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在小說《一九八四》中設想了一種新的人工語言，即「新語」（Newspeak）。它是大洋國的官方語言，由真理部炮製。它是一種蓄意削弱表達能力，以壓制異見聲音的工具。「新語」中最著名的一句話是：「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小說家的想像未必勝過現實的荒謬：大洋國並非子虛烏有，今天的中國是升級版的大洋國；與大洋國真理部相對應的，是中共宣傳部；與大洋國的「新語」相對應的，是被中共意識形態毒化的當代漢語。當代漢語中的「愛國」，其實是「賣國」，那些倡導人民愛國的統治者，家人早已擁有多本外國護照；當代漢語中的「統一」，其實是「奴役」，正如香港親共政客葉劉淑儀所說，只要你有「中國血統」，你就是「中國人」，你就必須順服共產黨的統治，即便共產黨特工將你越境綁架。
「統一就是奴役」，這是中國第一個應當普及的常識和真相，我在編輯劉曉波的這本論述台灣、香港和西藏等「帝國邊緣地帶」議題的文集時，靈機一動，選用這句話作為書名。（劉曉波正好寫過一篇題為「如果統一就是奴役」的文章）多年來，劉曉波針對台灣、香港和西藏問題撰寫了上百篇評論文章，這些文章展現了他思想的徹底性和精神的自由度。很多中國異議人士，即便在自由的西方生活多年，仍然像孫悟空一樣，永遠摘不掉頭上的「緊箍咒」。他們的「緊箍咒」，可能是大一統的民族主義，可能是葉劉淑儀式的血統論，可能是對明君賢相的偶像崇拜，可能是對虛泛的傳統文化的迷戀與緬懷。而劉曉波的超凡脫俗之處，即在於他雖然生活在不自由的中國，雖然有那麼多時間身陷黑獄之中，卻是中國人中少有的、百分之百的「自由人」。他的這些文章，共同指向一個讓那些「天朝衛道士」大驚失色的主題：「讓中國解體，讓人民自由。」
為什麼要關心台灣、香港和西藏這些「帝國邊緣地帶」？
劉曉波是較早關注台灣、香港和西藏問題的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這種對「帝國邊緣地帶」不可抑止的熱情，透露出劉曉波性格中強烈的反傳統、反權威、反中心的一面。也正是如此，他從上個世紀八零年代中期剛登上思想文化舞臺之時，就自我定位為「邊緣人」。他對當時以方勵之為首的幾位被青年人視之為泰山北斗的「啓蒙導師」，作出尖銳甚至刻薄的批評。他的似乎故作驚人之語而實際上充滿真知灼見的言論，使他與崇尚中庸之道的知識界格格不入。「邊緣人」論述「邊緣地帶」的「邊緣事件」，自然穿雲裂帛、石破天驚。若干文章，經過十年、二十年時間的淘洗，仍然光彩奪目。而當第四次牢獄之災降臨之時，命運之神也將劉曉波從邊緣帶到中心，使他成為舉世矚目的全球惟一一名身在獄中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劉曉波沒有到過台灣，卻準確地把握住了台灣的社會脈動。他早年就撰寫過關於台灣民主化的著作，可惜未能出版便被員警查抄。為了看到台灣大選的場景，他甚至騎單車到外國記者的公寓看電視直播——因為只有在那裡才能收看到國外的電視頻道。在論及二零零零年台灣大選時，他指出：「新世紀開初的大選最有力地證明了：今天的臺灣已經融入了自由世界，成為人類主流文明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儘管它還是一個島嶼，地理上的生存空間仍然很窘迫，但是從人的生存的品質的意義上講，開放了的小島為人的生存和發展所提供的空間是無限的，它向全世界開放，全世界也向它開放。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與生活在遼闊的中國大陸的中國人相比，生活在狹小島嶼上的中國人所獲得的生存空間之廣是大陸人難以想像的。」在這裡，他敏銳地捕捉到，跟中國相比，台灣擁有的制度優勢和文明優勢。這番論述，也啓發我作出「中國很小、台灣很大」的逆向思考，並以此鼓勵面對中國武力威脅時忐忑不安的台灣朋友。
對於台灣諸多政治人物和文化人物，劉曉波亦有精準的觀察和評論。從連戰和宋楚瑜登陸之後在胡錦濤面前卑躬屈膝的模樣，他得出「老朽的國民黨，勢利的親民黨」之結論。多年後，當我在網路上觀看二零一六年台灣總統候選人電視政見發表會時，巧言令色的朱立倫和久經沙場的宋楚瑜給我的第一印象，仍然可用「老朽的國民黨，勢利的親民黨」這句話來形容。劉曉波還撰寫多篇文章嚴詞批評對中共溜鬚拍馬的過氣文人李敖，並讚揚為了「《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事件」而再燃野火、向胡錦濤發出公開信的龍應臺（當然，如果劉曉波後來在獄中有機會知曉龍應臺出任馬政府文化部長之後的種種言行，一定會對其作出嚴厲的評論）。
