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百五十年來，抱著犧牲奉獻的宗教熱忱來台灣的宣教士不少，他們是促進台灣現代化的先驅，其中以馬偕牧師（Rev.Dr. 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最認同台灣，他娶台灣老婆，而且兩個摰愛的女兒都嫁給台灣人，他講得一口標準而流利的台語。當他28歲那一年經過中國的廈門、汕頭，和台灣的高雄、台南等地，最後於1872年3月9日來到北台灣的淡水時，他在日記裡寫道：「約下午三點，船進淡水港靠泊，我心激動，於是我立刻明白就是這個地方了，過去從未有人在此宣教，感謝主！」他對淡水的山水之美一見鍾情，直至他1901年6月2日因喉癌去世，終身沒有改變他對淡水這塊土地的愛戀。此後他便以淡水為基地，展開長達29年的宣教生涯，除了作為上帝忠誠的僕人，成為台灣北部基督長老教會的創辦者之外，他也成為北台灣教育和醫療方面的至聖先師。他死後葬在淡江中學的馬偕墓園，雖然淡水產生了不少台灣的歷史人物，但是唯一在他去世紀念日，被全城熱烈慶祝的人，便是這位由加拿大人變成台灣人的馬偕博士。
作為宣教士的馬偕
1844年3月21日馬偕出生於加拿大東部安大略省牛津郡左拉村，他的父母親原是蘇格蘭人，因此馬偕遺傳了蘇格蘭祖先堅忍、強韌與虔誠的性格。在1830年他的父母抱著拓荒者的心情移民到加拿大開拓新天地，他們全家都是虔誠的基督徒，而宗教也成為他們克服困難的重要支柱。在這樣的環境成長，很自然地馬偕身上也流著拓荒者與十字架鬥士的血液，並以此自勉。
來自加拿大的馬偕博士。（圖取自典藏台灣，
來源：真理大學宗教學系馬偕與牛津學堂）
大約在十歲時，因為聽到旁人描述海外傳教士事蹟，激發他前往異國傳教的情懷，加上受「馬可福音」裡的一句話「你們要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讓他從小便立志成為一位傳教士。22歲時，馬偕進入多倫多大學和諾士神學院深造，隔年轉入美國普林斯敦神學院。1970年畢業返國後，他立刻向海外宣道會申請成為海外宣教士，在等待期間，他還回到祖先的原鄕---蘇格蘭愛丁堡大學神學院繼續深造。
經過9個月的漫長等待，馬偕終於接到加拿大長老會總會通知，他獲准成為海外宣教士，並被指定前往中國傳教。1871年10月19日，馬偕離開了家鄉，在長達兩個多月的旅程中，他一路經過日本、香港、廣東及廈門，最後終於在12月30日抵達台灣的打狗（即今天的高雄）。其實渡海來台，並非他的原訂計劃，不過正如他日記裡的自述：「好像有一條無形的缐，牽我到這美麗之島」，因此對馬偕而言，既來之則安之，一切就順從神的旨意吧！
在打狗短暫停留之後，馬偕前往屏東里港拜訪李庥牧師（Rev.Hugh Ritchie），除了向這位前輩學習閩南語，他還從李牧師口中得悉台灣北部人口雖多，卻沒有傳教士前往，因此在宣教熱情的驅使下，馬偕就這麼決定了他接下來的目的地，終於在1872年3月9月下午三點，當他塔乘的「海龍號」帆船駛入淡水河口時，馬偕在日記裏贊嘆道：「我舉目向北向南，然後向内陸遙望青翠的山嶺，心靈非常的滿足，心神安寧且清靜，有一股明確的聲音對著我說：此地就是了。而同行的李庥牧師也同時對我說：馬偕這就是你宣教的地方了。」下了船，馬偕陪同李牧師南下到大社（今台中豐原），並在沿途中考察自己將來要進行傳教的地區。與李牧師在大社辭別後，馬偕決定回到淡水租了一間房子，作為日後傳教的據點，為了更流利地與淡水居民溝通以便傳教，他就近找了一位牧童，每天跟他練習用閩南語對談，經過五個月苦練，馬偕終於站上講台，開始嚐試用閩南語向淡水民眾傳教。
雖然傳教過程中，有人譏笑或侮辱馬偕，但也有不少人洗耳恭聽；1873年1月9日他初嚐甜蜜的果實，馬偕為嚴清華等五位信徒施行洗禮，他在北台灣的傳教事業終於踏出成功的第一步。
