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非常值得推薦的好書。作者保羅．卡拉尼提醫師（Dr. Paul Kalanithi）是一位印度裔的美國神經外科醫師兼作家，雖然英年早逝，只活了三十七歲，卻享有非常精彩的人生。他在史丹佛大學得到英國文學與人類生物學雙主修學士學位，再進修英國文學碩士學位，而後到英國劍橋大學主修「科學與醫學之歷史與哲學」（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medicine）得到哲學碩士學位；再進入耶魯大學醫學院，以優異成績畢業，最後選擇回到史丹佛大學醫院接受長達六年的神經外科住院醫師訓練。
但很不幸地，卡拉尼提在住院醫師最後一年，被發現肺癌而英年早逝。全書雖只有兩百二十幾頁（5 × 7.5 吋），內容卻有不尋常的深度，讓我有機會傾聽一位不世出的天才在生命充滿希望的顛峰，突然發現末期癌症，而後在治療過程乍現曙光時，悟出什麼是他人生最重要、最有意義的事，而選擇勇敢地繼續逐夢，但最後還是功虧一簣。
讀這本書的過程中，我多次因為讚歎作者的文筆、理念、以及所引用的經典，而不時停下沈思；但更讓我愛不忍釋的，是他探討人生意義的過程，以及他與夫人露西（Lucy）充滿愛情的難分難捨的描述。身為神經內科醫師的我，看到他在病痛中悟出人生的意義，而繼續秉持敬業救人的神經外科醫師奉獻情操，使我熱淚盈眶；尤其想到他才活了我一半的年紀，就得到了生命的精髓，我就忍不住動筆撰寫這書摘，分享我對本書的愛。
這本書的書名，When Breath Becomes Air，是來自英國詩人Fulke Greville（1554-1628）的一首詩：
You that seek what life is in death,
Now find it air that once was breath.
New names unknown, old names gone:
Till time end bodies, but souls none.
Reader! Then make time, while you be,
But steps to your eternity.
感謝熱愛英詩的同事宋成龍醫師與其夫人吳敏嘉老師伉儷譯之如下：
你在死亡中追尋生命的意義，發現大氣曾經是個人的呼吸。
新名未知，故識已渺；
軀殼有限，靈魂無窮。
讀者！把握當下，
步向永恆。
這本書的書名就是套用了這詩的第二句話，直譯為中文應當是「當呼吸化為大氣」，意即當一個人過世了，他生前的呼吸，如今已化為大氣。作者就用這美麗的書名，以他如詩如畫、如歌如泣的文字帶著我們陪他走完他的人生。
這本書的序文是由史丹佛大學醫學院的內科名教授兼名作家亞伯拉罕．佛吉斯醫師（Dr. Abraham Verghese）執筆（佛吉斯教授著有數本暢銷小說以及無數散文，中譯本小說有《雙生石》。他也是影響美國臨床醫學教育甚鉅的「史丹佛25」的原創者。）他追憶本書作者曾在過世前一年拜訪他，那是他們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會面。那次的求見是因為他剛在《紐約時報》發表一篇〈我還剩下多久可以活？〉（How Long Have I got Left?），引起很大的迴響，而使他決定在自己生命到達終點之前寫出一本書，因此來向佛吉斯討教。
佛吉斯記得，當時保羅在他的辦公室談了很多有關生命的議題，以及他打算寫書的想法。但很遺憾，兩人之後就再也沒有見面，直到一年後才在史丹佛紀念教堂的追悼會見到保羅的家人。佛吉斯對作者推崇備至，我覺得這篇序文最精彩的是最後一段話：「請你傾聽保羅所說的話。在他字裡行間的間歇，你也傾聽自己想要回應的話，而那就是他想要傳達的訊息。我感受到了，我希望你們也可以感受到。這本書是一個禮物，我不希望擋在你與保羅之間！」
這本書的分章非常簡單明確，短短的〈開場白〉（14頁），而後〈第一部分：我開始的完美健康〉（100頁）與〈第二部分：至死也不結束〉（84頁），最後是他的夫人露西（本身是內科醫生）親筆寫出的〈結語〉（26頁）。
開場白（Prologue）