劉曉波的評論知人論世，很少犯錯，但並非永不犯錯。比如，在對馬英九的評價上，劉曉波就看走了眼。在馬英九從黨內大佬的壓制中脫穎而出、接任國民黨黨主席之際，劉曉波評論說：「在當下臺灣的知名政治人物中，馬英九不僅最廉潔，也最具政治家的大視野，懷有民主統一中國的政治遠見。『六四』十六年來，馬英九年年都會在臺北參加祭奠和發表演講，就憑這一點，他的為政之德就令人感佩。」這是馬當選總統之前劉曉波對他的評論，由此可見馬的偽裝術多麽高明。就連那麼多台灣民眾也兩次投票給馬英九，劉曉波看錯馬英九亦在情理之中。劉曉波因深懷「六四」情結，對馬當初關心「六四」議題特別感激。殊不知，那是馬的騙術的一部分，馬上臺之後立即與「六四」議題和中國異議人士拉開距離，陳光誠訪台時亦避而不見，事事看北京臉色，把總統當作特首做，執政八年，樣樣都走到劉曉波期許的反面。
劉曉波討論香港的文章的數量僅次於台灣。論及香港議題，劉曉波特別注意到維多利亞公園一年一度的「六四」燭光晚會，這是一根中港民主力量互動的紐帶。「今年『六四』十二周年紀念日，當我這個大陸人坐在北京的黑暗中，想像四萬八千簇燭火點燃香江的夜空時，我的心中升起了感動、希望和欣慰。」劉曉波撰寫了一系列文章，聲援香港民眾反對二十三條國安立法的運動。那一役，香港民眾「以小博大」取得勝利，劉曉波對香港的前途頗為樂觀。他也指出：「大陸民間理應支持港人爭取政治民主化的民間運動，支持港人就是支持大陸人自己。」然而，習近平執政之後，中共捲土重來，港人的「佔中」運動失敗，學術自由、新聞出版自由以及法治傳統趨於崩壞，香港如同被剝光衣服的美貌婦人，任由中共這個暴徒淩辱。中國國內也有若干民主人士因聲援香港「佔中」運動被捕入獄。若劉曉波在獄中知曉這一切，該是如何痛心疾首！
論及西藏議題，劉曉波指出，其焦點並非漢族與藏族兩個民族的矛盾，而是中共的獨裁制度、唯物主義以及大一統思維，與藏人捍衛自身宗教信仰、文化傳統和獨立自主的決心的對立。劉曉波寫道：「對於一個以信仰為生命核心的民族來說，無論是高官厚祿還是榮華富貴，無論是強制灌輸世俗意識形態還是禁令、監獄、軍隊等政治高壓，都無法收買藏人對達賴喇嘛的敬仰和忠誠，都無法使虔誠的信徒低下仰視神靈的頭。」劉曉波對藏人遭受共產黨奴役的悲慘命運抱有最大的同情，他是極少數的清除了「大漢族主義毒素」的漢人知識分子。劉曉波或許沒有想到，當他被捕入獄之後，達賴喇嘛最熱切地提名他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實至名歸地榮穫諾貝爾和平獎，讓劉曉波得以與達賴喇嘛併肩而立，成為漢藏兩個民族攜手反抗中共暴政的典範。
劉曉波從人權、民族或區域自決的角度論述台灣、香港和西藏問題，我相信，他也是如此看待新疆、內蒙等議題；同時，他更發現，在這些「帝國邊緣地帶」，存在著比中心地帶更優質的政治制度、文化傳統、生活方式和精神資源，這些都有可能成為日後思想「北伐 」、重建聯邦共和的「他山之石」。
「三百年殖民地」與「全盤西化」
劉曉波引發最大爭議的觀點，是一九八八年訪問香港時接受《開放》雜誌（當時還叫《解放》月報）主編金鐘採訪，直言不諱地提出「三百年殖民地」的想法（那篇訪談收入劉曉波文集第一卷）。在十八年之後的二零零六年，劉曉波撰文回憶了當年的情形：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我結束了挪威奧斯陸大學三個月的訪學，前往美國夏威夷大學，我特意坐了途徑香港的航班。第一次踏上殖民統治造就的自由港，感覺真好！我接受金鐘先生的採訪，感覺更好！採訪中，金鐘先生的提問很直率，我的回答可謂放言無羈，說出了一段犯眾怒的話。金鐘問：『那甚麼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歷史變革呢？』我回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儘管，『六四』後，這句『三百年殖民化』的即興回答，變成了中共對我進行政治迫害的典型證據；時至今日，這句話仍然不時地被愛國憤青提起，以此來批判我的『賣國主義』。然而，我不會用接受採訪時的不假思索來為自己犯眾怒的言論作辯解，特別是在民族主義佔據話語制高點的今日中國，我更不想收回這句話。」
劉曉波進而論述說：「這句話，不過是我至今無改的信念的極端表達而已，即，中國的現代化需要經過長期的西化過程方能實現。今日中國的現實證明，凡是可以公開西化的領域，無疑是進步最快的領域。比如，進步最快的經濟也是西化最為明顯的領域。如果沒有官民對源於西方的市場經濟、私有制權和自由貿易的逐步接受，中國經濟決不會有如此巨大的進步，民眾的私人財富也決不會達到今天的水準。而中共對民主憲政等政治西化的頑固拒絕，恰恰是弊端產生的跛足改革的主要根源，也讓政治改革停滯不前，讓中國政治仍然處在僵化而野蠻的獨裁階段，也讓世界看到的是一個政經分裂的中國形象。」
