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一個人來談精神障礙者的自立生活，很自然地想到她：滕西華。在精神障礙領域服務近二十年的滕西華做過第一線社工、政策倡議者，目前是「台灣社會心理復健協會」秘書長。不過談理念之前，滕西華邀請我們先聽兩個故事...
故事一：主角A，男，當時六十多歲，他只是想要有人關心。
A是我剛踏入社工界接觸的個案，他與年邁的老父母同住，每兩個禮拜我會去看他一次，但他從不跟我打招呼，也不跟我說話，整個家訪過程我只好和他的父母聊天，第四個月碰到我要出國，為了測試幾個月以來家訪的效果，我請他的父母幫我保密出國的消息，如果他有問起就表示家訪的『社會刺激』有效。
到了家訪那一天，我沒有如常地出現，A果然問起，他的父母於是遵照我的指示告訴兒子：「社工小姐很傷心，因為你都不跟她說話，她覺得你可能不喜歡她來，所以她就不來了...。」原來，A他選擇與我互動的方式就是在旁觀察我，觀察我是不是真心地關心他，雖然我們從未交談。
單純的家訪服務到第六個月，A終於願意和我出門參加半天的社區機構的復健課程，在這之前他除了跟父母去醫院看病拿藥，幾乎與社會沒有任何互動。
A的故事提醒我，服務精神障礙者不能太早說放棄，要讓一個人有動機想要改變和信任，很多時候，社工需要花時間去等待。
所以第一線工作者也常感到沮喪，因為我們可能永遠不知道在什麼時間內，可以完成到什麼程度，無法明確訂出KPI(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關鍵績效指標)，這種情形的服務也就很難受到政府補助案的青睞。
問滕西華：半年很長，這樣的等待值得嗎？她說：非常值得，因為多支持一個人，等於多幫助一個人得以過正常化的生活，重來一遍她還是會用相同的方法服務個案。
故事二：主角B，男，當時五十多歲，他只是愛說話、不期待別人聽
B是師範大學畢業的高材生，不曾工作過，他的病情控制穩定，無法外出工作倒不是因為他的病，而是他的個性。B講話絮絮不休，常不自覺地打斷別人的話，在社群裡沒有辦法跟人相處。來到我手上，我自問『愛講話』一定是缺點嗎？『愛講話』難道不能是一個人的優勢嗎？
我問B：你這麼愛講話，如果你一直講話而我卻不看你，你會不會覺得我沒有禮貌？B回答：不會。我得到一個小結論：B只是愛講話、想講話，不期待別人傾聽或互動，他夢想中的工作是像廣播主持人那樣可以不停地說話。
B服藥並不像其他精障朋友，他沒有顯著的副作用，他也想去工作，後來我幫他找到一份在百貨公司停車場打掃的工作，一開始我並不是那麼有把握，因為停車場只有車、沒有人，他能跟誰說話? 我於是陪著他一起工作，兩個禮拜之後我覺得我可以不用再去，因為他自己會找人說話。B會留意哪裡還有車位，然後跑到入口處等待，客人車窗一搖下來，他便開始講話：「你要停車嗎？」、「你想停靠近電梯的位置嗎？」...接著指引方向，一個月之後，客人向公司反映，停車場的服務變好了！
雖然一位客人只能佔據一分鐘的時間，但是一整天下來B有無數位客人、無數個一分鐘可以佔據，聽來無意義的對話卻大大滿足B想要講話的慾望，『缺點』變成了他的『優點』。
B的故事告訴我，有時候我們認為的缺點，並不是一個人阻力，而是特質，對人的想像要有『彈性』，尤其對精神障礙者。
精神障礙者的行為常被放大、或是被過度災難化，譬如一般人不用本科系就能找到工作，為什麼精神障礙者非得接受職業訓練才能去找工作，又譬如評估報告上所有精神障礙者都有社交技巧能力不好的問題，為什麼一般人可以不需要交很多朋友、一個人過得很自在，反應在精神障礙者身上卻會變成問題。精神障礙者何其無辜，他們的弱勢常被刻意放大成缺點，這是整個社會對弱勢者不自覺的暴力。
