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陷黑獄的中國維權人士郭飛雄，因為在檢查身體的過程中遭受人格侮辱，絕食以示抗議。郭飛雄流亡海外的妻子張青攜兩個孩子從德州趕赴紐約，在聯合國總部前絕食抗議。海內外很多民間人士也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表示聲援。
在與中共的抗爭過程中，我個人並不認同絕食的方式——因為殘酷而冷漠的中共從來不會在乎絕食者的生命。在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中，數以千計的學生絕食，也無法打動獨夫民賊的鐵石心腸。但是，我尊重和敬佩張青及參與絕食行動的人們的決心與勇氣，正如張青所説，除了跟這個政權「死磕」，還有什麽更好的辦法呢？「死磕」是中共御用媒體給維權律師群體扣的一頂帽子。然而，「死磕」的精神，存在於古今中外的抗爭者身上：逐日的夸父、填海的精衛、推石頭上山的薛西弗斯，哪一個不是「死磕者」？
警權擴張與獄政敗壞
從中共外交部長對質疑銅鑼灣書店系列綁架案的加拿大女記者發飆一事可以看出，中共對長久在國際社會扮演「不吃人的獅子」的角色感到不耐，終於扯去了笑容可掬的面具。所以，這個竊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的邪惡政權，對正在聯合國大樓外面發生的絕食抗議，一定會厚着臉皮假裝沒有看見。但是，全世界都看到了這一幕，更看到了郭飛雄事件發生的大背景：近年來，中國的警權擴張、獄政敗壞以及人權狀況的急劇惡化；中國已經成為一個新法西斯國家。
在江澤民時代和胡錦濤時代中期之前，中國的警察執法和監獄體制，比起毛時代和鄧時代有所改善。劉曉波在法庭上的最後陳述中，根據自己幾次入獄的親身經歷，有具體而詳實的比較。劉曉波的講述是真實的，即便某些自詡為英雄好漢的反共人士以此攻擊他「妥協」和「軟弱」，他仍然視真實如生命一樣寶貴。
但是，在胡錦濤時代末期以及進入習近平時代之後，中國的警權擴張和獄政敗壞，以山體滑坡的趨勢上演了。其表徵之一就是，諸多人權活動人士和網路自由表達者，在被拘押之後，遭受外界難以想像的酷刑折磨，最後不得不在電視上「痛心疾首」地表示認罪。電視台取代了法院成為定罪的機構。
在無法無天的毛時代，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曾被紅衛兵掛上「黑幫分子」的牌子，載上卡車，遊街示眾；在同樣無法無天的習近平時代，習近平從父親的遭遇獲得靈感，進而利用電視這一現代傳播手段，以「電視示眾」的方式徹底摧毀反對者的社會名譽和公共形象。薛蠻子、高瑜、周世鋒、桂民海等不同類型的、對中共政權構成某種威脅的反對人士，都成為「電視示眾」的祭品。
「電視示眾」成為習近平時代的「新常態」。之前積極幫助溫州教會維權的律師張凱，日前也現身溫州新聞頻道，承認其被控的「罪行」，包括挑唆教堂信眾抗議政府拆十字架，以及在為一百多間教堂辯護期間接受美國「對華援助協會」的資助。張凱在電視上說：「我違反了國家法律，擾亂了社會秩序，危害了國家安全，也違背了律師的職業操守。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表示懺悔。」
然而，在酷刑的折磨之下，上電視認罪，無損於這些抗爭者的人格，反而顯示中國根本不是一個法治國家。對於「電視示眾」在中國的普及化，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指出，強迫公民在電視上公開「認罪」不但違反法治原則，也違反中國憲法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條款。
從常識即可判斷：郭飛雄在獄中遭遇不人道的待遇，以及李和平律師的助理、年輕的趙威傳出在獄中遭到性侵，原因只有一個：他們拒絕按照中共編寫的劇本演戲、拒絕在電視上認罪。
為什麼在中國，酷刑越來越泛濫？
那麽，為什麼近年來中國的人權狀況會出現大幅倒退？
這個趨勢與蘇俄政權末期極其相似：曾任KGB（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的安德羅波夫成為蘇共最高領袖之後，即縱容KGB運用各種殘忍的方式迫害異議人士，比如將異議人士關進精神病院，使用暴力和藥物摧毀其思想和意志。安德羅波夫在政治局會議上解釋他為什麼要這樣做：「社會主義制度生存的內在邏輯是：只要有絲毫的放鬆，制度就會開始瓦解。」這是他一生中説的唯一一句實話。