作者在本書一開始，描述一幅畫面：自己在服務多年的史丹佛大學醫院的病房裡，穿著住院病人的病人袍，手上吊著靜脈注射的點滴，與本身也是醫師的夫人一起以護理師借給他的電腦，檢視自己的肺部斷層影像，確知自己到了肺癌末期，使他意識到生命的有限，而由此展開他的生命故事。他回顧自己的一生，如今終於進入最後一年的神經外科住院醫師訓練，而自己的研究剛得到學校與美國神經外科學會的肯定；但作夢也想不到，正在事業的顛峰，突然間發現不速之客上門，帶給他「無法避免的死亡」噩耗。
在這「開場白」中，讀者可以感受到這位年輕醫師在工作繁忙中強忍著背痛與體重持續降低所帶來的隱憂，繼續為病人服務，最後再也無法撐下去，竟然發現致命的癌症。他過去雖然經常安慰病人或家屬如何面對無法接受的現實，但一旦發生在自己身上時，才瞭解自己完全沒有這方面的心理準備。
第一部分：我開始的完美健康（Part I: In Perfect Health I Begin)
作者描述他的家庭。父親全家信仰基督教，而母親則是印度教，他倆不容於當時的印度社會，而私奔到美國結婚，生下他們三個男孩。父親最初在紐約當心臟科醫師，後來做了一個很大的決定，將全家搬到生活費遠較紐約便宜的亞利桑納州，並在一個小鎮開業，這樣才有可能養家，同時能積蓄足夠的錢，讓三個小孩接受更好的教育。
作者說，他在學校時，父母對他們功課的要求就像一般來自亞洲的移民，功課考試一定要全班第一。而他在學校最拿手的是英國文學與人類生物學，後來如願進入史丹佛大學雙主修這兩科目。在求學過程中，他開始思考要過怎樣的生命才會覺得人生活得有意義，而漸漸領悟到，文學不只可以幫忙了解別人的經驗，也能促使人們利用這些豐富的資料，激發道德反思。他經過深入的文學與哲學的研讀，由此積極追尋生命的意義。同時，他更發覺自己由人類生物學的興趣，接觸到神經科學的研究；尤其透過「功能性核磁共振」（functional MRI, fMRI）的研究，更使他領悟到，人類透過大腦的各種功能，建立人際關係，而由此找到個人的人生意義。
作者描述他參加神經科學與倫理學的學習營，參訪了一所專門照顧嚴重腦傷的病童收容所。看到諸多腦部受傷以後喪失人際溝通能力的病人，更使他深信，人腦是促使每個人追尋生命意義的樞紐。也由此悟出他在鑽研文學、哲學之後，可以透過神經科學的發展，更瞭解「人類之間的關係」（human relationality），而這很可能正是形成「意義」的磐石。
作者以Walt Whitman的研究作為他的英國文學之畢業論文，探討生物學、道德、文學與哲學到底如何互動，而猛然發覺，唯有丟下這些書本，以親身體驗的方式，透過醫學的學習，才能更直接了解人生的意義。於是他請教大學醫預科（premed）學生導師，發現這時才要申請醫學院，可能還需要一年的時間補足學分；再加上申請學校的手續，估計總共需要再等十八個月，才有可能進入醫學院。同時他的幾位教授也勸他在離開文學、哲學的學術殿堂之前，應該去修個「科學與醫學之歷史與哲學」碩士學位，於是他申請到這學門首屈一指的劍橋大學。而這段留學英國的日子，使他更有機會深思科學與文學之間的各種關係。
等到進入耶魯大學醫學院之後，作者因為接觸到許多生死的考驗，產生更多的疑問與感觸。他提到在班上認識了後來的夫人露西，兩人一起修了耶魯醫學院的外科努蘭教授（Dr. Sherwin Nuland）有關死亡的課（努蘭教授曾於2010年應邀來台參加全國書展，著有多本暢銷書，國內中譯本有《死亡的臉》、《生命的臉》、《沒有終點的旅程》、《醫魂》等）。作者很感慨地說，他在史丹佛研修文學、在劍橋攻讀醫學史，一心想要多了解死亡，到頭來仍是一頭霧水。而今努蘭教授告訴他，死亡只有在你與它面對面時，你才有可能了解。
他也提到各種基礎與臨床課程的學習心得：在解剖學的實驗室，經過解剖真實人體的洗禮，見證醫學生由謙虛、惶恐、缺乏自信，逐漸變成自大、狂妄的醫生；在婦產科的實習，他經驗到一對二十週的早產雙胞胎在緊急剖腹產之後死亡，帶來家人的哀傷以及自己的沮喪，而與隔天幫忙接生一個順產的嬰兒之後，走出產房帶給家人喜訊時所感受到的成就感，形成鮮明的對照。種種生死之間的感慨，在作者筆下非常生動地展現出他終於透過學醫，而更深入了解人生，而更有機會思考到底如何使人生過得更有意義。
畢業以後，雖然許多同學選擇較能保證生活品質的臨床科，但作者卻因為親眼看到一位小兒神經外科醫師，向一位腦瘤病童的母親解釋病情的誠懇態度，而深為所動，決定選擇神經外科作為他的一生志業。他說他深知這要求非常嚴謹的住院醫師訓練，唯有道德、情緒、智能與體力都是頂尖的人才能勝任。他非常高興自己能申請到史丹佛大學醫院的神經外科，而夫人露西也申請到就近的加州大學舊金山校區大學醫院的內科住院醫師訓練計畫。