馬偕的宣教秘訣，就是持續不斷地旅行，其足跡踏遍半個台灣，他在淡水短暫停留後，就開始一個月的北部踏查大旅行，遠達埔里和日月潭；接著一年內兩次登大雪山，以冒險家的精神深入高山原住民禁地。他曾越過三貂嶺進出宜蘭20多次，深入在南部平埔族村落，甚至遠至花蓮數次；他也出航彭佳嶼、棉花嶼、花瓶嶼等北方三島，甚至在龜山島建立教會，這些都是外國傳教士極少涉足的地方。他率領學生到南台灣開會時，也都是選擇徒步往返。
馬偕博士以淡水為基地，北臺灣為宣教區，與其學生到處徒步傳道，並隨時授課；
右起穿草鞋者為馬偕，其後為學生。（圖取自典藏台灣，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
當時在台灣旅行很危險，除了地形險惡、土匪劫殺、原住民出草外，惡劣的氣候和落後的衛生環境更是殺手，必須有過人的體力和適應力，才能克服這些天災人禍，因此馬偕不僅是偉大的宣教士，他更是一位偉大的探險家。
馬偕牧師29年宣教成果豐碩， 在台灣共創設60間教會，並培養台灣籍傳道師60人，台灣籍聖經宣道婦24人，受洗者總共2633人。
開創北台灣牛津學堂的先師
有效地訓練台灣本土人才作為宣教精兵，是馬偕牧師的成功要素。他到淡水不到半年，已經有十多位學生在他家中生活和讀書，在民眾眼中嚴然是一所書院，官方也稱其信徒為他的「門生」；這些學生除了滿足心靈與信仰的追求，並藉著馬偕所提供的西方知識，大大拓展了他們的視野。
起初馬偕講課的地點並不固定，有時在海邊沙灘、有時在山坡小丘；在巡迴傳道的旅途中，他也隨時就地授課，為學生進行機會教育，這種教育方式如同孔子周遊列國時的「消遙學院」，或是新約中的耶穌和門徒般，以「青天為頂，青草為蓆」的森林大學模式，雖然克難，實際上卻產生相當良好的教學成果。在來台的最初八年間，他培訓出21名學生，這些學生有的成為前往各地傳遞福音的種子，有些成為協助創設新教會的幫手。直到馬偕1880年返回加拿大述職時，故鄉親友聽到他這種「在大榕樹下，蒼天為屋頂」的露天教育，引起很多鄉親的同情，因此馬偕向牛津郡親友提及在淡水設立學校的計劃時，由當地報紙刊登新聞並發起募款運動，目標為五千美元，1881年馬偕休假一年返台時，已經獲得6215美元的建校經費。
返台後，馬偕在紅毛城與其寓所後方砲台埔土地上覓得土地，由他親自設計督工建造，終於在1882年7月21日落成，他以故鄉命名為 Oxford College（牛津學堂），漢文名「理學堂大書院」，在落成典禮那天的來賓中，中國官方代表孫開華提督致辭稱讚：「台灣蕞爾小島而有此等學堂，誠為全國最善之舉」，而成立時間比劉銘傳的「西學堂」（1887）更早，是台灣新式教育的搖籃。
牛津學堂在1882年9月14日開學，第一期18位學生是由各地傳教士推薦的優秀青年；教學師資，則由馬偕親自培育出來的學生擔任；課程方面，除了聖經和神學之外，也教授社會科學（歷史、倫理等）、自然科學（天文、地理、植物、動物和礦物等）、醫學倫理及臨床實習、體育、音樂等，馬偕的課程設計除了在校本部課堂外，也有野外實地授課、醫學臨床見習、傳道工作實習，甚至有畢業參觀旅行。同時他更重視學生的生活教育，嚴格培養其良好生活習慣，而且非常疼愛學生，常為學生紓困，而自己熱心教學並做各種研究，因此深得學生愛戴。他過世時學生踴躍捐款為他所立的墓碑上刻著：「偕叡理老夫子牧師翰林」的尊稱，道盡了他們對馬偕的尊敬。
牛津學堂在當時是相當先進的西式教育學校，學生經過三年的培訓後，便從學堂畢業前往教會服務。在馬偕的引領下，牛津學堂成為當時台灣最重要的神職人員養成中心，前後共培養了二百多位傳教士，在全台各地進行傳道的工作。1901年馬偕博士逝世後，牛津學堂由吳威廉牧師（Dr.William Gauld）接棒，日後一度成為神學院（即現今陽明山台灣神學院之前身），而牛津學堂所在地，變成現在擁有一萬師生的真理大學。
