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研究台東醫療發展史時，意外在網路上找到一篇林勝賢先生所寫的文章--「鹿野慈父—神田全次醫生」。這是一篇口述歷史的紀錄，由幾位台東耆老回憶他們對神田全次醫生生前的行醫過程，整理後收錄在「龍田紀事」一書中。由於這本龍田紀事出版年代在1994年，雖經數位化收藏，然而從紙本轉換成電子版過程，有若干錯誤或不清楚的地方。我在初步看過這篇文章後，深深為神田醫生獻身後山醫療的精神感動，決定重新由當時台東的醫療和歷史脈絡中以及他的信仰，再一次來省思他的故事，並參考鹿野鄉志人物篇所記錄神田醫生的生平事蹟，希望透過這位熱血仁醫的故事，來顯明上帝對台東這片土地和人民的愛，也讓更多人能夠關心後山醫療資源不足的問題。
神田全次醫生於1878年(明治11年)2月9日出生在日本本州的富山縣西礪波郡石動町(現屬富山縣小矢波市)，1888年搬遷到石川縣的金澤的片町。1891年進入石動病院附設醫塾，1895年進入東京濟生學社(今日本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的前身)繼續習醫，四年後以優異的成績畢業，跟隨片桐重明等醫師實習。曾在1904年隨軍出征，同年因罹患重病遣返回國，病癒後在東京預備病院服務，1906年獲頒七等瑞寶章。1914年跟隨武智岩太郎到台灣。武智醫生在打狗溪畔(今愛河)開設武智病院，神田醫生就在此開展他在台灣的醫業生涯。1918受聘擔任台灣總督府工事部臨時聘僱醫師，1920年轉任高雄海港檢疫所醫師。1923年4月應台東製糖株式會社之聘，志願前往台東鹿野村行醫。
神田醫生本來在繁華的高雄行醫，何以會志願前往各方面都相當落後的後山台東鹿野行醫，其中轉折過程並不清楚。日本小說家濱田隼雄先生曾以鹿野村的蔗農為背景，寫了一本「南方移民村」的小說。書中推測，可能因為受「本島人」醫生的排擠，讓神田醫師興起去意。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日本的醫學教育有兩種模式，一種是醫學校畢業的，叫甲種醫，另一種則是師徒傳授的臨床醫師，稱做乙種醫。由於甲種醫人數相當少，1896年日本統治台灣後，除了西部和北部有幾間西方傳教士開設的醫療院所外，也沒有足夠的甲種醫來提供全台的醫療服務。日本政府因此開放偏遠或醫療落後地區讓乙種醫提供服務，但服務區域和時間都有一定的限制，這類醫師被稱為「限地醫生」。神田醫生是甲種醫，當時這類受過高等醫科訓練的醫生因為人數少，絕大多數都留在人口密集的都會開業行醫。即使醫師間排擠的狀況確有其事，應該不至於被排擠到偏遠落後的台東鹿野去。神田醫生會選擇前往台東偏遠的鄉鎮行醫，我相信最重要的決定因素在於他是位虔誠的基督徒，他的信仰讓他願意捨棄舒適的執業環境，而去到一般人所畏懼的後山台東。這點讓筆者聯想到知名的史懷哲博士，在1904年因讀到巴黎傳教者協會的一篇文章，介紹非洲醫療落後的狀況，讓他內心強烈感動，心中迴響著：「主我要跟隨你！」的呼聲，因此決心前往非洲行醫，並在1913年到非洲的蘭巴倫開始35年的行醫生涯。神田醫生是否有受到史懷哲博士的影響不得而知，然而如同上帝呼召亞伯拉罕離開故鄉前往應許之地，神田醫生應該也是同樣受到上帝的感召，憑著信心，全家前往物質生活落後，且各種疫病流行的台東鹿野，開始23年的醫療工作。這種奉獻的精神，可以和史懷哲博士的非洲行醫相比擬。