他對神經外科醫師的生涯有許多發人深省的觀察：
在創傷急診部門值班時，領悟到雖然一般醫師都以死亡為「敵人」而奮鬥，但神經外科醫師有時卻要以「大使」的身份，介紹包括死亡在內的可能性給家屬，讓他們有心理準備，並避免做錯了決定而後悔終生。
在對病人的腦部開刀前，他一定要先了解病人是怎麼樣的人：他是誰，他的價值觀如何，什麼樣的存活是值得活，到了什麼樣的程度就該放棄。這些都是他希望自己在開刀之前就已經與病人與家屬討論過的。
他深知自己因為對這方面的執著，而付出相當的代價；而當自己因為沒有做到而失敗時，尤其感到難以承受。
他每天日以繼夜地進出開刀房、恢復室、病房、急診處、加護病房，忙於照顧病人，後來才因自己體重降低以及不明原因的背痛，終於要面對從未有過的考驗——自己變成癌末病人。
第二部分：至死也不結束（Part II: Cease not till Death）
作者以十六世紀的人文思想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的一段話打開這一章：「教哲學不只要教人如何死亡，同時也要教人如何活。」他提到斷層攝影確定自己有肺癌以後，與家人、朋友討論這方面的問題，以及計畫自己往後的工作；而在這段人生的最低潮，他才發現自己對友情的飢渴。這一章充滿動人的生死方面的理性與感性的論述。
在病人與醫生的互動方面，他描述自己第一次去看癌症專家時，很希望能與這位醫生討論自己的預後。他希望醫生能將他的資料帶入Kaplan-Meier存活曲線的判讀，來決定自己還能夠活多久。但想不到這位非常關心他的女醫生竟然回答：「我不與你談這方面的問題，我不會告訴你還會活多久。我不會給你一個數字，我想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要先找出你對人生價值的看法。」她幾次被作者追問類似問題時，總是回應他：「你有沒有想過對你而言，到底什麼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事？哪些是你現在還能夠做，而且對你非常重要的事？」他起先非常不滿這位醫生不願回答他認為最重要的問題「我還能活多久？」但其實他也知道以自己的專長，他大可上網找到答案。後來他漸漸領會這位醫生的用意。而當生命越接近末期，他越能了解這位醫生一開始就用這種態度激勵他，的確別具用心。
他在生病的過程，特別注意到醫生對病人慣於使用統計數字來解釋病情的問題。他發現有些數字會讓我們將病人歸類為「完全沒希望」、「很悲觀」或「接近事實的」、「很有希望的」，甚至是「與事實不符的妄想」，但如果我們把每個病案都給予「希望」，他們是否都可以變成比「平均」更好的預後呢？總之他發現自己變為病人時，他對統計學的看法完全改觀，而悟出這句充滿智慧的哲理：「病人所要追尋的，並不是醫生所想要隱藏的科學知識，而是病人需要自己找到自我存在的真實性。」（What patients seek is not scientific knowledge that doctor hide, but existential authenticity each person must find on his own.）
另一方面，他發現從醫生與病人的角度來看死亡也是非常不一樣。當他自己面對即將來臨的死亡，想去了解自己的生命是否值得活下去時，他很深入的思考這問題。他提到醫學上經常引用的說法，認為當人們發現自己有不治之症時，會經過五個階段的心理反應：「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憂鬱」，最後才「接受」。但當他親臨其境時，卻產生非常不同的看法：他不認為每個人都一定會經歷這樣的順序，有些人甚至正好是「逆向而行」。
最令我感動的是，當他接受標靶治療一段時間以後，療效相當不錯，他告訴醫生，他終於發現在自己心目中，人生的最高價值就是在開刀房裡，能夠以自己的手術技巧幫忙病人解除病痛。於是在病情穩定進步之際，他開始勤練復健治療鍛鍊體力；而醫院神經外科也特別安排，讓他只負責在開刀房內開刀，病人住院、出院的照顧與紀錄都由其他同事主責，他也不必負責其他的急診照會。就在醫院同仁的合作下，他逐漸恢復到清晨就到醫院，深夜才回家的神經外科醫師生涯。雖然他還需要不時服用止痛藥才得以繼續工作，但卻因為能執行自己認為最有意義、最喜歡的工作而樂此不疲。