劉曉波的這句讓「愛國賊」抓狂的話，可以在中國和西方找到參照系。在中國現代思想史的脈絡中，胡適早就提出「全盤西化」的觀點，「我主張全盤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在當代西方的思想中，英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保爾提出「自我殖民主義」之概念，與賽義德的左翼「東方主義」針鋒相對。「自我殖民主義」這個似乎「政治不正確」的概念，建立在奈保爾對亞洲、非洲等數十個曾經淪為西方殖民地的非民主國家的觀察和研究的基礎上。奈保爾認為，當西方殖民者退去之後，在本國內部崛起的暴君和暴政對人民來說更糟糕。
若以此理論分析西藏、香港和台灣，則如庖丁解牛、遊刃有餘。西藏之於中國，原本就是異類。中共侵佔西藏之後，達賴喇嘛率領流亡藏人在印度達蘭薩拉組建流亡社群，並成功實現流亡政府的民主選舉以及藏傳佛教的政教分離。這一切得益於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對西方現代政治模式的學習和吸取。而香港和台灣則是兩個繼承了較為優質的殖民遺產的案例。香港人對英國統治的懷念和台灣人對日本統治的懷念，反襯出共產黨統治香港和國民黨統治台灣的失敗。當然，重新回到英國的懷抱和重新回到日本的懷抱，在香港或台灣只是極少數人的想法。但是，啟動英治和日治時代的制度和文化遺產，在此基礎上建構自由民主的政治模式，卻為香港和台灣的多數人所同意。
走出帝制，更要走出「帝國」和「天下」的妄想
收入這本文集的文章，論述的問題雖各不相同，但主題思想一以貫之，那就是：讓中國解體，讓人民自由。國家主權不是最高價值，包括自決權在內的人權才是最高價值。倘若劉曉波知道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和香港的「佔中」運動讓兩地的本土意識和獨立意志深入年輕世代心中，一定會倍感欣慰。
台灣、香港和西藏以及其他處於「帝國邊緣地帶」的地區，要走到實現「住民自決」，除了本身鍥而不捨的抗爭之外，毋庸諱言，中國（或中央）的解構，是不可或缺的外部條件。否則，北京當局以及被其統治、被其被洗腦的億萬民眾，對「帝國邊陲」而言始終是巨大的威脅。中國或中華民族，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本該如此」。捨棄帝國模式之後，可以有多種富於想像力的前景可供選擇，比如穩健地走向聯邦或邦聯乃至更為鬆散的「獨立國協」體制。
對於中國而言，首先要「走出帝制」，正如學者秦暉在以此為書名的、被查禁的著作中所說，中國歷史之重點就是一頭一尾的兩次轉型：第一次是從周代的分封制轉變為秦代的「帝國制」，第二次則是晚晴以來由帝制向共和、民主、憲政制度之轉型。第一次轉型，用譚嗣同的說法，就是中國兩千年皆行「秦制」，即中央集權的帝制；或者用學者金觀濤的說法，就是形成了一整套“超穩定結構”。第二次轉型，即歷史學家唐德剛所說的“出三峽”，如果從鴉片戰爭算起，已經有一百七十年之久，至今仍處於未完成狀態。也就是說，今天的中國仍然是無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實的「秦制」。後一次轉型的目標是「走出帝制，走向共和」，而惟有「走出帝制」，才能「走向共和」。
若要瓦解政治制度層面根深蔕固的帝制，更要走出「帝國」和「天下」的妄想，這是深入中國民眾內心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這種妄想，使得暴君與暴民互為表裡、狼狽為奸。特別是習近平執政以來，為了迎合習近平好大喜功、風流人物的心態，形形色色的「帝國儒學」、「帝國法家」、「帝國經濟學」相繼出爐。而習近平對台灣、香港、西藏、新疆等「帝國邊陲」的政策也空前強硬。
在這樣舉國瘋狂的時刻，劉曉波的這本文集顯得尤為重要。這本書如同最佳的解毒劑，應當成為中國人乃至整個華人世界人手必備的參考書。劉曉波的摯友、作家廖亦武在領取德國法蘭克福圖書獎時發表的題為《這個帝國必須分裂》的演講，說出了包括劉曉波在內的極少數中國「自由人」的心裡話。故此，我將廖亦武演講的結束部分作為本文的結尾：
這個滅絕人性的血色帝國，這個地球災難的源頭，這個無限擴張的垃圾場，必須分裂。
為了孩子不再死於無辜，這個帝國必須分裂；
為了母親不再無辜地失去孩子，這個帝國必須分裂。
為了中國各地的人們不再流離失所，淪為世界各地的累贅，這個帝國必須分裂。
為了葉落歸根，為了將來有人守護祖宗的墓園，這個帝國必須分裂。
為了全人類的和平和安寧，這個帝國必須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