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逸昌走了。以我作為一名台灣戲劇研究者的角度來看，我認為他是談當代劇場運動不能不提的人物，卻遺憾也是鮮少被深刻提起或討論的人物。這個人，上週五清晨，在印尼修習宮廷舞蹈期間因病猝逝。
曾經，我跟以他為首的「一小撮人」，從1988年冬天到1991年初夏我赴美求學為止，一起渡過了半像同志戰友、半又親如手足般的劇團時光，共同見證台灣劇場與社會力交融的一頁。那是一個叫做「零場121.25」的劇團，今天能記得這個劇團的人已經不多了。大家更有印象的，可能是出身該劇團的傑出演員吳朋奉（曾獲金馬獎、金鐘獎）、影視戲劇編導陳梅毛、南管吟唱人吳欣霏、傑出劇場演員陳惠文等。
話說團名：「零」代表無限可能，「場」是場域，「121.25」則是台北市的經緯度，有「在地」的含意。成員阿毛記得121.25的命名是周逸昌想的，我倒記得劇團後來討論拿掉團名中的121.25時，提案的周逸昌自我解嘲地笑著解釋：團名太長了，人家不好記。
從「零場」到「江之翠」，奉獻劇場運動三十年
對周逸昌印象模糊的人，可先參考周逸昌過世當天，《聯合晚報》記者何定照發的這篇報導：〈曾獲台新藝術百萬獎 江之翠團長辭世〉。
除了論文寫作之外，多年下來已經不太寫其他文稿的我，為什麼此刻要中斷手邊所有工作，提筆為文？一個簡單的理由是：我認為不擅編導創作與文字產出、多做少說的人，容易被主流社會遺忘，但是，就像下面我要指出的，周逸昌在劇場所進行的事工，歷史應該給予評價。主流社會不做的事，是研究者的工作；更何況，他跟我的人生有過短暫卻深刻的交集。
在驚詫、傷心、追念、抱憾與忙碌幾天過後，現在，我可以初步從兩個觀點來談論周逸昌，或者說，提出我的觀察：其一，我認為周逸昌是1980年代後期以降「劇場與政治」議題的代表人物，也是同輩戲劇世代中最具社會行動力的實踐家之一。其二，周逸昌雖然不擅編導與論述，但在我認識的劇場人中，他在藝術上是極其少數深具理念、眼力獨到又30年勤耕不輟的實驗劇場領導人。而他總是那麼低調，不求聞達。後者一時難寫周全，今天先寫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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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周逸昌是1980年代後期以降「劇場與政治」議題的代表人物，他的影響對象橫跨吾輩五年級世代到太陽花世代（我並不認為用五年級、六年級區分世代是好方法，但現在姑且用之），此處只講我熟知的部分。如所周知，五年級世代是受到黨國教育徹底洗腦的一代，特別是1980年代中期以後，大部分屬於軍公教背景出身的小劇場工作者，在大學時代經歷戒嚴解除的衝擊，周逸昌就在那時回到台灣踏入劇場。現在要談他對我們一群人有意無意造成的影響，還是要從我所知道的他個人生命與台灣史的交錯說起。
周逸昌在法國留學期間（約1976-1984）即扮演黨外人士與島內外訊息傳遞者的角色，是一位在戒嚴時代甘冒身家性命的風險站在人權與歷史正義這邊的人。今天我們都知道，當年這種人其實不少，那是一股默默支持翻轉台灣社會的力量。但是，若著眼跟他同輩的三四年級戲劇世代來看，周逸昌可能是極少數的一位勇者。
我為什麼知道呢？因為他曾在某次閒聊時提及，同在法國的某某一聽到要幫忙夾帶違禁品，怕得要死，直說千萬不要、太危險了。我無意批評某某膽小怕事，因為同為軍公教子弟，我深知那種侵蝕入骨、跨越世代的恐懼，這正是我最恨國民黨的地方。也因如此，我更佩服周逸昌。
《驅逐蘭嶼的惡靈》與《武貳凌》：政治劇場的代表作
周逸昌跟早期黨外運動有著頗深的淵源，這從零場在1989年間高密度的街頭參與可以看得出來。但他很少直接跟團員談論政治或「悲情台灣史」，因為他根本連提都不需要提，因為我們就是身在時代洪流中。我記得自己加入零場是在1988年《驅逐蘭嶼的惡靈》之後（因那場我沒參加）。在那之後，周逸昌不只帶著自己的劇團走上街頭，還串連其他小劇場團體。劇團領導人不同道或有顧忌不願以團體名義合作者大有人在，但也有不少人以個人名義參與。像是「搶救森林」一役，有位在今日有著高知名度的舞者被周找來幫我們編舞（那些舞蹈動作記憶猶新，真乃「戰舞」概念也），還有反六輕的演出，參與者都不只是零場成員。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88年爆發的五二O農民運動，隔年零場邀請環墟劇團合作，在耕莘文教院上演紀念事件一周年的《武貳凌》（陳梅毛、李永萍導演）。這是狂飆年代中一齣我認為最具能量與震撼力的政治劇場。好些平常壓根不可能走進劇場的、被主流輿論長期貶低為「沒水準」的民進黨基層支持者，帶著陌生與靦腆好奇踏進劇場。表演區呈斷續的馬蹄形，觀眾居間遊走觀賞，耕莘文教院大禮堂被擠得水洩不通。