極權體制的可怕，不僅在於殘酷迫害異議者，而且還嚴重異化了掌權者的心靈與精神。史達林在龐大的克里姆林宮中，沒有一個朋友，他將所有人都看成危險的敵人。史達林的女兒阿利盧耶娃如此形容自己的父親：「這已經是一種病態，一種迫害狂——源於空虛和孤獨。他極其殘酷地反對這個世界。」歷屆蘇聯領導人無不如此，唯一還存有人性的戈巴契夫則成為這個體制的終結者。
領袖們使用的鎮壓工具，是同樣人性泯滅、獸性張揚的秘密警察、普通警察乃至獄卒。俄羅斯作家列昂尼德·姆列欽在《歷屆KGB主席的命運》中，描述了KGB頭子們殘民以逞的斑斑劣跡。這個機構從上到下都是如此：一名KGB中將賴赫林，日日夜夜追求的只有一個目標——摧毀人的意志，剝奪人的生命。他相當狡猾，毫無人性，行事堅決且不知疲倦。他只受過兩年教育，差不多是半文盲，卻能升任中將。他爲自己辯護：「安全部裡職位更高的官員當中，有的也只上過四年學。」
習近平不就是翻版的安德羅波夫嗎？習近平讓中國成為酷刑最泛濫的地方，源於他缺乏基本的自信——儘管他將「三個自信」擴展爲「四個自信」（繼「制度」、「理論」和「道路」自信後，又提出了「第四個自信」，即「文化自信」。官媒《求是》雜誌刊文詮釋：「文化自信，是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是對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堅定信念。」）習近平看上去大權在握，其實骨子裡如同驚弓之鳥，早已精神衰弱、夜不成寐。
在習近平眼中，黨內外、海內外，到處都是要奪取他的權力的「顛覆者」。從黃雨傘到太陽花；從好萊塢童話片《動物方城市》，到彼岸蔡英文的總統就職講話；從手無寸鐵的劉曉波、丁子霖，到手中只有法律這塊「遮羞布」的許志永、郭飛雄……都讓他如芒刺在背，坐立不安。他就像火山口上的釣魚人，全世界都看到他是一個小丑，唯有他自己還以為可以滿載而歸。
不能再有同胞變成李旺陽、曹順利、雷洋
營救在獄中處境惡劣的郭飛雄、趙威、胡石根，以及因為紀念六四屠殺二十七周年而被捕的符海陸等人，刻不容緩。即便郭飛雄的妻子張青沒有奔赴聯合國大樓前絕食抗議，全世界關心中國人權議題的人們都要勇敢地站出來斥責中共：停止酷刑，讓每一個優秀的公民自由！
酷刑一詞，源自拉丁文torquere，本意是彎曲身體。起初只是用來對付不聽話或逃亡的奴隸，之後便發展成國家處刑的工具。在《布萊克法典》中，對酷刑的定義是：「為了施予懲罰、獲取口供或為了施虐的快樂，而給人的身體或心理造成劇烈的痛苦。」酷刑在中國變成了家常便飯，變成了異議人士的催命符。這樣的情形再也不能延續下去了。
從胡錦濤時代末期至今，死於酷刑的中國公民有李旺陽、曹順利、孫志剛、雷洋等人，再也不能有同胞重蹈他們的厄運了。在中國，獄中人常遭酷刑對待，而獄外的自由人也不乏暴力的受害者。難怪很多出獄的人權人士感嘆説，出了一所小監獄，又進了一所大監獄！
連堪稱中產階級樣板的雷洋也被一群警察折磨致死，誰在中國能高枕無憂呢？郭飛雄和雷洋們的遭遇表明，雖然胡錦濤時代的「政法沙皇」周永康因為政治鬥爭失敗進了監獄，但周永康的幽靈還在中國大地上遊蕩。周永康是企圖挑戰習近平而垮台，並非因踐踏法治而「罪有應得」。每一個肆無忌憚對公民施加暴力的公檢法人員及國安、國保，都是縮小版的周永康；而今天執掌司法和公安權力的習近平以及孟建柱之流，乃是升級版的周永康。
專制制度的特徵之一就是殘忍。在中國，殘忍不僅是一種制度之惡，更是一種文化之惡。胡適曾嚴厲批判中國傳統文化説：「今日還是一個大家做八股的中國，雖然題目換了。小腳逐漸絕跡了，夾棍板子、砍頭碎剮廢止了，但裹小腳的殘酷心理，上夾棍打屁股的野蠻心理，都還存在無數老少人們的心靈裡。今日還是一個殘忍野蠻的中國，所以始終還不曾走上法治的路。」胡適提倡民主和法治，就是爲了救治這種根深蒂固的殘忍症。歷史學家余英時進而發揮説：「在社會一般惡德（ordinary vices）中，殘忍應該放在第一位，因為殘忍是自由意識所最不能容忍的罪惡。」今天我們反對中共，就是反對從習近平、孟建柱到虐待郭飛雄的那名廣東省監獄管理局的局長等這樣一群「殘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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