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0月10日，高雄市愛河邊一家大飯店的某層客房，傳出自殺命案。一對夫婦用麻繩纏繞頸部和身體，導致嚴重窒息。經飯店送醫急救，40歲的妻子脫險，45歲的先生則回天乏術。
經過調查，死者赫然是知名的台大農化系教授蔡玉吉，他因經營生技產業，周轉不靈，負債一億元，無力償還而厭世。他的死，代表台灣生技產業一大挫折，因為他正是台灣生技產業「土法煉鋼」的開拓先驅。從蔡玉吉之死，到現今宇昌案和浩鼎案中，蔡英文和翁啟惠被鬥，陳良博、楊育民、何大一等生技學者被牽連，顯示台灣生技產業之路走得特別艱辛，不僅要承擔龐大內部成本（資金募集）的風險，還要招受凶惡外部成本（政治鬥爭）的打擊。「蔡玉吉因欠債而死、翁啟惠被批鬥而辭」，光是這兩筆寫進台灣生技產業史，就夠悲涼了。
陳建仁戰友，參與烏腳病防治
蔡玉吉，台南人，1940年頃生。1963年畢業於台大農化系，先留在母校當助教，1970年由國料會推薦，留學美國加州大學，先後攻讀食品化學碩士、營養學博士。回國後，即默默致力生物科技的研究。期間還參與烏腳病的防治計畫，這是台灣醫界持續最久、規模最大的跨界防治計畫之一。蔡也以其生技專長投入支援，團隊夥伴包括「台灣公共衛生之父」陳拱北，還有現今的副總統陳建仁等。
1970年代末，當台灣還沒有「生物科技」一詞，甚至連這個概念都還沒成形之際（這名詞大致是1980年學界介紹托弗勒（Alvin Toffler）的名著《第三波》（The Third Wave）時，才引進台灣的），留美歸國的蔡玉吉已經察覺機先，開始進行生物科技的本土化工作。檢索「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可以看出他指導學生做研究，多從本土素材如甘藷、飼料、毛豆藤入手。但是最革命性的素材，也是他著力最深的研究，卻是被視為廢棄物的豬皮。
1970年代末，台灣每年宰殺五、六百萬頭毛豬。由於豬皮難以處理，且處處烙上屠宰稅的章，大部分無法利用，成為污染環境的廢棄物。但與此同時，台灣每年卻花費一億元（台幣）進口動物膠，製成各種膠囊。蔡玉吉發現，豬皮含有豐富膠質，可提煉明膠（GeLatine，又譯吉利丁），用途甚廣，從食品、藥品到火柴、照相業，發展前景無限。但他只鎖定一項工作，就是提煉膠囊所需的、黏性大、透明度高的高級明膠。
從豬皮煉製膠囊，打響生技第一砲
這項研究的最大挑戰是技術。從動物皮骨提煉明膠，當時是美國主導的科技，台灣的本土研究完全是零，必須從頭做起。蔡玉吉坦率真誠，人緣很好，遂結合幾位生化界的朋友組成研究小組，在安平工業區的一間工廠從事「土法煉鋼」。他們沒有先進指導，只憑一股憨膽和熱忱，把所知的一切理論應用在實驗上，外加不計其數的失敗，終於有一天，助手回報：「老師，奇怪，這次提煉出來的東西是清水。」
蔡玉吉心頭一震：「清水？不對，不對，你們用手摸摸看！」一摸，果然不是水，而是一滴滴晶瑩剔透的上等明膠。這是研發階段最關鍵的突破，時間應該是1980年左右。
研發成功後，蔡玉吉申請專利，並接手家族一間瀕臨倒閉的「勝實工廠」進行量產。由於他是學者出身，特重品管，因此很快建立商譽；不出三年，在國內食用、藥用膠囊的佔有率都高達70%。原本主宰台灣市場的進口明膠，因為售價貴、要等船期、要開信用狀，根本不是本土明膠的對手，大舉退出台灣市場。
蔡玉吉的豬皮膠在市場告捷，也引發若干效應：其一、由於本土明膠量產，台灣開始生產本土品牌的瑞士糖和棉花糖（圓球形），以前這些要從國外進口；其二、由於本土明膠質優，在內銷之餘，還打開泰、法、韓、英、丹麥、西德等外銷市場；其三、蔡玉吉開始走紅成為名人，除了暢談「垃圾變黃金」的豬皮膠外，還搭上當時興起的消費者運動（這應該是台灣最早的社會運動），發表對食品添加物（如沙士含黃樟素）的看法，儼然消基會的智庫學者。其四、國科會也找上他，委託主持一項「廢皮革經處理後利用為動物膠及飼料蛋白質源之研究」專題計劃，希望開發出一套不污染環境且經濟可行的廢革處理法。這是在他的研究成果上，尋求更大的突破，幾乎是把他當魔法師了。
