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上，許多政府由於時代的因素，當時的盲點和一時的失誤，都會做出錯誤的事，使別人受到傷害，或使自己得到不應得的利益。因此如何矯正錯誤，遂成了當代新興的「道歉學」所關心的課題。因此，政治的「道歉學」乃是一種教人如何面對自己的錯誤，自我救贖，進而療傷止痛，國家和解的智慧與作法。
但「道歉學」言之容易，做起來卻極困難，原因是：
一、道歉是一種文化價值，它只存在於基督教國家，基督教教義裡，承認人的不完美性，知道人的邪惡本質，了解到人在作了邪惡之事後自我救贖的必要，但這種為惡的自覺和罪惡感，別的國家則相當缺乏，當缺乏了這種品質，它就永遠自認是對的，不可能道歉。
二、根據近代的經驗，一個政府作了邪惡的事，如果它能主動道歉並彌補，這種道歉所能獲得的療傷止痛效果最大，道歉的及時和主動，甚至還可以成為一種道德資本，道歉者反而會獲得人們的尊敬；不過道歉是個效果無法預估的行為，它雖然可能道德加分，但也可能引來世人的撻伐，後果難料，這也使得政治的道歉之前，都很猶豫，這是政治道歉經常瞻前顧後、一直拖延的原因。當政治道歉一直拖延，最後就難免人們愈等愈不耐煩，造成強烈反彈。而中國的政治專制已久，所以中國的政治哲學裡，都對統治者的可能為惡都不重視，更少去談統治者的道歉，延續著中國的政治哲學價值及文化，所以國民黨對它過去所做過的惡事，都傾向於去找別人當替罪羊，而不會直接承認它的確做了惡事。國民黨這種不爽不快，對錯誤一直拖延的習性，在面對二二八事件如此，面對白色恐怖亦如此，其他如面對不當黨產，以及其他陋規濫權事件時亦是如此。對於這麼多從前所做的惡事，如果國民黨有一點反省之心，在過去台灣逐漸民主化的過程裡，它其實是有足夠的時間，以道歉改正的態度一一釐清。如果這些惡事能逐漸改正道歉，台灣累積的民怨，必已逐漸發散消減。但國民黨對這些惡事，卻死不認帳，它愈不認錯，人民就愈會記得，甚至念念不忘，最後是這些事情的記憶就格外強化和發酵。到了某個時候，就會出現發洩式的大反彈。因此，對於一個社會的大反彈，我們真正要注意的並不是去指責反彈的行為，而是去理解這種反彈為什麼會形成的原因，當正義遲到太久，人們自然就會反彈。反彈沒有錯，它可以被理解，人們應關心的是道歉認錯為什麼總是遲到！
最近因為台灣政治太變天，轉型正義成了最時尚的新口號，國民黨當年所做的許多惡事開始被人究責，我們預料這些事必將成為新的鬥場，而就在此時，國民黨由開始加速黨產的脫產，對此，我期期以為不可，國民黨目前所最需要的並不是對以前所作的惡事硬拗或作最後的掙扎及閃躲，而是體察世界已變，對以前所做的惡事，自行作個總的了斷，站在未來的高度，作出總體性的道歉，這也是自我道歉和自我懲罰，等於國民黨自己和過去訣別，以換回國民黨的新生。這是極為困難的道德選擇，也是國民黨唯一的機會！
近代研究「道歉學」的學者表示，古代的統治者都不知道道歉，他們自認怎麼做都是對的，他們做了錯事，都只會硬拗詭辯，因此對自己做了錯事而有所表示，就是「辯護」（Apology），這個字到了十六世紀才逐漸變為「道歉」，因此在十六世紀人類有了一次價值上的變化，知道人是可能犯錯，尤其是政治上可能犯錯。但中國文化卻沒有這種變化，所以統治者無論做了什麼錯事，都自認為對，不會道歉認錯，因此中國政治裡才會各種濫權犯錯不斷，中國人的政治現象裡，受到錯誤待遇的人們才會反彈強烈。因此今天的國民黨受到人們反彈，這乃是一種文化價值的衝突，國民黨更需要作出道歉的表示，這也是和舊文化訣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