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來自發明、來自人為的發明！而且是帶著敵意與血腥的發明！
「歐洲理念」作為衝突的產物，更甚於作為共識的產物。
20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最具毀滅性的一百年，這也是適當的時刻讓我們反思史上最歷久不衰的主題之一，即「歐洲理念」（譯注：idea，從希臘文ideo而來，指一種理想的、永恆的、精神性的普遍典範）。當許多以寬廣的歷史視點討論民族主義、種族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書籍問世時，其中並沒有一本是以系統性與批判性的角度，去研究歐洲理念與當代政體中政治認同的關係。「歐洲理念」是當代政治文化的一個主要面向，卻令人驚訝地有待探討。民族的神祕最終也臣服在眾多知識份子的批判下，但要打破作為一致化與普遍性計畫的歐洲迷思，仍未有任何批判見諸文字。
有人視歐洲是一種文化挑戰、一種哲學理想，或是地理概念，也有人側重歐洲的獨特性(韋伯)。我明白地將「歐洲」視為一種文化建構，並論證它不能被視為一個不證自明的整體，並破除歐洲的神祕性，以便評估在何種範圍內，歐洲理念可以在事實上藉由民族認同，以及「歐洲要塞」計畫這種沙文主義的狹隘規範性範疇，作為不受妨礙的集體認同基礎。一個多元文化社會是否能發展出不是基於族群—文化主義的集體認同，此一問題和那些涉及到經濟與政治整合的事項同等重要。本書旨在討論歐洲理念作為集體認同的基礎之限制與可能性。我所假設的答案是歐洲理念唯有在關注於新的公民身分概念上，才可成為規範性的集體認同基礎。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歐洲作為一種理念，它永遠都處於創造與再造的進程中，足球比賽的譬喻或許有助於概念化這點：球就是歐洲，球員們則是各種認同方案，而球場在本例中，便是地緣政治的實際運作場域。此項類比同時也強調了我的論點，即歐洲理念絕不是完全地被場上任一球員所控制；它佔據著由各種集體認同所競相爭奪的文化—象徵空間。歐洲理念簡單來說就是顆政治足球。然而更進一步的延伸這譬喻，它並非沒有裁判的存在，因為實在的社會再生產同樣也涉及到規範性範疇；亦即是它可以被連結到擁有批判性的自我反思權力的道德範疇。
二戰後的「歐洲」概念：作為經濟共同體的「歐洲」型塑與英國態度
正是冷戰的意識形態框架，塑造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歐洲認同，其中一項最重要的驅力，就是新經濟民族主義浪潮。這兩者當然是相關的；反共為戰後的成長年代中，席捲歐洲的新物質主義提供強而有力的正當性，而資本主義變成它自己的意識形態。法西斯主義的挫敗所造就的意識形態真空，促進新歐洲理念的鞏固。戰後出現的歐洲理念，是一種使自己適應民族國家的理念，反映在戴高樂「諸民族國家的歐洲」信念中，每個國家都是在彼此協助的情況下，獨立追求自己的目標（Milward et al., 1993）。這點同樣反映在邱吉爾對「有點歐洲」謹慎的支持，英國與其至少有著外部的聯繫。英國的偏好讓人猜不透，因而成為邱吉爾所構想，有條件地「相伴卻不屬於」歐洲的存在，當挑戰來臨時或許會站在大西洋這邊（Radice, 1992）。戰後英國的國族認同，在大英國協中找到了自己的化身，大英國協為英國提供的角色，就像歐洲之於西歐其他地區。
新的歐洲意涵是以布魯塞爾為中心的官僚實體。官僚集中制（bureaucratic centralism）與西歐意識形態之鞏固作為順應冷戰而組織的貿易集團，被視為是這方面更進一步的發展。新的政治制度出現，協助塑造新且簡化的歐洲：西元一九四八年成立的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EEC）即為日後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西元一九四九年出現的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以及西元一九五七年的歐洲原子能共同體（Euratom）。西元一九五八年時，歐洲經濟共同體（EEC）誕生了。儘管有美國的援助，它仍反映出法國想要利用德國經濟力量，藉佔德國便宜的方式，來取得歐洲領導權的野心。這沒什麼新鮮──自從查理曼大帝向西擴張以來，歐洲的特色就一直都是處於德法爭奪歐洲其他地區霸權的鬥爭中。
隨著歐洲共同體的創立，歐洲理念呈現新的面向。它明顯不是政治共同體，而是經濟。這點並非偶然，政治上來說，歐洲認同是由一堆偏見與冷戰產生的偏執妄想所形塑的。歐洲不再只是有關政治，更是關於「共同市場」與戰後重建的新消費主義。戰後的階段中，作為「精神與哲學」的「歐洲」概念工程已然結束（Patocka, 1983）。戰爭使歐洲文化作為心靈生活的名聲蒙塵；新歐洲是物質主義的，除了由資本主義現代性提供的正當性之外，不另他求。「共同」市場，如同其中一項對它的批評，是「對那些付帳的來說才是共同的。而且這筆帳與其說是以經濟單位來記，毋寧說是以政權單位來記」（Galtung, 1973, p. 17）。在湯姆森（E. P. Thompson, 1980, p. 85）的筆下，「走進歐洲」對英國中產階級而言是「有關溫飽的。一個關於消費的市場。共同市場被想像成一個鼓脹的胃：一個有各種陷阱、消化廳房與稅收胃酸的大器官，吸收著油膩的消費商品。」
