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13年前（2003年）3月1４日，衛生署疾病管制局(CDC，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接獲台灣第一例SARS病例通報，一直彷若遺世獨立般存在的台灣，迅速捲入全球危機風暴中心。
這場風暴捲起的，不只是疫病對人身安全的奪取、更是對人性的突襲，病毒測試的不只有醫療公衛體質，還誘發了血淋淋的政治鬥爭、冷冰冰的國際現實。667人感染、81人死亡、395億元經濟損失，和平醫院被蠻荒封起、台大醫院百年首關急診，更慘痛的是，曾經，人心與人心也戴起了N95，失去同理和同情。
13年過去，許多當時不能說的祕密，逐一顯露。從荒腔走板到凝聚力量、從粗暴冷漠到挺身而出，有些人自此胸前別起閃耀的徽章、有些人和家庭再沒走出黑暗陰影。這一仗，輸掉的部分不該忘、贏回的又有哪些？未來疫病考驗不會就此結束，國家政策、醫療體系、人民素養該要由血淚中更茁壯。
「這不只是天災、也是人禍！」專家事後下了註解。《民報》今起將推出一系列＜SARS後13年>專題報導，悼念追記、檢討針砭這場本世紀台灣最嚴峻考驗留下的傷疤、抗體與前方仍有的難題。
運氣，只能救你一次。引用在台灣SARS百年大疫上，再貼切不過。
台灣首例SARS感染者勤姓夫妻第一時間被台大攔截，有些機運。勤姓夫妻兒子當時就在CDC服替代役向CDC書記郭明珠提起，在中國工作的父親返台後就因不明原因引發肺炎住院，病況來愈嚴重；警覺性高的郭立即通報當時正密切關注中國非典型肺炎的CDC副局長許國雄。不久，勤太太也因肺炎進入台大，台大感染科不尋驚覺不尋常，才如此快速通報首例個案。
如此的「運氣」應是讓政府與其他醫院更要警惕、加強防範。但政府竟忙著沾沾自喜，宣誓零社區、零死亡及零輸出的「三零政績」，高調召開全球第一場國際SARS會議。2天後和平醫院即爆發嚴重院內感染，之後上演駭人的和平封院，被「關」在院內的醫護在窗口呼救、企圖脫逃的畫面全球播送，成了最不人道也最不堪的一幕。
三零一個月內歸零，全台如SARS恐懼島。如今倒帶，讓疫情失控的有五大關鍵：
和平封院當晚，前CDC局長陳再晉打了電話給他的老長官、前衛生署署長李明亮：「李教授你要出來拯救台灣，不然台灣會很慘！」
後來李明亮(下圖。柯文哲辦公室資料照片)奉派執掌抗SARS總指揮官，事過境遷後，他曾撰書直言，台北巿初期疫情失控的問題就在中央與地方對立，形容當時衛生署就是抱著「我就是要看你死」的態度，而台北巿衛生局則是「我就算死了，也不會向你求救」，弄得一發不可收拾，結果受害的是老百姓。
當年，是總統陳水扁任期最後一年，積極尋求隔年連任；而時任台北巿長馬英九則已連任、早已為2008年總統大選鋪路。擔任抗SARS副總指揮官的黃富源呼應李明亮的說法，「初期台北巿的衛生局就是競選團隊，當時每次來專家會議，對會中的共識都點頭沒意見，但轉身出去開召記者，說的又是另一套。」SARS初期時還沒有成立指揮中心，衛生署責成專家小組幫忙做決策和個案判別。台大醫學院院長張上淳說，但同時，台北市也有成立自己的應變小組，確實會有一些資訊不同步的狀況。
藍綠互鬥影響防疫登革熱再次上演
SARS中期接任CDC局長、與臨危授命接掌衛生署長的陳建仁併稱「抗煞雙仁」的蘇益仁，曾於和平封院之後交給抗煞總指揮李明亮一份「密件手稿」，直指和平大禍的因素，絕非單一疏失，而是一連串的錯誤造成，「包括醫院、病患及當年台北巿衛生局長邱淑媞等部分官員都必須負責。」
目前擔任南台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講座教授的蘇益仁指出，當時和平醫院封院中央與地方互摃，中央是民進黨執政、地方是國民黨，藍綠之爭的情況直至今天還在持續，台南登革熱疫情角色轉換，中央是藍、地方變綠，同樣中央都有袖手旁觀的心態，防疫除了專業，「態度」也很重要，如果領導人是這樣冷眼心態，那疫情防堵得賠上更多人力物力以及民眾的健康。