在最後一場戲時，扮演一位政治受難者的演員（蔡有全？）坐在棺木內朗誦另位政治受難者（許曹德？）的獄中遺書，同時被群眾演員手捧燭光推著由場內往場外遊行而去。迤長的送殯隊伍混雜著真正的觀眾尾隨著，劇場的出口處兩列鎮暴警察演員持棍擊地大聲威嚇。突然之間，一位真正的觀眾發了狂，衝出行列朝鎮暴警察大打出手，假的鎮暴警察只有虛張聲勢推擠又尷尬閃躲的份。那雙發紅的眼睛與豁出去反擊「國家暴力」的狂亂身影，至今仍在我腦中揮之不去（我一直認為2000年後民進黨執政最對不起的就是這群人）。
有關這齣戲的評價，我一直不同意學者鍾明德在他書中的描述；尤其他最後引用新聞記者的報導評價，我認為是失真的。多年後他成為我博論的指導教授，過程中給我重要的支持，但我似乎始終迴避就1980年代晚期的劇場跟他交換意見。
零場「唯二」製作的戲叫《重:重,力/史》，是跟香港導演韓偉康與盒子樂團合作。這齣就菁英前衛小眾多了。鍾明德老師說他不僅看了，且看完回家後還寫了逾一萬字的草稿。三番兩度，他隔幾年就跟我唸叨及此，看來他真喜歡這齣。猶記該戲演出時我是個演員，懷抱一個沒有指針的大時鐘睜大眼睛直視前方，喃喃反覆唸著「我現在很想睡覺我現在很想睡覺」的台詞。我在場上，看不到全貌，而且老實說，當時大四已對當文青斷念的我，可能自己也不太清楚整個作品是他爸的在演些什麼！言而總之，如果鍾老師讀到這裡，我的希望是，要嘛您把那篇評論完成，要嘛，請提供作為我未來調查研究該戲的資料，好不好？這裡離題了。
鄭南榕自焚後，組劇場工作隊為葉菊蘭助選
零場的政治立場變得旗幟鮮明，我認為是始於鄭南榕自焚（1989.04.07）事件。那一天，周逸昌正帶領包括我在內的幾個零場成員在南部西港學老車鼓。晚上收工回借宿的農家，進門一開，電視就是新聞快報。周逸昌還來不及坐下，眼睛直勾勾盯著燃燒的畫面動也不動，口中喃喃「怎麼會怎麼會」好半晌。我很詫異他的反應，因為那時我根本不知道鄭南榕是誰，我看他那麼受衝擊也不便多問。但回台北後，我直衝重慶南路廊簷下的書報攤，一攤攤地問著要買《自由時代》，這也開啟我日後跟獨立媒體與反對勢力的因緣。
這起事件過後，再歷經詹益樺自焚，秋冬之交吧，葉菊蘭宣布參選讓許許多多台灣人內心翻攪。於是以零場成員為班底，加上已故的陳明才與游源鏗，我們成立葉菊蘭劇場工作隊，真的下海助選。那個時候，革命、劇場與未來人生孰輕孰重，恐怕不是能夠立斷的事。
還想到一件事，那些年，劇團因為要外出田野學習民間表演文化，經常有在外住宿的機會。我們很窮，是自己出錢養自己也養劇團的人，周逸昌經常會找到一些免錢克難的落腳處。一回，住進某醫師家的某夜，忽然醫生主人帶著一位朋友以路人甲之姿通過我們借住的房廳門口。醫師簡單介紹兩方後，只想快快通過；路人甲卻駐足，一臉興味盎然捨不得走，想多看我們的樣子。他看著我們的眼睛亮亮的，含笑不語。我心裡翻白眼：嘖！沒見過劇場浪人嗎？有那麼稀奇！
兩天後的晚上吧，劇團一起參加一個現場發黑面具的集會活動。噢～那個眼睛笑吟吟的傢伙，竟是當天舞台上的主角——郭倍宏。怎麼那麼趕巧，我們就在這個時機借宿這個地方呢......我感到奇妙，倒是從未當面問過周逸昌，或許因為不問更顯得是心照不宣的同志吧（編按，關於郭倍宏的神奇現身，請點選本文）。
不慕名利只願付出：一位真正的社會實踐家
總而言之，我對周逸昌的第一個觀察是從世代觀點出發的。我認為，跟同輩的三四年級戲劇世代相較起來，周逸昌是政治上最「基進」的一位；而對不少與他生命有過交錯的五年級戲劇世代如我來說，他則是這個世代社會意識的啟蒙者、促進者，也是串連組織者，和一位真正的社會實踐家。去年底，在我們最後一通電話中，他提到已離開（或結束）江之翠，以及要搬去花蓮。我問他去花蓮要幹嘛？他說：「你不覺得現在花蓮動起來了嗎？」又說：「當然是一邊做劇場、一邊搞社運啊！」
昨夜前往機場迎靈的路上，零場老友阿毛提到當年《驅逐蘭嶼的惡靈》不為人知的一段：其實早在活動前一週，周逸昌就帶著他抵達蘭嶼，師徒倆隨即挨家挨戶的拜訪和疏通，後來活動才能順利進行。阿毛說，好些事周逸昌總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但最後出頭或出名的卻不是他，但他都不在意。對他來說，事情有做比較重要，「其實要認真講，周逸昌可說是台灣街頭劇場之父。」我並不習慣這樣的封冠，相信周也會對這個封號一笑置之，但一時卻想不到更準確的說法，先順手把它記下來。另外，周逸昌的劇場方法一直是人類學式的，這或許跟他當年的法國女友是人類學者有關。不過，這裡就不多說了。
（編按：周逸昌靈位暫厝「玉佛山」禮儀社，劇場界為他舉辦的追思會，正積極籌備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