為什麼會選擇台東鹿野，有一些歷史背景。1915年(大正4年)，日本政府開始在東部實施由民營公司經營的移民開墾政策，由台東製糖株式會社在東部設了鹿野、鹿寮、旭村、池上四個移民村，並從日本東北地區(特別是新瀉縣)引進短期或長住的移民，來從事甘蔗種植和製糖事業。其中設在鹿野的移民村就是今天鹿野鄉的龍田村，最盛時期移民人數可高達2000多人。1922年神田醫生捨棄了都會的工作機會，志願來到偏遠的鹿野移民村醫務室擔任「囑託醫師」。所謂囑託醫師是台灣總督府為了照顧來台的日人移民所設置，主要是要解決日人移民醫療和衛生方面的問題。當時的鹿野村還初經開墾，大部分仍是一片荒野。因天災頻繁，野豬橫行，農產收穫相當不穩定，移民生活經濟狀況其實並不好。再加上日人不適應熱帶氣候，常常罹患各種流行性傳染疾病，生活苦不堪言。神田醫生初到鹿野村時，正逢瘧疾流行，醫療人力又不夠，神田醫生常需親自到台東街(今台東市)拿金雞納霜來治療患者。有時遇到鐵路中斷，就只好花上兩晝夜長途跋涉徒步來回，雖然辛苦卻毫無怨言。回到村中，就立刻為村民診治，甚至徹夜不眠。
除此之外，神田醫生還有一個相當傳奇的故事。有一天夜裡，一位稻葉村(今卑南鄉嘉豐村，隔著鹿野溪與鹿野村遙遙相望)村民深夜來向神田醫生求援，原來當地有一位婦女難產，他二話不說，帶著診療器材，和藥局生一同打燈籠，涉過寬闊的溪谷前往救治。他不僅救回了婦人一命，而且分文不取。隨即再涉溪回到診療所，到達時天色已大亮，他沒有休息，就再接著為久候的病人開始診療工作，從此「鹿野慈父」的美名就此傳揚開來。由於東部各地區都是同樣缺乏醫療人員和資源，許多患者得知神田醫生之名，遠從新港(今天的成功鎮)，大武，甚至花蓮港等地前來就診。神田醫生是基督徒，醫術精湛，看病用心，即使遇到難以診治的疾病，會低頭禱告尋求上帝的幫助。他也以基督的愛心對待患者，不分台灣人或日本人，一律平等看待。遇到窮困的患者，他也不收診療費。他的人道主義精神，深深感動一般民眾。
神田醫生不只醫術精湛，他的信仰還表現在對困境中的人們的關心上。當時移民生活相當辛苦，雖然有分配到廣大的開墾農地，但遇到天災，疾病，有時經年的努力，也許一場意外，可能一夕間都化為烏有。許多移民單身來台，遇到挫折又會想念故鄉，自視甚高的日本人碰到經營狀況不佳時，也常常藉酒消愁，酒後又常發生鬥毆或其他意外事故。神田醫生見到這個情景，為了改善村民酗酒的習慣，減少頹廢的風氣，就自掏腰包拿錢出來組織了「向上會」，「尚武會」等團體，聘請教師教導村民武道，並戒除吸菸酗酒惡習。村民為了感謝神田醫生的義舉，每年在天長節這一天會全村戒酒，以表達他們的感懷之意。神田醫生還有一點值得欽佩的地方，他的祖父是日本皇室小爵，然而他因為基督教的信仰，因此反對軍國主義，更拒絕向神社的天照大神行禮，這一點讓鹿野鄉老一輩的居民都欽佩不已。
盧瑞女士，他的父親是神田醫生的助手盧賜等醫師。她回憶起父親跟著神田醫生在醫務所看病的情景。當時台東到花蓮間有燃煤的小火車，從台東坐到鹿野約2個小時(距離約20多公里)，患者從東部各地花好幾個鐘頭來到鹿野求診。那時鹿野車站出入的乘客中，有六成都是神田醫生的患者，一天下來所看的患者常達200-300位。鹿野鄉志也有描述，神田醫生的影響所及，讓鹿野火車站一帶繁榮起來，旅社、食館生意興隆，還有人專門在車站和診療室間接送患者，以賺取車資。從車站到鹿野村有一段斜坡，斜坡上方叫做「崁仔頂」，當時流傳一句俗語說：「上到崁仔頂，病就好一半。」神田醫生受民眾信賴的程度可見一斑。
