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在520就職演說中，承諾將在總統府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三年內完成「轉型正義調查報告書」。三年完成，真是太樂觀了！光是對政治案件進行總盤點，恐怕就不只三年。別的不談，蔡英文腳下的總統府，就有多起政治案件；其中至少有一起大冤案，在總統府二樓長廊迴盪數十年的嘆息，訴說「生為台灣人的悲哀」——那是1971年的楊鴻儒案。
軍旅飛揚：從陸官、空官到白團
楊鴻儒，台南大內人，1930年生。出身教員家庭。從小天資聰穎，有過目不忘的能力。台南工業學校（台南高工前身）畢業後，先在小學教了兩年書；後來因1949年局勢緊張，覺得身為台灣人，應該當兵保護台灣，剛好孫立人在台灣招考陸軍官校第四軍官訓練班，就去報考並獲錄取，時年19歲，成為早期少數台籍職業軍官之一。畢業級別是陸官24期，晚吳鍾靈、黃深柱、林再受兩期（這三人都是台籍黃埔軍官，都是陸官22期，後來也都成了政治犯）。
楊鴻儒似乎是「從軍樂」的體驗者，喜歡探索軍事的未知領域。陸官畢業後，21歲又去考空官（35期），教官帶飛11小時後就能單飛。不過接下來的特技飛行，他就淺嚐即止了，知道自己不適合飛行。同期有兩位優秀的台籍飛官：林鶴聲（屏東人），1964年執行國慶閱兵任務時墜毀於土城；余清長（台北人，黑貓中隊），1966年執行高空訓練飛行時墜毀於沖繩。
於是楊鴻儒又回到陸軍，在台中某基地服役。隨著軍旅生活的開展，慢慢了解軍中有一條潛規則：「沒有在實踐學社受過訓，就不可能升任少將師長以上。」為了更上層樓，1962年，他以上尉連長身分報考該學社「科學軍官儲訓班」第三期。所謂「科學」，就是研究科技作戰；而所謂「實踐學社」，就是「白團」的對外名稱。
白團是一個神秘組織。簡言之，是日本在台灣的「地下」軍事顧問團，和「地上」的美國軍事顧問團同時存在。主導者為岡村寧次大將，在日本主持軍事研究所「富士俱樂部」作為白團的後援；總教官富田直亮（化名白鴻亮）則率領數十名日本精銳軍官，從1950至1968年在台灣訓練許多軍官，並為國軍建立動員制度，擬定作戰計畫，傳授戰術與戰略；此外，更協助蔣介石防守金門，締造1949年的古寧頭大捷。
白團的支持動力，是日軍對蔣介石的報恩精神。但為了掩人耳目，行事極為低調，不僅每人都有中文化名，連對外名稱也三易其名：圓山軍官訓練班（1950.02～1952.07）、實踐學社（1952.08～1965.08）、實踐小組（1965.09～1968.12）。它是冷戰年代的影武者，也是一支傳授軍事智慧的假面部隊。
宏觀來看，白團確實是軍官的「鍍星」中心。楊鴻儒的白團同學，現今就有六名上將，包括連續三任（18、19、20）陸軍總司令：黃幸強、陳廷寵，李楨林，和聯勤總司令王文爕、國安局局長殷宗文、警備總司令王若愚。此外還有十幾位中、少將。由此以觀，如果楊鴻儒在軍中穩定發展，極有可能比小他八歲的湯曜明更早出任陸軍總司令或參謀總長，最少也是上將一枚。
高樹招風：留學日本，回國重用
事實上，楊鴻儒1964年從白團結訓後，確實開始爬升。首先是升少校，當副營長，調團作戰官；繼而被派去日本留學（1966-1968），進入「陸上自衛隊幹部學校」（位於東京市ヶ谷）。在校成績優異，校長梅澤治雄嘉許：「以陸軍大學的傳統，楊少校屬於六名軍刀組的優等生，未來必將是個有成就的軍人。」所謂六名軍刀組，是以前陸軍大學畢業者，前六名都可獲贈天皇御賜軍刀。梅澤此言，可見對楊高度賞識。
1968年回國後，楊鴻儒先是調屏東當營長；兩年後，又調國防部情報參謀次長室某單位，任中校情報官，辦公地點就在總統府二樓。調到情參室，應該和他豐富的日本經驗（日語嫻熟、白團受訓、日本留學）有關。當時國防部和外交部涉外人員，懂英文者多，懂日文者少，每逢日本官員來訪，常向情參室借調楊鴻儒當翻譯官或隨護官。楊鴻儒雖不高調，但一個台籍軍官，受到如此重用，在當時省籍壁壘森嚴的軍方，恐怕已令人側目，招人眼紅，種下未來冤獄之因，大好前程一夕烏有。
禍起不測：明日之星，陰溝翻船
這冤獄，要從他認識湯鳳霖說起。湯是苗栗客家人，宜蘭農林學校（今宜蘭大學）畢業。曾參加二二八，之後自新。他有台灣意識，也有政治企圖心，曾參選監察委員（1969）；並創辦《台灣通商產業資料日刊》，以小型報刊形式，為在台日商提供政商情報，藉此廣結人脈，累積自己的政商影響力。