直至和平失控後、仁濟也淪陷，才將防疫提升到行政院的層級。張上淳表示，當時也有建議不能再用原來的專家諮詢小組，因為原本的專家小組不是專職的，而是各自有其他職務，開會或召集時才來。「這是沒辦法應付疫情的，應該有一個專責的人做指揮官的工作。」
政治凌駕專業，是SARS疫情失控起點。黃富源(左圖。黃謙賢攝)透露，直到李明亮接掌總指揮官，中央地方事權才統一，李明亮還婉轉對馬英九說：「巿長太忙了，不要自己當對話窗口，可指派，專責人員和中央對口即可，後來由副巿長歐晉德擔任擔任台北市政府SARS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整個防疫工作就協調、順暢多了。」儘管政黨色彩和專業範疇不同，但黃富源盛讚歐晉德是極為優秀的技術幕僚。「他可以說是當時我們的『手和腳』，當時要把照顧患者的護理人員集中隔離的地點、運輸的車輛都是他主動協助安排，甚至萬華華昌社區出現社區感染，最後整個清除工作結束時，他還自己去巡視一遍，又找出一名個案。」
「這證明，人若無私心，專業是可以超越政治的。」黃富源說。
政治力量阻擾台灣抗煞，除了在島內的內鬥，在國際上也不斷受到打壓。台灣人的健康人權一直成為國際現實環境下的犧牲品。
疫情爆發初期，全球對SARS仍一知半解，病例的診斷、病毒的特性、防治的手段、治療的建議等等，WHO做為全球健康衛生組織，無論基於職責或人道，理應將所以資訊提供給世界各國、特別是疫情發生的高危險地區。
台灣3月14日出現第一個病例之後， CDC局長陳再晉於3月19、21、24、26及4月3日5度向WHO發出求救信函，多次表達提供SARS防治技術協助及最新資訊，以防止疫情在台蔓延；同時也針對WHO將台灣誤列為中國一省要求更正，但完全未獲當時WHO幹事長Dr. Brundtland沒有任何回應。
李明亮日後也感嘆，如果當時台灣在第一時間能獲得緊急援助，相信抗煞過程會容易得多。
郭旭崧(右圖右。中央社資料照片)也不平地指出，台灣在SARS防疫工作上，台灣早就可以從WHO除名，但很明顯，WHO先於2003年6月17日宣布台灣自旅遊警示區除名，直至到７月才宣布疫情結束，這是政治考量，「就是為了要避免製造出台灣和大陸分屬不同國家，其實明明台灣可以更早一點除名，這就是很明顯的政治性。」
和平淪陷後，當時已知，發燒是SARS病人最顯著的徵兆，部分醫院拒收發燒病人、加上病人對當下仍維持「零死」的台大醫院信任，病人大量湧入台大急診，連專責醫院松山國軍醫院眼看都要爆滿。
黃富源說：「我印象深刻，當時都是深夜在行政院開會，直接向行政院長游鍚堃報告，有一夜，當著七個醫學中心的院長，新光洪啟仁、國泰陳楷模、台大李源德、三總陳宏一、榮總李良雄、馬偕黃俊雄、長庚陳昱瑞面前，張上淳哭了。」
台大急診快要支撐不住。張上淳說：「當時會議中又接到電話傳來，仁濟醫院也經要失守了，因為當時署立台北醫院湧入了許多從仁濟醫院轉去的病人。但其他大醫院仍未伸出援。」
現場的院長，多位都是張上淳的老師，當下一片靜默，仍不願接下燙手山芋。張上淳(右圖)一時情緒湧上，忍不住問：「大家究竟愛不愛台灣？」游鍚堃也一臉凝重。七位醫療大老才終於點頭同意，立即準備、清出病房、動用人力，做好收治SARS轉院的準備。
張上淳(黃謙賢攝)
2003年SARS疫情爆發之後，從派駐華府負責WHO事務被調回擔任抗煞指揮中心辦公室主任、現任衛福部疾病管制署長郭旭崧指出，疫情當頭，由於恐慌出現許多荒謬的情況，甚至有些縣市不願載著SARS病人的救護車經過，還有民代出來阻擋，更別說是要後送到其它縣市的醫院，困難重重，中央與地方、各醫院都有本位主義，最根本的原因是「害怕」，大家都怕染煞，因此推來推去，忘了大家都是台灣人、一家人。
郭旭崧認為，面對SARS這樣的新興病毒，大家都怕，CDC也一樣，有人願承擔、也有人能閃就閃，所以才需要建立完善的制度面，不能老是把勇敢的人推去當砲灰。
事實上，台灣原本有機會堅壁清野、在SARS中全身而退，關鍵就是No149號病人的漏接，事後證明，這名後被稱為「和平醫院曹姓洗衣工」的婦人，正是本土病例的源頭。