當時患者的常見疾病有流行性傳染病，赤痢、流行性腦脊髓炎、皮膚病、痘瘡、猩紅熱、肺病、腸胃病等。以今天的醫學來看，有的可以靠疫苗預防，有的可以用抗生素治療，都不是大問題。但是在那個年代，沒有疫苗或抗生素，很多狀況下，醫師也只能束手無策。特別是在1942到1945太平洋戰爭期間，瘧疾氾濫，醫藥短缺，東海岸的都歷因為大流行，只能被強制隔離，患者死後就在海灘集體焚化。那時神田醫生的診療所也是人滿為患，過多的患者讓神田醫師幾乎沒日沒夜，焚膏繼晷地辛苦付出。由於戰爭導致藥物短缺，即使已經沒有藥物，神田醫生仍然竭盡所能找到草藥熬煮給患者使用。遇到困難病例，神田醫師也會低頭深思，禱告上帝給予正確指引。
這段艱苦的歲月，讓另一位患者徐木清老先生回憶起兒時生病的情景。徐老先生小時候生了一場大病，神田醫生雖無法在第一時間查出病因，但他仍鍥而不捨，日夜苦思，總算讓徐老先生存活了下來，他的家人也對神田醫生感念不已。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在台日本人都面臨必須被遣送回國的命運。隔年神田醫生已68歲，因瘧疾流行，神田醫生仍留任瘧疾防治醫師，直到1946年底才離台。離台之後，據說活到80多歲離世。他的大女兒公子女士曾在鹿野小學校任教音樂老師，1980年時曾重返鹿野鄉龍田村探視故人故物。
2015年，台灣有一部紀錄片「灣生回家」，描述了日本時代，在台灣出生的移民後代，雖被遣送回日本，但卻已和台灣這塊土地和人們形成一個難以割斷的情感臍帶。即使在50-60年後故地重遊，人物全非，仍然會在內心深處有如巨浪般澎湃的感動。「灣生回家」主要以花蓮的移民村為主軸，神田醫生的故事則是「灣生回家」的台東版，而比灣生回家的故事更讓人感動的一點，是神田醫生的信仰體現在他對這塊土地和人民的愛上。聖經上主耶穌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 神。其次就是說：『要愛人如己。』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馬可12:30-31) 想到神田醫生徒步兩晝夜為患者取得藥物，半夜冒生命危險涉溪救治難產婦女，不分種族對所有病人一率平等看待，體恤困苦的病患等等事蹟，若是換成你我，有幾個人能做到？由此可見，神田醫生是真正用全部的生命來活出主耶穌的教訓。百年後的今天，同樣在台東行醫，整體的資源比起當時已經好太多了，雖然有些部分與台灣其他地區仍有落差，但這也是我們要去努力去弭平的地方。如果百年前的神田醫生為了讓當地民眾得到好的醫療肯如此奉獻他的生命，我們有什麼藉口說我們不行。
另一方面筆者個人覺得很可惜的地方，像神田醫師這麼偉大的奉獻精神，除了散在的老照片，鄉志的紀錄和耆老的回憶外，後人所知甚少。神田醫生回到日本後的晚年生活，幾乎無從查考。在整理完神田醫生的故事後，我覺得台灣人仍然欠他一個感謝。甚願有心之士能夠繼續努力，將神田醫生的故事能夠完整呈現，讓後代的台灣人和日本人都知道，在這塊土地上，曾經有如此感人的一個傳奇熱血仁醫。
後記：本文感謝趙川明老師及李元和老師協助完成，特致謝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