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取材自民報文化雜誌2016年／第12期】
1947年，一對日語說得比中文好太多的年輕教師夫妻把我生了下來。這對住在鹿港小鎮杉行街的夫婦就是我的爸媽，後來他們又陸續做了三個人。古意又保守的夫妻，就得養育四個子女，故生活很清高（苦）。
當年杉行街有位媒人婆，某日看到我老爸因為其母（我的阿嬤）被欺負而和人吵架，就去找我的外公（梁炮）說她發現一位孝子。於是管理佛堂的梁炮便把他那當時彰化高女畢業，且已當教員（當時很稀罕）的三千金許給了我的老爸，後來有人批評梁炮說，你女兒條件那麼好，為何不許配醫生？梁炮說孝順比什麼都要緊，於是我媽媽過了一輩子克勤克儉的生活。
我老爸叫施議銘，常常自我感覺良好地說日治時代台灣人能考上台中一中是很不簡單的，但台中一中畢業又如何，還不是當了一生的小學教員。這也不能怪他，他原本要去東京唸美術學校，無奈日輪船遭美軍擊沉，改朝換代，命也運也。2008年臥病，望著牆上那塊任教四十年、李煥所頒的匾額而去世。
我小時候，老爸很兇很嚴格，動不動就學日本人那一招賞我耳光。但聽說老爸任教四十多年未曾處罰過學生，其同事皆稱讚施老師很溫和（典型台灣人性格）。父親算數和美術是強項，我大妹有他的遺傳，小學時被老師同學稱為「算數大王」；弟弟數理、美術也很好；而二妹手藝超強。我大概分到一些繪畫能力吧！老爸天天嚴格管控我們，提倡日本精神，日常生活必須Put everything in order，稍不合意，便大嚷「巴格耶鹿」！這是我聽到的第一句日語。小時候也常聽阿嬤說了一些台人和日人溝通，因台人日語不熟而衍生的丟咱台人臉的笑話，大家聽得樂哈哈；及長，才體會到奴才必須學會主人的語言，主人才不用說奴才的語言呢。
施並錫攝於玉山。1998年，有一位日本女性阿桑好奇問我為何會說幾句日文，我自以為幽默地告訴她我第一句學到的日語是「巴格耶鹿」，沒料到她立刻翻臭臉給我看。而我曾經聽一些外省友人說他們甫到台灣，下船後立刻學會第一句台語「ｘ您娘」，旁邊的台灣人無不哈哈大笑。這兩件事情對比出日本人確實比台灣人有尊嚴，咱台人已久慣無我格、無尊嚴的生活方式。這層體會之心得，也融入了我的繪畫創作和文章中，拙作〈沒力鳥傳說〉好多篇都在探討這個問題。
童時，不時看到阿嬤手拿一塊白色東西在臉上抹，我也擅自拿那白色東西在地上塗鴨。我會依據我圍兜兜的圖案畫許多動物；起初大人們以為是我老爸畫的，後來，我終於被大人們認定是擅畫畫的小孩，於是由粉餅進展到紅磚塊（可以畫在牆上），到蠟筆、到鉛筆、到水彩、到油畫等。
「白馬入城」「黃馬入城」都是母親的愛
阿嬤的母親，我們叫她「阿祖」，常聽到阿祖餵食ㄍㄢ阿孫時，有一招叫「白馬入城」。阿祖怕粥燙童嘴，於是每一匙先放入自己嘴裡吮乾米湯，再把白米粥送進童嘴，這就叫「白馬入城」。兒子聽我描述這故事後，說：「好噁！」
我阿嬤有樣學樣學其母，害我童時也吃過阿嬤的「黃馬入城」──把自己先嚼爛的花生塞給我吃，她怕我消化不了那硬土豆啊！現在想起來還是有夠噁心。幸好當時情境如今全給忘了。我們那一代，成長過程遭遇「真噁」的事情還不少哩，誰叫我們選在那貧匱封閉的時空來投胎。
阿嬤沒機會上學，卻能把三字經、千字文背得滾瓜爛熟，常說一些軼事傳說，如「忍啊忍，忍到神賜金盾」、「石獅吐血」等等給我們小孩聽。她除了愛提日本警察兇悍，對台灣人出拳絕不手軟，也常說及她的姐姐，因為貧窮買不起車票，從鹿港沿五分仔車鐵軌走來員林看她；姐妹會之後又走回鹿港，因過勞而猝死。阿嬤每念及這段傷心往事輒淚崩。阿嬤這則故事，我一直記得，它成了我1979年創作〈望鄉〉的靈感和依據，同時也藉〈望鄉〉抒寫咱台灣人內心的期待，憧憬未來，生命的價值和意義產生在過程的努力而非結局的美滿；人生難有美滿的結局，畫中鐵路的終點，只是生命另一階段的起點。
阿公很寵我，可惜緣不長，我還很小時他便走了。
記得當年，常聽鄰居哼唱「雪梅教子」或「…青天白日滿地紅，革命成功了…」等等，後來才知這是二二八事件後國民政府的措施，強迫三姑六婆到公會堂學唱，從此大人們就時時說「囝仔郎有耳沒嘴」、「不要碰觸政治」等等小孩們有聽沒有懂的話。
「偉人」其實很荒唐，「土匪」其實很英雄