最早發現此一例、還手繪出其完整傳播圖的蘇益仁(左圖。蘇益仁教授提供)，對此最無法釋懷。他說，台灣整個疫情擴散的關鍵就是這名曹姓婦人，牽動了日後整個疫情擴散、和平封院的中央與地方對立，同時反映出台灣官方與學界自信與創新能力均相當薄弱，墨守成規導致疫情失控。蘇益仁於2002年獲延攬為昆陽實驗室的首席科學家， SARS爆發之初他負責疑似SARS個案病毒篩檢，見證NO.149個案檢體2次均被檢驗為陽性，而2個檢體分別從和平醫院和新光醫院送往實驗室檢驗，當時就確信該例為SARS個案，但專家學者組成的委員會卻依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標準：「一定要去過疫區（大陸或香港）才能判定為SARS病例」，曹姓婦人未到過疫區因而排除。
「委員會當時有17個委員，每個都是學界代表，不信任科學證據，一味的依靠WHO的Guideline，這很可笑。」蘇益仁開玩笑說，「台灣不是WHO成員，但我們的人最遵守WHO的指引。」官方也一樣，只要WHO說的就不疑有他，結果反而不利疫情控制。
4月15日專家委員會排除NO.149個案為SARS，蘇益仁打電話給當時台北市衛生局長邱淑媞請她注意，無奈不被相信。蘇無奈的說：「如果她採信我，把曹婦隔離，就不會爆發4月22日的和平封院，也不會延伸出仁濟醫院封院，以及高雄長庚院內感染的事件。」
張上淳則認為，SARS是一個全新的疾病，所以一開始是參考WHO的定義，主要是要有接觸史、曾到過疫區的旅遊，是很大的指標，曹婦是沒有出國過的，在和平醫院還沒有類似個案的情況下，一開始不會去馬上想到是SARS，可是他周遭如果接觸過的人也有發燒的問題，這又是另當別論。
「或許第一時間沒辦法單單從一個洗衣工就認定什麼，可是如果在和平醫院裡面，好端端的住醫院裡面的人，包括可能有工作同仁，他們也無緣無故就發燒起來，有幾個同一間醫院的在那個時空的環境下也都有發燒的狀況，是不是需要更高一點的警覺？不要先當作都沒有問題。」
蘇益仁給李明亮的密件中，親手繪製NO.149病例的傳染樹圖，認為其是SARS本土
散播的超級感染者。翻攝《走過SARS》
事實上，SARS剛發生後，美國CDC派人來看，不少醫院原本就有負壓隔離病房，覺得台灣做得很好，曾戲言，若罹患SARS要送來台灣。張上淳(下圖。民報資料照片)說，「所以，台灣不是完全沒有應對準備，只是沒有想到發生得這麼急和這麼嚴重的狀況。」
但和平事件，從院內感染的疏忽、事後封院的草率，最終在台灣社會、甚至國際社會留下了永遠難以去除的悲慘畫面。當時的醫護人員、病人們被關在醫院裡、在窗口呼救的恐懼的表情，如今仍令人揪心。
其間曾與和平視訊的張上淳說，裡面景象真的很嚇人，當時不把休假醫護召回、甚至只是去看門診的病人都留下，但通常醫院的容量並不是有辦法把全部醫護人員容納進來，「護理師輪三班，平常差不多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在裡面，全部關進來的話，人要去哪？」當時情況是，護理人員甚至要坐在同一張椅子，那種景況很可怕，把醫院塞得更擁擠，只會增加感染的機會、更危險。
黃富源提到，一名感染科女醫師，被「關」瀕臨崩潰，說話語無倫次，透過台大李慶雲教授向外救助，最後將她接出來。
事實上，究竟誰下令封院？至今中央和地方仍互推諉。但原本在和平院內感染之初，是召回醫護和曾在和平就醫的醫護，由中央與北巿組成的疫調小組進入調查，然後把高危險群分出區隔，再分批送出到其他醫院、逐層清空，最後竟然未被採納，就直接封院。
後來在總統府開會時，張上淳建議應把和平醫護撤出來，送至其他醫院的負壓病房，如此才能讓感染者真正受到照顧、非感染者也不會一直曝露在危險環境之中，才能真的控制疫情。
他認為，未來不會再用「封院」這樣的方式來處理。最初決定把醫院封起來的思維是「為了保全外面的人」，因為搞不清楚誰有、誰沒有，都先不要出來，那就不會再把病毒擴散出去。表面上這個概念和思維看起來似乎也有道理，但或以醫院的模式來看的話，有不能控制的狀況。一定要以區塊處理，疑似病例在住家自我隔離檢疫、有症狀的病例集中隔離病房治療，這才是細緻人道的作法。
和平封院是震憾全球的一幕，經歷此一創痛，專家肯定且懇切說：未來不可能再這麼做！（資料照片。《民報》影像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