滕西華時常提醒她的工作人員，「不是你認為他可以變成什麼樣子，而是他自己想要變成什麼樣子；不是你的需要，而是他的需要...，你要這樣想事情，」如此社工才不會只看到個案的限制，把限制當作是缺點。
問滕西華，那麼社工要做什麼？她說：充權(empower)，還有相信，陪伴個案從心底強壯起來，讓個案發揮他原本有的能力就足夠了。
兩個故事講完，滕西華回過頭來談精神障礙者的自立生活，她認為障別不重要、甚至障礙也不重要，因為世界上的每個人需要依賴他人才能自立生活，每個人都需要、也都有能力達到自立生活。「人的潛力各有不同，快點到達自立生活或慢點到達都沒關係，能到就好，」至於用什麼方法協助精神障礙者能到呢？滕西華說：「用他的方法。」
相信是照亮生命的光
「台灣社會心理復健協會」成立於2010年，滕西華的理想是建立一個沒有工作人員與個案差別的『平等』環境。
滕西華永遠記得讓她第一次因為工作受傷的女生，「當時那個女生情緒激動、對身旁的人拳打腳踢，情急之下我拿棉被蓋住女生的身體，我順勢抱住她，女生隨即安靜下來，她留著眼淚跟我說：生病二十幾年，沒有人抱過她。」那一瞬間的觸動使滕西華明白：越是脆弱的人，越難去表達她真正的需要。
精神障礙者總是生活在貼標籤的世界裡，因為汙名化讓事情變得更加困難。
「情緒太好也不行，會被說是太HIGH；情緒低落也不行，會被問有沒有吃藥，一聲『瘋子』或『不定時炸彈』便全盤否認精神障礙者積極復健的努力。」滕西華說，污名化與歧視之所以可怕，是因為它會反應在身體、心理、社會、經濟與文化各層面，它是集體的，個人的，也會是自我的。
滕西華強調，「台灣社會心理復健協會」不把個案當病人，而是把個案當一般人相處，是『人』生病，不是『病人』，如此才能降低疾病對個案自己的反饋。她說：「來『台社心』工作的人，專業能力是次要條件，真心喜歡和精神障礙者在一起比較重要，為什麼？因為你要先愛他，才會相信他是有能力的，才會看見他的需要。」
而「台社心」要做的，就是對個案empowerment(賦權)，要讓個案化被動為主動，令他們成為自己生命的主人。
「因為生命的主人是個案自己，所以社工必須尊重個案，要給機會，讓個案說出自己的想法。」
滕西華笑著說：「曾有一個個案，社工讓他侃侃而談、一個人足足講了四十分鐘，從頭到尾都沒給建議或是打斷他，」結束後，個案跟社工說：你跟別人不一樣喔！「你不覺得我剛剛講的話沒有道理嗎？你難道沒有懷疑我是在妄想嗎？」
「我們的社工不會嘲笑個案的願望或想法，自立生活的第一步就是要讓個案自己做決定！」因此，社工與個案是平等關係，社工不會擅自建議個案做任何事，而是針對個案提出的需求進行討論，陪他一起規劃，讓他有所行動，「人都是有自尊的，當他發現自己好高騖遠就會做修正，重點是他得到肯定、支持和信心，於是他願意嘗試接觸不一樣的人、不一樣的事物。」
阿娟(化名)是思覺失調症患者，曾被醫生宣判一輩子無法外出就業，卻因為有人願意相信她，現在的阿娟已經在加油站穩定工作超過兩年。
『相信』也是『充權』的其中一個重要手段。
阿娟在沒有工作的情況下，卻說自己最大的願望是去美國看大峽谷，社工尊重阿娟的想法，陪同阿娟訂定計畫，為了達成心願，阿娟了解到工作的重要性，這使她有動機跨出求職的第一步，雖然過程中遭遇許多挫折，不過在社工的陪伴下阿娟逐一克服，最後終於湊足去美國的旅費，後來阿娟沒有去美國而是選擇把得來不易的薪水留在身邊。「三十年沒工作的人，花兩年的時間做到原本認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我們永遠無法預測一個人的潛力。」