作者也坦言，這段與病痛奮鬥的過程嚴重影響到他的婚姻生活。他在得病的第一時間就勸露西在他過世後改嫁，但這始終無法被她接受。後來他們接受婚姻諮詢，決定為他們的婚姻帶來一個新希望：要有一個他們的愛情結晶。他說：「唯有這樣子，我們才能抱著希望繼續活下去，而不會只是等待死亡。」於是醫生利用保羅在接受癌症治療之前就已儲存的精子，以體外受精的方法，成功地使露西受孕。
然而當他最後一次的斷層掃描追蹤又發現癌症復發時，那是在星期四的深夜，他正準備離開醫院前。他很清楚，再下去已經沒有奇蹟可以期待，他再也不能繼續做他想做的神經外科醫生。回家前，他上網查看隔天的行程，發現星期五已經排滿開刀流程，於是咬緊牙關，回家後告訴太太所有實情。隔天還是清晨五點半就到醫院，若無其事進入開刀房，做完當天所安排的工作。
當禮拜五晚上他要離開醫院時，不知道他癌症復發的同事問他：「這週末你值班嗎？」他回答：「不是。」但心裡很想告訴他，我再也不會值班了。他在電腦輸入一些給病人的處方後，離開了開刀房，到辦公室收拾多年累積下來的衣物、盥洗用具、充電器等，打算連同書籍一併帶回家；但一想，又把書籍全部留在醫院，因為他知道他再也用不上了……
作者很細膩地描述外科生涯最後一天所發生的事以及心中的感觸，這一段醫師告白讀來令人非常感動。字裡行間所流露出來的負責、敬業、勤奮、關懷，在在可以感受到保羅是一位「將病人擺在第一順位」，實至名歸的良醫。
隔週星期一，作者看了他的癌症醫生，就馬上住院。由於標靶治療無法奏效，不得不開始加上傳統化療。住院期間一位住院醫師對他的照顧頗有瑕疵，使他對當前美國住院醫師工時的規定影響病人的照顧品質深表擔心。很不幸地，接受化療沒幾天，竟然發生嚴重副作用而昏迷不醒，住進加護病房達一個星期之久。化療停止後，經過一段時間，病情漸趨穩定才出院調養。沒多久，他夫人也在醫院平安產下足月的小女嬰。
隨著嬰孩的長大，一方面知道自己更接近死亡，另一方面也因為看著小孩的長大，心中不時浮現希望。他很感慨的說，醫學的訓練驅使醫師們非常注重「將來」，樣樣醫療措施都是為了「將來」，而寧可犧牲「現在」。但當自己變成生命末期的病人時，才發覺他的「將來」只剩下這一天比一天長大的嬰孩——這是他對「將來」唯一的憧憬。
在最困難的病痛纏身期間，他利用本身深厚的文學背景，找到不少優雅的詩歌或文章，引經據典找尋慰藉。他特別提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Samuel Beckett膾炙人口的獨白"I can’t go on. I’ll go on."（我不能撐下去，我將撐下去）。他認為這七個英文字是他與癌症奮鬥的心路歷程之最佳寫照。他很感慨地說：「在這段時間，文學帶我回到生命。」（It was literature that brought me back to life during this time.）
結語（Epilogue）
這最後一章是夫人露西在他死後撰寫的。她深情地描述自己心愛的丈夫在生命最後幾天的日子。許多纏綿悱惻的文字扣人心弦，我很難忘記她寫到的一句對話：保羅過世前的幾星期，有個晚上她把頭靠在他的胸部，問他這樣他可以呼吸嗎？他的回答是：「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呼吸方法。」
這對醫師夫妻共同討論生命末期的各種可能選擇，而決定了不要插管，要有尊嚴、舒適的死亡。最後在家人（包括他的小女兒）圍繞下，他有機會向大家道謝告別，而後他決定停掉緊壓著鼻樑，令他非常不舒服的間歇正壓呼吸器，以靜脈注射藥品緩解呼吸的急促、困難，在家人的祝福聲中過世。
她說她先生一直到最後，雖然「衰」，但從沒有「弱」（frail, but never weak）。〈結語〉的最後一段只用一句話「我是他的太太，也是見證人」（I was his wife and witness.）來結束，這句話終於使我強忍的眼淚奪眶而出，不能自已。這對年輕夫婦的確是令人稱羨的一對情聖。
我從出版界朋友得知台灣已經獲得這本書中譯本的授權。我衷心期待台灣不久將會有更多與我一樣深受感動的讀者，更希望這本書能吸引更多有愛心、有能力、有理想、有社會責任感的年輕人加入醫療陣容，扭轉當前醫療士氣低迷、「四大皆空」的頹勢，以重建醫病雙方的尊重與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