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八九年那個血腥屠殺的夜晚，北大教授錢理群在書房裡閱讀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兩份講話稿，在一張小紙條上記錄下自己的感受：「儘管人們已經千百次地宣佈『毛澤東時代』的結束，但兩個時代，兩個領袖人物——毛澤東和鄧小平，其觀念，思想方式，行為方式，以至語言，卻是驚人的相似。……並不存在所謂『新時代』，我們仍然生活在毛澤東時代。」從那時候開始，錢理群便產生了研究毛澤東的想法。他意識到，如果不徹底清理毛澤東思想，中國永遠不能走向民主自由。
俄羅斯有一部曾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奬的揭示斯大林暴政的電影《毒太陽》，毛澤東也以「紅太陽」自比，歷史學家高華的經典之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就是研究毛如何通過延安整風攫取中共最高權力的。「紅太陽」確實升了起來，卻是一顆「毒太陽」，殘害了數千萬中國人的生命。而且，它至今仍未落山，從鄧小平到習近平，歷代中共統治者都高舉毛的神主牌，難怪澳洲學者白傑明指出，「如果不讀懂毛澤東，就不讀懂習大大」。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是檢驗中國人良心和智商的試金石，正如錢理群所說：「如何認識和評價毛澤東及毛澤東時代，以至後毛澤東時代，越來越成為九十年代末以來，中國政治、思想、文化學術界關注與爭論的焦點，並出現了越來越明顯的分歧。這樣的爭論與分歧，實際上和每個人在中國現實生活中的選擇，以及每個人對現行體制的認識、態度、相互關係，直接聯繫在一起。」
上下兩卷、長達七十萬言的《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是「錢理群版」的當代中國史和「錢理群版」的毛澤東傳。強烈的個人色彩和文學風格，使得這本著作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史學，也不是標凖寫法的傳記，錢理群說：「我試圖建立一個三維的講述空間，上層的毛澤東空間，中層的知識分子空間，底層的我和民間思想者、普通民眾的空間，從三者之間的互動中來講述這段歷史。」同時，「不僅敘述歷史過程，而且盡可能地揭示歷史當事人的心靈世界，講毛澤東的內心矛盾，更講在毛澤東的極權體制下人的心靈傷害、思想迷誤、精神掙扎，以及背後所隱含的人文問題。」
被遮蔽的底層思想者和「思想史上的失蹤者」
中共當局嚴密封鎖有關檔案材料，雖然根據「保密法」的規定，毛時代的很多檔案材料都應當公之於眾，但學者和民眾仍然難以接觸到這些原始文件（而且很多關鍵的文件已被銷毀）。高崗事件、習仲勛事件、羅瑞卿事件、林彪事件以及鎮反、反右、大饑荒、文革等政治運動的真相，至今撲朔迷離。在此種情況之下，錢理群所說的「上層」和「中層」的論述，很難出現重大突破，這是中國研究者普遍的無奈。所以，本書最大的特色在於錢理群如何講述自己的故事，也就是毛時代和後毛時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以及用「考古學」的方式發掘被湮滅的民間思想者的思想遺產。
錢理群的父親是逃到台灣的國民黨高級官員錢天鶴，他們的家庭是典型的「離散家庭」。一半的家庭成員陰差陽錯地留在中國大陸，由於「出身」不好，從母親到錢理群本人，多年來謹言慎行，「夾著尾巴做人」，那種滋味，若非「同為天涯淪落人」，不可能心有戚戚焉。本書中最讓我感動的一個細節是，錢理群坦率地披露出在反右運動中，作為北大中文系學生的他，為求自保，曾參與批判一位右派同學，「我的這篇發言在當時算是高質量的，但是對那個同學對傷害也最深」，以致於對方多年之後念念不忘。當他開始研究「右派學」時，才突然意識到「我就是當年迫害右派的一員」。於是，他痛定思痛，找出當年的發言稿並撰寫懺悔文章，後來在《隨筆》雜誌上發表。
很多知識分子將自己打扮成英雄和反抗者的形象。但錢理群承認：「反右之後，我的手上就沾上了同學的血。」他如此還原自己當年的心態：「發言的樣子有點洋洋得意，這正是奴才的得意，其實是在扮演一個幫凶的角色，以傷害別人來自救，而且傷害的是自己的同窗。」直到今天，很少有中國人願意公開懺悔，中國大部分知識分子都像余秋雨那樣，只記得自己作為受害者的一面，而竭力抹煞作為加害者的一面。對此，錢理群指出：「體制異化了人性，異化了的人性又反過來支持著體制。……在一黨專制體制下，每個人既是體制控制的對象、受害的客體，同時又是加害於人的主體，所有人的手上都有血。」