四年來社工與阿娟就像朋友一樣保持密切聯繫，期間社工還曾協助阿娟處理購買二手機車的糾紛。阿娟感動地說：「以前的她如果遇到不公平的事大多默默承受，是社工的溫暖使她相信，不必什麼事都往心裡吞，有人可以和她商量，她不是孤單一個人。」
自立生活翻轉的是思維
滕西華的座右銘：「只有人家不要的，沒有我們放棄的。」她說，誰都可以來，什麼人我們都可以服務。
她認為，需要學習的人是專業工作人員，「是工作人員需要學習如何與個案互動，如果個案無法被觸動，那是我們的問題，是我們的能力不足。」
「個案想過什麼樣的生活，身為一個專業工作者要做的就是逐步地陪他做規劃，讓他有一天可以達到某種程度的自立生活。」
「過程裡，社工要用個案的能力去看待他的問題，並且用他的能力去面對他的問題。」滕西華舉了一個小例子：有一個案連煮多少杯米都不敢自己決定，煮太多怕浪費、煮太少怕被唸，他不曉得其實負責任沒有想像中困難，社工於是和他討論如何應付煮多、煮少的各種方式，「自從他學會負責之後，他發現他的每一個意見都得到大家的尊重，他不是認知有障礙，也不需要被保護。」
說到這裡，我終於明白滕西華為何一再強調要讓個案自己選擇、決定和負責，因為『自立生活』不是指特定的服務模式，而是更關乎一種思維。
陪伴的力量比想像中強大
「對了，還有工作人員不能太早說放棄，」滕西華像是突然想起什麼，趕緊補上這一句。
滕西華說，因為有太多案例說服她，他們做得到！
像是小傑(化名)，小傑被診斷罹患亞斯伯格症與中度精神障礙，醫生建議家長讓他住進療養院接受進一步治療，他的母親不放棄，辭掉工作在家陪他。社工督導林嘉珮清楚記得，第一次會談小傑一句話都沒說，結束前她刻意將臉對著小傑問：「你想要參加『自立生活行動計畫』嗎？」小傑向她點點頭，表示願意。
一開始林嘉珮極度挫折，「小傑根本不和我對話，」但即便不與人互動，小傑依然如期赴約且從不遲到，連他母親都感到訝異。林嘉珮發揮耐心，後來終於等到小傑願意敞開心房和她談論自己對生活的想望，「小傑說，他想要交朋友。」
小傑終於開口說出願望，「我們看似的一小步，對小傑而言卻是很難得的改變，」林嘉珮說。
「小傑說：他想要處在一個團體裡的感覺，就算沒有人和他講話也沒關係。」他提出想要工作的需求，林嘉珮於是陪伴他去就業服務站，接著小傑自己報名職訓局的電腦課程，三百小時的訓練從未缺課，最後在加油站找到了工作。
小傑的改變讓「台社心」團隊明白：陪伴的力量比想像中還要更強大。
滕西華說，目前對抗精神疾病的藥物，產生的副作用越來越少，精神障礙者欠缺的是在社區活動的信心。「這種信心需要『成本』，代價是時間，大家的時間，包括與他接觸的專業工作者、家人以及社區。」
日前滕西華在辦公室接到一通來自高雄的電話，讓她看見曙光。「電話中的年輕女生告訴我：她認為社區有一個人可能需要看病，但其他人只想著要這個人搬走，她打了很多電話都得不到協助，」滕西華給了年輕女生一個電話號碼便解決這件事。
年輕女生事後寫信向滕西華道謝，滕西華回信告訴她：「我更要謝謝妳、願意幫忙社區裡的精神障礙者而不是把他抓起來。」
「這些都是成本，這些都不是設施。」滕西華有感而發地說。
「若我們從小都能學習包容，並能理解每個人都是平等，只是外表或是身心狀態不一樣，如此，我們面對各種病人和特殊族群就能不再驚慌，也不再拒絕，我們可以適當的對待每一位需要的人，並接納他們是我們社會的一份子，如果真有那麼一天，那真是『美麗境界』！」滕西華忍不住這麼想。
本文由林玉娟執筆，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授權刊登，原文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