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因特殊國家地位，復以中國處心積慮的打壓，向來難以在國際上獲得足夠的認可與支持，長期以來外交處境相當艱困。然而過去八年馬政府恪守一中原則，主張「外交休兵」，將重心挹注於與中國關係之上，雖表面上維持住台灣與現有邦交國的關係，但在台灣實質外交推進上毫無建樹，更從未能化解台灣外交危機。
隨著民進黨政府即將上任，中甘建交似乎也預示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啟動挖角台灣邦交國的外交戰，作為懲戒或是報復台灣新政府，恐怕勢在必行。在此前提之下，除非中國政局或政策產生巨大轉變，台灣勢難取得多數國家正式承認，或加入國際組織。
在如此艱難的局勢下，台灣在外交上應如何突破？除積極強化與美、日、歐等價值同盟國家的實質關係，確保台灣安全與經濟之外，更可透過經濟合作、人道援助、災害防治等計畫，與非邦交國家建立緊密關係，拓展外交實力。其中，人道援助，將是台灣最有力的武器。
台灣在人道援助的實際參與和貢獻，長期以來備受國際社群肯定。而隨著2015年美台「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瞭解備忘錄簽署以來，台灣更站上前所未有的戰略機遇期。此合作架構將提供台灣參與並貢獻國際社會的機會，美方更期許台灣能扮演領導者的角色，藉此打開各種創新途徑；透過台灣在國際的廣泛參與和貢獻，對台灣突破外交困境將是莫大的曙光與機會。
對新政府而言，首先可以思考的是，如何在既有且有限的外交資源上進行重新分配，並調整外交戰略，以貼近國際潮流與標準。以援外預算為例，過去馬政府外交休兵，援外預算逐年遞減，具重要「援外」功能的機密預算亦大幅縮水。2014年我國際合作發展事務中符合「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定義的「政府開發援助」（ODA）經費約2.74億美元，僅占國民所得毛額（GNI）0.05％，與OECD開發援助委員會（DAC）成員會員國平均0.3%差距甚遠，更遑論聯合國所訂0.7％的標準。
又如亞洲地區，日本與南韓的ODA／GNI分別都有0.23%與0.13%，顯見台灣遠遠落後於國際前瞻思維之後。而台灣整體外交預算主要多用於邦交國家，實際上用於非邦交國以及國際參與的比重仍偏低。未來或許可以在援外預算上予以增加，以利台灣在國際新興議題合作上能更有效益的發揮，也將有助落實蔡英文總統多次強調台灣在國際事務上有意義的參與。
儘管國際關係極其現實，但台灣無須自我限縮。只要跳脫傳統金錢外交的窠臼，構思如何透過國際人道援助，藉由議題的國際合作，與其他國家建構更為緊密的夥伴關係，創建台灣在國際社會被需要與不可替代的角色，台灣的外交空間實則有無限可能。人道援助將可以是新政府在外交突破上的新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