值得注意的是，1982年，行政院頒布《科學技術發展方案》，明定生物技術為八大重點科技之一，這是台灣戰後最早的生技政策宣示。雖然這項政策緣於生物科技當時在全球吹響號角，各國政府開始重視，台灣也不例外，但黃玉吉「垃圾變黃金」的成功本土經驗，相信也給予官員一定的鼓舞。
同年，中央研究院成立「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和「分子生物研究所」作為上游研究單位；1984年，政府成立中游開發單位「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計畫將研發結果移轉給下游的產業界，包括當時在新竹科學園區進駐的多家生技公司，形成戰後台灣生技產業最早的布局。筆者認為，作為生技業的開拓先驅，黃玉吉若能活到這個世紀，要成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綽綽有餘；要成為身價數十億的科學家也綽綽有餘。
政府不幫銀行不借，山窮水盡走上絕路
然而好景不常，蔡玉吉看似名利雙收，其實孤軍奮鬥。即使豬皮明膠這種明星產品，也需要雄厚財力支援量產，並賠個幾年才能轉虧為盈。然而蔡玉吉不是商人，也缺乏政府資助，只能向家族、朋友調頭寸。據說學術圈不少教授都曾抵押房產，借錢給他周轉，總數在兩千萬元以上。雖然政府不施援手，他仍希望這項發明留在台灣造福人群，因此1985年夏天（他死前兩個月），中共可能透過管道得知他的經濟困境，開出誘人價碼要買他的技術，請人轉告，仍被他拒絕。
朋友的錢借完了，轉向銀行借；銀行「頭燒尾冷」，知道他不是「好客戶」之後，逐步抽銀根，讓他幾乎每天都為資金周轉忙得焦頭爛額。而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一筆119萬元無法支付的支票。這筆錢是要還朋友的，但這些朋友按照慣例，相約不去銀行提領，避免讓他因為跳票而坐牢（空頭支票的刑責要到1987年才廢除）。然而蔡玉吉已被逼上絕路，1985年9月28日教師節，在台大農化系研究室吞安眠藥自殺，被人發現送醫救活；10月10日國慶日，又約太太共赴黃泉，這次他先走了。
蔡死後不久，立委洪昭男向行政院質詢，抨擊這一事件「暴露財金單位不能配合產業發展的弊病」。洪立委指出當時銀行「官僚氣息很重，缺乏企業精神」，「銀行經營的方式，在國內常被戲稱為特權階級的融資所，一般人民要向銀行借款非常困難；但只要是有特殊關係者，借個千百萬，小事一樁。」當時台灣經濟尚未自由化，銀行和媒體一樣姓黨，黨國資本企業要多少借多少，中小企業卻常因借不到錢，周轉不靈而陣亡；更有數十萬人成為票據犯，約兩萬人坐牢。這是中小企業血淚斑斑的歷史，蔡玉吉躬逢其盛，卻付出最慘重的犧牲。
如今生技產業已經壯大，2014年總營業額高達2,886億元，上市櫃公司也有88家。看似一片榮景，其實和蔡玉吉的時代一樣，問題還是錢；只是資金缺口更為龐大，因此需要股票市場的挹注；也因此，才能讓藍營政客重操當初抹黑陳水扁「貪腐」的技倆，接連批鬥蔡英文和翁啟惠，讓蔡落敗，讓翁下台，賠了台灣的國際形象（台灣政客媒體如此賤踏一個世界級的學者，真是貽羞國際），也摧折台灣生技產業的活力。政治惡鬥走火入魔至此，令人浩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