牛津學堂舊址，現座落於真理大學淡水校區。
（圖片取自維基百科 wikimedia commons，CC BY-SA 3.0）
北台灣女子教育先河----淡水女學堂
台灣最早的女學校，在北部是馬偕在1884年創辦的「淡水女學堂」，在南部是李庥牧師在1887年催生的「長榮女子中學」。淡水女學堂是北台灣新式女子學校的濫觴，馬偕在傳教之餘，也看到台灣社會嚴重存在重男輕女的觀念，因此他創辦「淡水女學堂」的目的，就是希望透過教育來改變台灣重男輕女的社會風氣，並割除社會上溺殺女嬰、男性蓄妾及女性纏足、深居簡出等陋習，他希望台灣女性也可以活出自信，享有與男性相同的自由與幸福，並藉此機會培養出女性的傳教士。
1884年1月「淡水女學堂」正式開學，一共有34名婦女入學，大半是來自宜蘭的噶瑪蘭平埔族人。為鼓勵婦女入學，女學堂不僅免學費，並補助旅費、膳宿、服裝等，但當時台灣民眾遵循古老中國傳統，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因此不讓女子拋頭露面，但經馬偕大力推動女子教育的宣導後，女學堂也曾增加到八十人，台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便是其中之一，此時女學堂是以基督教為中心，結合老少婦女的新式學堂。女學堂校長由馬偕擔任，馬偕夫人張聰明和幾位傳道士師母擔任舍監和教師，牛津學堂的教師也來此授課，課程有：讀書、寫字、算術、歌唱、歷史、地理、婦女技能、聖經和聖經教義等，同時學生也接受教學的訓練，為的是在往後傳道之際，也能夠充分發揮她們的才能。
這所開風氣之先的淡水女學堂，一直經營到馬偕博士逝世才停辦。女學堂的建立，不僅為女子帶來新的學習管道，而新穎的智識體系和教學方式，也為台灣日後的男女平等之路建立穏固的基礎。1914年馬偕博士之子偕叡廉返台創辦淡江中學，他也將「淡水女學堂」改為四年制的「淡水女學校」。
台灣北部西式醫療機構的先驅
為了吸引民眾前來聽道，馬偕想出先免費醫療服務的方法，馬偕雖然沒有正式的醫學教育，但曾在神學院受過醫療訓練的他，仍能為民眾治病。當時台灣瘧疾流行，馬偕免費贈送特效藥奎寧（又名金雞納霜），果然治癒了不少病人；同時他也替有牙疾的人拔牙，在29年中，他和他的弟子一共為台灣人拔了2萬1千顆牙齒。此外，馬偕同時也引進西方公共衛生的觀念，鼓勵大家除雜草、清水溝，以預防傳染病的流行，他不但進行醫療傳教，同時也為台灣引進大量的醫療資訊，讓台灣人民得以開始接觸西方文明的新知識；而1879年「滬尾偕醫館」的成立，更直接造福北台灣的民眾。
馬偕牧師雖然醫療智識豐富，醫術高明，但並非執照醫生，正式醫療則邀請淡水海關稅務司所聘的洋醫到偕醫館駐診，並請本地漢醫為助手，這些外僑公醫先後來了五位：(1) 林格（Dr.S.Ringer 英人，1873-1880）他在台灣發現了肺蛭蟲；(2) 鍾森（Dr.C.H.Johansen 德國人，1880-1893）；(3) 瀝尼（Dr.B.S.Rinnie 英國人，1880-1892）；(4) 安基爾（Dr.F.C.Angear英人，1886-1895）；(5) 魏金遜（Dr.W.Wikson 英人，1897-1898）。這五人先後主持「滬尾偕醫舘」，對台灣現代醫療有不可抹滅的貢獻，尤其1879年馬偕博士和林格醫師在醫館解剖一名因呼吸道致命的水手，而發現肺蛭蟲之寄生人體，此乃全球首例，因此此寄生蟲被命名為「Dr. Stoma Ringer」（學名 Paragonimus Westerman）。此外，加拿大海外宣道會也在1875年派華雅各醫師兼牧師（Dr.＆Rev.J.B.Frazer）來淡水主持醫療，可惜不到兩年因喪妻而返國；馬偕去逝後，加拿大長老會於1906年再派宋雅各（Dr.J.Y.Ferguson）醫師，重開馬偕的「滬尾偕醫館」，並建立護理工作，直到1912年為了紀念馬偕宣教40週年，才把醫療中心移到現在的台北馬偕醫院。