古早鹿港小鎮口述耳語真多，諸如辜阿榮成了偉大人物的軼事，那裡鬧鬼討命，或像日本軍人把一批土匪槍斃後丟入龍山寺後方池塘，幾天後土匪屍體宛如湯圓般地浮出水面。老年人常叮嚀小孩們說那池塘不乾淨，沒事不准去池塘邊玩。長大後，才清楚被殖民的族群，當「偉人」的過程是多麼奇妙荒唐；而當年勇敢的「抗日英雄」卻變成了「土匪」，而且終可令你們這些被統治的愚民叫英雄「土匪」。原來劣等民族是可以給形塑出來的。
我媽媽也很會說故事，常反覆說「蛇郎君」、「丁蘭廿四孝」、「撤勇的鐘」，我們也樂於重覆地聽而不厭。當年也沒什麼娛樂可以取代，她很喜歡吟童唸謠「韭菜花十二欉，桃花開李花紅，央大金作媒人…」等等碎碎唸的東西；這些東西似乎牢固了我和心靈故鄉的聯繫，後來在我的繪畫天地裡，都無察覺地出現相關連的意象或成分。
媽媽昔日最忘不了1945年時，她廿歲不到，擔任公學校教師時，下課後在彰化回鹿港的五分仔車裡，遭受美軍機的低空掃射。全車血肉模糊，死傷累累，而她毫髮無傷地逃過一劫。她說也許是梁炮佛堂佛祖保庇。媽媽的戰火見證，我迄今未畫出來（有日必畫），但最起碼這段故事常令我思索台灣人沒做壞事，為何常受池魚無妄之災？
兆生端陽，60F，1986
及長，與家人遷居果菜之鄉員林。小學的深刻記憶是三年級時參加全校性美術比賽獲全校第二名（不輸四、五、六年級的高年級生）。還有我很會背書，常得級任老師讚美。我擅背的除了「去去去，去上學；來來來，來遊戲」外，還有「共產黨，無人道，見人就要殺，見屋就要殺」、「中華、中華，可愛的中華，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比你更偉大，西起帕米爾，東臨太平洋…」等等，長大後，才體會到愈是白痴，愈是能背得很熟。當年的社會氛圍，好像今日北韓。
就讀員林中學時代，大概喜歡背書吧！幾位外省師長尤其國文老師如趙雲瑞、張霞貞、鮑如鶴等對我十分鼓勵；而美術張煥彩老師也影響我深遠，我投考美術科系，絕對和他相關。初中時代，老師推薦閱讀的三本書《愛的教育》、《苦兒流浪記》、《魯賓遜飄流記》給我許多啟示，高中時代則是讀了《白鯨記》和《生之慾》（梵谷傳）。
中學時代最令我害怕的是那些兇悍的軍訓教官。他們為了績效和晉升，把學校當軍營，學生當新兵。他們後面有黨國情治力量支撐，作威作福，所向無敵，無人敢惹；連校長遇到他們，立刻秒變軟腳蝦，因而家長、老師們無人敢吭聲。他們除了管控學生生活思想外，碰面就是鼓勵考軍校，時常都說中華民國每十七年必戰：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民國卅四年抗戰勝利，明年民國五十一年台海必戰，到時你們同學都必須為蔣公上戰場殺共匪。我從此就不太用功讀書了（何必用功，橫豎都當砲灰！）現在想起來，當時也太嫩太幼稚了。但說真的，中學裡的教官群，使我對上學視為畏途。
創作之路：站在斯土，尋找感動
大學時代，從小地方到大都會，好吸引人耶！感覺真曼妙，少了約束又能自由，海闊天空，自己覺得在這四年中收穫不少。我迄今仍感恩師大美術系四年惠我良多的老師：李石樵、廖繼春、孫多慈、陳慧坤、郭軔、劉文煒、陳銀輝、王秀雄、林玉山、傅佑武、張德文、梁秀中、羅芳、施翠峰等師長。我曾於師大美展獲得水彩及油畫的首獎，馬白水給了我水彩成績為九十九分，這些都使我畢業後有自信在繪畫之途踽踽獨行。
畢業後，擔任中學美術教師，開私人畫室開班授徒，過程中有幸和太極畫廊合作。太極予我幫助和鼓勵極大，常懷感恩之心，感謝廊主邱泰夫、曾唯淑賢伉儷，是我遇過的好人。
拿畫筆者，大抵生活不會太好過。卅多歲時，遇到宋素容小姐，美麗大方又心地善良，是我彼時交往過的異性朋友中，唯一不嫌我窮畫家，或是害怕「唸美術的大抵沒出息」（台灣人的封建思維）的女子。後來她成了我的內人，使我能為人父。我曾以他們母子為主題，畫了一幅〈生命誕生及茁壯〉參加競賽，榮獲席德進氏繪畫大獎。
1989年我去紐約兩年，也拿了一個碩士學位；1991年回台，得有機會進師大美術系服務；2003-2005年，借調至高雄縣任文化局長，是一項學習之旅；2012年屆齡退休，過著單純但有點忙碌的生活。
我的創作態度是──站在斯土上，雙手觸摸著我身邊熟稔，且能令我感動的人、事、物。而童年、少年的生活經驗，影響我很深——無論是快樂或令人生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