作為經濟共同體的新歐洲理念，對美國來說，歐洲一體化的計畫是個方法，以解決自西元一九一九年存在以來的失敗民族國家（failed nation-states，譯註：未能履行某些主權政府應有的基本條件和責任的國家）所製造出的問題。以一種特殊的方式來說，德國就是失敗國家的極端例子。為了使威瑪共和的災難絕不再次發生，抑制舊的歐洲民族國家便被認為是不二法門。
為了遏止德國問題，以及更重要的，為了打造作為對抗共產主義的堡壘，政治穩定的歐洲，由美國領導的新全球秩序鼓舞歐洲聯邦的形成，但這並不僅僅是歐洲民族國家之間的合作體系。這些族群顯然並非全都具備國族主義的傳統，或是能以政治動員，但儘管如此，他們可以被認定是在政治框架中，作為文化整體的存在，其瓦解意味著衝突的到來。再者，美國聯邦體系所興起的社會環境是和歐洲歷史經驗迥然不同的。西德是這種體系唯一能夠成功移植的國家。可是它是異例，而且德國聯邦憲法是在打了兩次世界大戰後，由外部強加的。藉由瑞士的例子意味著，聯邦理念對歐洲經驗來說並不陌生，但歐洲當代史上並沒有什麼跡象表明，聯邦政府體系能夠以高於民族國家層級的美國模式強加給歐洲。
作為自由民主共同體的歐洲理念，基本上是作為追求新的政治綱領與經濟工程的陪襯品，因為經濟是無法仰賴倫理與政治來運作的。歷史終結的共同體假設，深深根植於歐洲知識份子的傳統中。是共同體而非社會，才是國家或民族長久以來渴望的歷史目標。這種理念對基督教、文藝復興時期的烏托邦思想、國族主義與共產主義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大部分想要建立歐洲文化認同的嘗試，在文化工程的部分都顯得不怎麼樣：歐洲歌唱大賽（Eurovision Song Contest）、歐洲迪士尼（Euro-Disney）、歐洲貨幣單位（ECU）、年度歐洲文化之城（annual European City of Culture）以及新制度中的文化機器，都不足以從中建立新的符號結構。歐洲文化普遍來說指涉著往昔的文化，而非國家的文化。官僚同化與制度建立因而只能有著物化的效果。可能也是出自相同的理由，歐洲共同體的主題曲－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第四樂章（譯註：即快樂頌）－有著物化的音調。西元一九八〇年代，創造官方歐洲文化的嘗試註定是失敗的，因為將較早期的歐洲統一概念，翻轉為帶有最低限度政治統一的經濟概念此一冒險之舉，可以施力的點不多。諷刺的是，在企圖超越國族主義這方面，歐洲共同體卻試著以十足國族主義的工具來打造歐洲認同：旗幟、主題曲、護照、組織名稱與共同歷史的意識。然而，不若國族認同，歐洲認同的政治，在於從布爾喬亞高等文化中尋找正當性，像是主題曲的選擇與「文化之城」的題詞等諸如此類。相反地，國族認同是傳統地往鄉村以求靈感，而非城市，並且它試圖用以定義民族的文化，總體來說是語言學的。當共同體在許多層次上都是可能的時候（Gusfield, 1975），歐洲主義之政治，則證實為無力創造可以提供有別於國族且有聚合力的共同體之認同。
那麼到底什麼是歐洲文化呢？根據喬治．史坦納（George Steiner, 1992, pp. 43-4）的研究，最好的例證是像咖啡館之類的風尚，這在他的觀點中是定義為「大略上自西邊的葡萄牙開始，一條沿著列寧格勒、基輔與奧德薩（Odessa，譯註：烏克蘭港口）之界線以南一帶的歷史場域」，但明確地把莫斯科排除在外。對帕托什卡（Patočka, 1983）而言，歐洲文化是在柏拉圖所開創的形上學思辨之哲學傳統中尋得的。這種擁抱精英文化的歐洲文化，同樣也能在塞斯．諾特博姆（Cees Nooteboom）所召喚的大都會生活風格中找到，但有相當顯著的差異，也就是這位荷蘭作家所強調的，國族認同本身即為超越民族的文化影響之熔爐，而歐洲主義僅能在肯認異中有同的情況下存在。美國可視為是一種生活方式，但歐洲不行，除非可能是歐洲人到美國旅遊時，突然發現他們的歐洲特質。
在一九四五年之後的階段中，民族國家不再是歐洲理念的衡量標準，而變得與新的實在緊密相連。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歐洲成為新的政治認同之基礎。西方理念，對實際上成為美國東方邊界的歐洲來說才是新的衡量標準。歐洲古老的民族－文化主義因此得以在敵對的冷戰政治，以及它所遭受的文化暴力中倖存。歐洲共同體將西歐國家整合起來，並壟斷了歐洲理念：歐洲就是西歐，其象徵為冷戰的人工製品「西德」，這一直要到冷戰於西元一九八九年結束才終結。西元一九八九年，這個溫馨的世界崩塌了，歐洲隨之成為自由民主的西方。
本文摘自廣場出版《歐洲的誕生：理念、認同、現實》；本書第八章 <�作為冷戰建構物得歐洲>，有鑒於近日英國脫歐公投，特摘此文以釐清現代「歐洲」一詞的概念與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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