」客戶。客戶帶走了寶寶，寶寶早就是他們的了。從款項匯出開始，在客戶眼中，懷著錫克教寶寶的印度教代理孕母便是懷著他們的私有財產。在阿坎薩診所，每位代理孕母都有不同的故事，但相同的是，交易以及隨之而來的商業化特性──生產、控制及效率──都削弱了她們行為的贈與精神。
同理，限制代理孕母與寶寶建立情感連結，也同樣削弱了代孕的贈與精神，例如帕多醫師要求代理孕母子宮內的卵子不可以是自己的。而且，她指示代理孕母將自己的子宮想成一個容器、袋子、手提箱，是在她們自身之外的東西。代理孕母無權決定是否拿掉「多餘的胎兒」或是否剖腹產。在阿坎薩診所，幾乎所有生產都是剖腹產，表面上是為了「減少感染」，但也可能是為了麻醉代理孕母，減少她對生產的記憶。
無論代理孕母如何看待自己，她們確實在情感勞動方面付出很大的代價。因為要做到診所的要求──對肚子裡一天天長大的寶寶漠然，既不自然也不符合人性。她們努力想要做到漠然，如同莎洛曾說一句不太有說服力的話：「如果有人在我手中放了一顆珍貴的珠寶，我也不會想要據為己有。」其他代理孕母則用各種常理推斷來加強自己對孩子漠然。「你永遠不知道孩子之後會怎樣，」一位代理孕母表示：「孩子最後可能離開你。」一位代理孕母自己有個女兒，她說女兒比兒子忠誠、比兒子樂意幫忙，所以她不需要、也不想要更多自己的孩子，也不想要她代孕的男寶寶。
離開前，我向親切的胚胎學者芭達卡請教診所是否提供代理孕母任何心理諮商服務。「我們會向代理孕母解釋科學程序，」她回答：「而她們也都知道自己將面對哪些事情。」芭達卡向下望了望，手在我們之間的桌子輕碰了幾下，輕聲說道：「到頭來，母親還是母親，不是嗎？在產房裡，有代理孕母、醫師、護士和護士助理，通常還有生母。有時我們全都哭了。」
作者：愛爾麗・羅塞爾・霍克希爾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結婚生子，生老病死；外包提供便捷，同時也帶來破壞。而當我們把生活一切交給各領域的「專家」，是否也任由市場入主原本私密的情感與人生？
在每一個案例中，顧客都會自問，這是我做的行為還是你做的行為？這是表達我的心意還是表達你的心意？還是透過你來表達我的心意？每一個案例中，客戶先是將個人化的行為外包，再試圖取回該行為的一部分，作為自我的表達。這種現象在中產階級的日常生活裡雖不易察覺，卻是現代人苦惱的徵兆，事情不太對勁、一種越線的警訊。
本文摘自上奇時代出版《外包時代：當情感生活商品化，自我價值將何以寄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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