馬偕對台灣農業和東西民俗文化交流的貢獻
馬偕到台灣各地傳播福音時，發現台灣蔬菜種類並不多，於是他從國外輸入不少蔬菜種子例如蘿蔔、甘藍菜、蕃茄、敏豆、花椰菜、胡蘿蔔、高麗菜、甜菜和西洋芹菜等，介紹給台灣農民種植，普遍提高了農民的生活水準以及收入。
由於馬偕非常博學，因此他蒐藏台灣文物的智慧與鑑別文物的能力，令人刮目相看。他在1893年第二次返回加拿大時，曾運走600件台灣民俗文物，其中三分之一代表原住民文化、三分之二代表漢人文化；原住民文物中以凱達格蘭佔大多數。這些文物被加拿大多倫多安大略博物館所珍藏，在北美洲所有博物館中，以此博物館收藏最多的台灣文化寶貝，這些都是馬偕博士的功勞。
由家庭生活可以知道馬偕對台灣的熱愛與認同
馬偕雖來自異邦，但從他的家庭生活就足以證明他對台灣的熱愛與認同。馬偕夫人張聰明是台灣五股人，小馬偕15歲，馬偕來台六年後於1878年與她結婚，此乃北台灣首位女信徒陳塔嫂居中媒妁而成；在他們同甘共苦的23年婚姻中，育有二女一男。張氏非但熟諳英語亦曾數度回加拿大，於1925年逝世台北。馬偕夫人有獨特的行事風格和聲望，「來去馬偕娘仔那裡坐坐」是學生和信徒的樂事；來台的西方人更是絡繹不絕地造訪她，而女學堂的設立期間，她當教執、舍監和事務三個任務，可以說是上帝賜給馬偕的最佳助手。
長女偕媽連匹配台灣人陳清義牧師，他們曾一起赴東京留學，夫妻兩人在艋舺教會奉獻多年，對北台灣長老教會的發展貢獻良多，膝下無子嗣，僅領養一男一女，養子陳敬輝是台灣早期的名畫家之一。次女偕以利嫁給馬偕愛徒柯維思，也是台灣人，他是馬偕的機要秘書，常隨馬偕到處旅行傳教、拔牙治病，後來都在馬偕醫院服務，偕以利除了擔任新任女宣教士的台語老師外，並在「女學堂」和「婦學堂」二間女校的教師和舍監；他們育有一男柯設偕，他是著名的台灣文史學者，長年任教於淡江中學。他們三代都當過淡水教會的長老。
馬偕唯一的兒子叫偕叡廉，繼承父親遺志，學成歸國後，在2014年創辦淡江中學；夫人為加拿大人，夫婦兩人一直定居在淡水。偕叡廉先生曾擔任淡水長老教會長老，這間教堂是他在1933年親自設計的，晚年病逝台灣，他們育有二男三女，他們一家人都會講流利的台語，除長男偕威理在二次大戰期間為國捐軀之外，其他後代都已回加拿大定居。
結語
1901年6月2日下午4時，馬偕在淡水家中蒙主寵召， 享年57歲2個月12天，他終於渡過他多彩多姿奉獻一生的使徒生活。家人遵從他的遺囑，將馬偕安葬在他所謂：「最後的住家」（淡水砲台埔），他特別交代不要安葬在「淡水外僑公墓」，因為他自認自己是「台灣人」，在台灣將近30年的愛的奉獻生涯中，他積極進行傳教、醫療、教學和文化交流等工作，從未因政局的變動而改變他服務上帝的信心，他憑藉著「寧可燒盡，不願鏽壞」（Rather burn out than rust out）的精神，將他的一生獻給台灣人民。
偕博士次女婿柯維思、次女偕以利、外孫柯設偕、外孫媳蕭美玉等
合影於馬偕博士夫人張聰明女士墓園。（圖取自典藏台灣，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
馬偕為台灣留下的教會、醫院和學校等硬體設施，如今在北台灣隨處可見，而他為台灣的無形付出，則在台灣歷史上留下永難磨滅的光輝史頁，每年的6月2日全淡水都在紀念馬偕的逝世紀念日；每年5月8日嘉南水利協會也在紀念烏山頭水庫的創建者八田與一，這兩位比土生土長的台灣人，更愛台灣的外國人，我們台灣的電影導演們，希望能在有眼光和視野的文化部長協助下，為他們兩人拍出有歷史價值的傳記片，為台灣史留下永恆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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