除了自我反省之外，本書對「思想史上的失蹤者」的發掘，成為重寫當代思想史的先聲。「思想史上的失蹤者」這個概念，是歷史學者朱學勤最早提出來的。這些被迫失蹤者，甚至直接遭到暴政殺害的人，本是能夠帶領中國走出專制獨裁的迷霧和沼澤的先驅，卻遺憾地「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他們的肉體生命與思想成果，像篲星一般消失在漆黑的天幕；而下一代人無法繼承他們的思想遺產，又從頭開始、從零開始。這是中國最大的悲劇。錢理群在本書中用很大的篇幅介紹了多名這些年來浮出水面的民間思想者和反抗者，如顧準、張中曉、王申酉、林昭、張春元、楊曦光等人。
書中還有另一群特別的人物：大學畢業後，錢理群被放逐到貴州安順的一所學校教書。在這個偏遠的「夜郎國」，他接觸到一群更具草根氣質的民間思想者，他們固然沒有上述那些人物的知名度和思想深度，但他們身上蘊含了一個「活的中國」。即便錢理群後來重回北大唸書並留校任教，從此身居中國最高學術，「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仍然與這個群體保持密切聯繫。錢理群與他們的親密交往及思想碰撞，才是真正的「接地氣」。所以，錢理群才會堅信，必須發掘民間思想者及其思想成果，並使之成為今天重建批判性理論的重要思想資源。
不過，錢理群卻未能在理論上完成對這些異端思想的概括。他使用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概念無法揭示這些「異端思想」的真義。比如，顧準思想的重要部分，是對希臘城邦制民主的思考，這種美好的地方自治、自主模式，可以破除中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的意識形態。有趣的是，半個世紀之後，香港市民在反對「中國新殖民主義」的運動中，出現了一位重要的理論家陳雲，其主張就是讓共產黨恨之入骨的「香港城邦論」。顧準與陳雲，生活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中，在「城邦論」上卻心有靈犀一點通。再比如，楊曦光（即後來名滿天下的經濟學家楊小凱）很早就接觸到哈耶克一脈的古典自由主義，因此不僅反對毛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等共產極權體制，也反對同樣導致「通向奴役之路」的「社會民主主義」。然而，錢理群本人根深蔕固的「社會民主主義」理念，限制了他對光譜更加廣博而紛繁的民間「異端思想」的闡發。
「五七體制」和「八九體制」一脈相承
本書不可忽視的理論貢獻，是基於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和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殺，提出了「五七體制」和「八九體制」這兩個重要的歷史、文化與政治概念。這兩個概念也成為觀察和研究中國當代史的新的立足點。
就「五七體制」而言，錢理群認為這是對原有一黨專制的強化與發展。他指出，該體制具有以下四個特點：第一，重新站隊，重組階級隊伍。嚴格劃分政治立場和家庭出身，並以政治審查制度和檔案制度來保證。第二，建立一個大權獨攬、黨的一元化的領導體制。黨對國家事務、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實現絕對的領導和控制。一切社會組織也必須服從黨的絕對領導。其中，一把手專政和單位體制將人變成制度的螺絲釘。第三，建立以「興無滅資」為中心的新意識形態，妖魔化西方及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第四，不斷設置對立面、製造階級鬥爭，以保持「不斷革命」的緊張態勢。
以「八九體制」而論，錢理群指出，其本質就是權威主義加市場經濟，即權力和市場的結合。這是鄧小平路線的精髓，也成為江澤民時期一直到當下的執政綱領，即「穩定壓倒一切」，「發展就是一切」。其主流意識形態則是堅持主義為表，實利、實用與消費為裡。