1970年10月，日本防衛廳政務次官土屋義彥來台訪問。湯鳳霖邀宴土屋，因而結識奉命擔任土屋隨護官的楊鴻儒。後來，湯即請楊協助，將《立法院公報》有關經濟的情報翻成日文。當時楊鴻儒已婚，有三個孩子，家計沉重，利用假日翻譯，可賺一筆稿費。他利用公餘翻譯，內容又是公開資訊，合情合法合理，然而詭譎的政治局勢，卻讓這位軍官的明日之星，整個陰溝裡翻船。
原來，1970、1971年是蔣介石政權充滿危機之年。1971年10月25日，「蔣介石代表」（中華民國代表）被逐出聯合國，台灣在「光復節」當天成了國際孤兒。其實危機已預警多年，但蔣政權頑固不化，逼得台灣人起而自救。1970年2月發生泰源事件，4月發生蔣經國遇刺倖免的四二四事件；1971年12月，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國是聲明〉，要求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台灣主體意識勃興，讓外來政權深具戒心，而加強鎮壓台獨。
楊鴻儒正是陰錯陽差，捲入台獨案。原來湯鳳霖對局勢憂心忡忡，先後寫了〈確保台灣的方針應如何做起〉、〈台灣問題應如何經營〉兩篇社論，建議更改國號為「台灣民國」或「大華民國」——如今來看，這是高瞻遠矚的主張。楊鴻儒在校對譯稿時，也看到這兩篇，曾警告他可能會招禍。湯鳳霖的回應鏗鏘有力：「我是憂心台灣的將來，才執筆寫這篇社論，難道我們要坐以待斃嗎？」
白色恐怖是泯滅人性的。根據蔣政權的制度設計，楊鴻儒對這種文章不看還好，一旦看到，為了自保，一定要告發湯鳳霖，否則就是「知匪不報」，要坐牢1～7年。楊雖幹到中校情報官，接近權力核心，但腦筋仍清楚，不願出賣他人，對此事秘而不宣。
然而紙包不住火。社論雖以日文寫成，但當局眼線遍天下。就在蔣代表被逐出聯合國後兩個月，1971年12月，湯鳳霖被捕，供出楊鴻儒。於是這位台籍中校軍官，就在風華正茂的41歲鎩羽，斷送軍旅路，淪為階下囚。和湯鳳霖一樣，都被羅織叛亂案。
楊鴻儒憶述，他被帶往一個陌生的地方，他判斷可能是反情報總隊，也就是軍方的特務機關。整肅楊鴻儒的人，是反情報總隊？或者另有高人？筆者不敢斷言；可斷言的是，整肅力道極強。基本上，只憑兩篇社論就定人叛亂罪，這是標準的文字獄，但楊鴻儒頂多「知匪不報」，屬於輕刑。當局顯然覺得不夠，又以楊曾在湯鳳霖家吃飯三次（湯交遊廣闊，常設宴招待友人），誣指他和湯開會三次，密謀進行不流血政變，據此羅織「預備顛覆政府」罪名，判刑10年。
楊鴻儒的衰運不止如此。1972年監禁期間，又被羅織「洩漏軍機」罪。這條罪更扯。軍方宣稱，他們從日本駐華使館取得一份機密軍事文件，而這份文件是從軍方流出去的（當時中華民國剛與日本斷交，日本人都走了，官方說法是真是假，只有天曉得），他們認為楊鴻儒的涉嫌最大。然而，楊鴻儒從未見過這份文件，而且也提出有力證明反駁指控。但「裝睡的人永遠叫不醒」的檢察官和軍法官，仍執意起訴，執意定罪，再判他3年6個月。
哀鴻之嘆：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楊鴻儒不甘清白受辱，在宣判庭上，他要求書記官一字一句記錄他的話，否則拒絕簽名。他回憶：
「我痛心欲絕地控訴：『可悲的人為錯誤判決！我永遠保留洗刷莫須有罪名的權利與義務！』書記官心不甘情不願地逐句記錄。這書類若未被焚毀滅跡，應該還留存在軍法局的檔案中。」
這兩條橫柴入灶的罪，合併執行11年。1975年老蔣死亡，減為7年8月，1979年出獄時，已經49歲。41到49歲正是軍官養成的黃金時代，但這位中校卻在綠島囚禁，在生教所洗腦。出獄後，因喪失軍籍，謀生維艱。所幸日文優異，可接翻譯工作。當其他同階軍官享有優渥的福利待遇，而且蹲久了就能升遷時，楊鴻儒卻必須一字一字爬格子，賺取微薄稿費，數十年如一日。前半生習武，後半生從文，這轉折也未免太大了。
楊鴻儒後來將受難故事寫成〈無情軍法審判記〉，提到：「每當提筆撰寫這一段傷心往事時，宛如瘡癤流出鮮血般痛楚而頻頻擱筆…回憶這段令人驚恐扼腕的境遇，不禁讓我想到李登輝前總統所言『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確實，在外來政權統治下，容不得台灣人太出鋒頭。這位英挺帥氣、日語流利、深受日本人賞識的台籍中校，被拔擢經年累月，被拔掉旦夕之間。這種悲哀，恐怕不是現在的民進黨檯面人物所能體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