因為本書篇幅和主題的限定，無法對「五七體制」和「八九體制」這兩個概念作出更多分析和闡發——單是這兩個概念就可各自寫成一本大書。不過，這兩個概念可以用來觀照當下中國的政治模式：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習近平的核心幕僚、中辦主任栗戰書在中央直屬機關黨工作會議上指示，要「增強核心意識」，堅持把「對黨絕對忠誠」作為根本政治要求。而新華社報道，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指出「對黨絕對忠誠是最重要的政治紀律」。將習近平奉為黨的領導「核心」的說辭，近期也被多名省市的黨委書記和國家部委的負責人提起。根據公開報道，二零一六年一月以來的會議上，湖北、四川、天津、安徽、廣西、西安和中國銀行的黨委書記都說過，要求黨員幹部「自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這個（領導）核心」。「核心」以往常被用在鄧小平和江澤民身上，到胡錦濤上台後官方的措辭變成了「以胡錦濤作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核心」在過去十年裡很少被用来指代中共最高領導人。如今，習近平重新啓用「核心」的稱謂，歷史學者章立凡評論說，中共強調對黨中央的忠誠，其實是要求對領導人的忠誠，一個高度集權的政權已經形成。換言之，習近平正在致力於打造「加強版」的「五七體制」和「八九體制」。新一輪的文革捲土重來，絕非是杞人憂天。
「反抗絕望」與「絕望的反抗」
錢理群在本書的序言中承認，毛主義的「一些毒瘤已經內化為我自己內心的毒氣，因此，我必須堅守在批判和清理毛澤東思想文化的過程中進行自我清理的基本立場」。而他在序言中則給出悲觀的結論：「我選擇研究毛澤東，是明知其失敗，或明知其侷限性，仍然要硬做，這可說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也是一種『反抗絕望』。」
毋庸諱言，本書確實存在若干思想的盲點與缺陷。錢理群身上的毒氣，就是毛澤東身上最具迷惑性的毒素，比如所謂詩人氣質、浪漫主義、理想主義、烏托邦激情以及對平等價值的追求，這些精神取向、思維方式和語言風格，對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產生了巨大影響。若不經過漫長而痛苦的、如同「關羽刮骨療毒」的過程，就不可能真正「告別毛澤東」。富於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情懷的錢理群，在書中時不時對毛的某些部分產生「同情的理解」甚至流露出迷戀之情——然而，我們很難想像會有德國學者從希特勒身上尋找「歷史合理性」和「審美的愉悅」。希特勒是全部的壞人，毛澤東當然也是。
這種情感投射，也影響到錢理群對毛的政策的具體評價。比如，錢理群認為：「開放中國的決策是毛澤東定下的，而開放也就必然帶來改革，在這個意義上，改革開放的格局是毛澤東開啓的。」這個結論不能成立，即便毛自己讀到也不認同，甚至會氣得從水晶棺中一躍而起。
改革開放的格局不是毛開啓的，恰恰相反，在否定文革和毛主義的若干原則的基礎上才有了改革開放。毛晚年邁出跟美國修好的步伐，不是因為他要改變中國長達三十年的閉關鎖國政策，而是在面對蘇聯巨大的政治和軍事壓力（蘇聯甚至計劃對中國使用核武器）時不得不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這是出於地緣政治的考量，而不是意識形態的轉換。毛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仍然重用文革派、保護文革成果、在政治上不放棄僵化的階級鬥爭學說、在經濟上不准農村廢除公社並實行「包產到戶」（其後必然涉及到肯定私有制的問題）。毫無疑問，毛主義是改革開放的最大障礙，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若要往前邁出一步，就必須突破毛留下的思想禁忌。這個艱難的過程，從趙紫陽的回憶錄《改革年代》和擔任過鮑彤秘書的吳偉的《中國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臺前幕后》這兩本書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不過，瑕不掩瑜，錢理群走到了他所能走到的最遠處，接下來的路要由下一代來走。所謂「反抗絕望」，就是與自我內心的虛無主義、犬儒主義以及絕望的情緒抗爭，像希臘神話中推石頭上山的西西弗斯那樣，在無意義中尋找意義，意義就蘊含在反抗這一行為之中。而所謂「絕望的反抗」，就是「毒太陽」雖然當空照耀，仍然要「蜀犬吠日」，縱然不能將「毒太陽」叫落在地，也要讓它不能那麽肆無忌憚、理所當然地挂在天上。這就是知識分子的「丰富的痛苦」和悲壯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