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義是二二八大屠殺中民眾死傷最慘重的地區之一，而嘉義人在二二八大屠殺中的挺身抗暴、殞身不卹的表現，堪稱驚天地、泣鬼神，值得大書特書。國民黨軍隊在嘉義的殺戮極為慘烈，嘉義民眾的武裝反抗也最為激烈，雙方發生了好幾場宛如兩軍對壘的戰鬥，民眾死傷纍纍。同時，嘉義參與反抗的原住民在各縣市中也最多，比如，鄒族青年組成了“高山部隊”，一度攻佔當時台灣最大的軍械庫“紅毛埤軍械庫”，所以後來遭致的報復也最為殘酷。
嘉義有關二二八的紀念地景也是在全台灣各縣市中最多的。嘉義的二二八紀念碑、二二八紀念公園及紀念館，在全台灣都有“首創”的意義。我到嘉義之前，就通過此前在台南神學院結識的兩位學者王昭文、王貞文姊妹，與她們的父親、當年參與建立嘉義二二八紀念碑的王逸石長老聯繫上，請他為我講述當初修建紀念碑的不為人所知的故事。
一座不惜付出生命來創建和守護的紀念碑
我與王逸石長老約定早上十點在彌陀路的二二八紀念碑會面，這個地方離嘉義市區有一段距離，當我乘坐計程車抵達時，王長老已駕駛機車到達碑座下等我了。年逾七旬的王長老，在烈日下滿頭大汗，卻又充滿深情地凝視着紀念碑，那個場景讓我相當感動。
這個紀念碑位於被三條交匯的公路包圍的三角地點，空間相當侷促，形製也比我想象的小。王長老介紹說，原設計為四層樓高度，但因預定位置的彌陀路地基過小，故縮小規模為現今大小。紀念碑主體呈錐形，巨大的「一九四七」與「二二八」字樣讓人一目了然，以單純直接的外觀凸顯當時的肅殺氣氛。碑文有三面，分別是建碑經過、建碑精神和二二八事件簡史。
王長老告訴我，他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正好是天安門屠殺的日子），被任命為嘉義西門長老教會「社教主任」，全心投入關懷二二八受難家屬，並協助籌建首座二二八紀念碑的工作。
建碑工作由陳永興醫師倡導，並由有“民主畫家”之稱的詹三原負責設計——在此期間，設計師還因為參加遊行活動一度遭到關押，但他堅持完成了設計圖稿。建碑委員會發起募捐活動，有人願意獨自捐獻大筆資金，但委員會希望讓募捐活動本身促進理念傳播，吸納更多人參與，遂規定個人捐獻之上限為兩萬兩千八百圓，這個數字也是對二二八的紀念。
設計方案確定，募款工作很快完成，但營造紀念碑的工程無人敢承接。在走投無路之下，這個燙手山芋交在長老教會手上。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氛圍尚未完全解凍的時代，長老教會是惟一敢於參與此類敏感事件的教會。
於是，王長老所在的嘉義西門長老教會迅速行動起來。紀念碑長達三十五尺的板模圖樣，是在教會的羽球場上製作的。由老木匠盧嘉音弟兄日夜趕工釘板模，施工建造則由張克平長老負責，連夜將板模組合、灌漿，然後用吊車運送到彌陀路現場竪立起來。當天，由於水泥尚未凝固，由九位牧師及多位地方人士通宵守備以防破壞，其中的艱辛難以言喻。
紀念碑開工破土之前，工人要求先做「禮拜」，因為惟有上帝能讓他們剛強壯膽。於是，由黃智鴻牧師主持禮拜，另有九位牧師參加，並以一本聖經奠基，表明「公義與和平必須建造在上帝的話語上面」。就這樣，全台灣突破禁忌的首座二二八紀念碑，終於在八月十九日呈現在公眾面前。
在王長老心目中，這座紀念碑就像他的孩子一樣珍貴。當年，他也親自參與過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值班看守。某些心懷不軌的勢力放言要破壞紀念碑，有人在夜間來此扔玻璃酒瓶碎片，或用油漆塗抹紀念碑表面，甚至出現暴力攻擊建筑工人和承包商的事件。於是，當事人都不敢掉以輕心。一個嬰孩的誕生，母親需要經歷十月懷胎的苦楚；而這座紀念碑的誕生，甚至比母親十月懷胎還要艱苦卓絕。
四大族群共飲生命之泉
接著，王長老又帶我去兩公里外的嘉義二二八紀念公園參觀。此處原來是一座軍營，嘉義市政府將土地要回來之後，準備將其規划為一座公園。經過二二八難屬群體以及有心人的努力爭取，最終將此處規划並建設為台灣第一座二二八紀念公園，並在其中設置了一座頗具規模的紀念館。嘉義二二八紀念公園的面積雖不如歷史更為悠久的嘉義公園那麽大，卻有小橋流水、樹影婆娑、寓意深刻的雕塑，以及設計理念超前的紀念館等獨一無二的特色。王長老告訴我，紀念公園和紀念館由成功大學建築系教授林憲德設計，其“看點”比台北的二二八紀念公園還多呢。
紀念公園中最為醒目的建筑，當然是高聳入雲的二二八紀念碑。這座紀念碑名為「鎮魂之碑」，仿臺灣原住民竹製口琴的形貌，中央裝設一副金屬風鈴，隨風發出清脆變化的鎮魂之音，仿佛在撫慰那些逝去的亡靈。這是台灣第一座會發出聲音的紀念碑。當我傾聽着來自雲端的天籟之音時，不禁想起了詩人李敏勇的那首寫給殉道者鄭南榕的鎮魂歌：“在一首鎮魂歌中，在一幅殉難圖裡，在你的墓誌銘，在你的備忘錄，我們跨越時代追尋時代，我們憧憬自由追尋自由。”為什麼自由的獲得，總是要付出生命的代價？從二二八受難者到陳文成、鄭南榕，再到反課綱微調運動中憤而自盡的林冠華，無不是以生命殉道。
在紀念碑下方，有一組四隻臺灣梅花鹿共飲生命之泉的雕塑，讓我想起聖經中“如鹿渴慕溪水”的句子。鹿是我最喜歡的一種動物，它那麽溫順、那麽靈巧、那麽敏捷、那麽聰慧。台灣山地多鹿，而鹿在多國的文化中都代表着吉祥與幸福。這組雕塑的四隻鹿，表情生動，動作各異，有的在安然享受這甘美的泉水，有的吃飽喝足後就要躍入叢林，它們身體的某些部位，已被遊人和市民撫摸得光潔發亮。這四隻可愛的梅花鹿，隱喻着台灣的原住民、閩南人、客家人與外省人等四大族群，在安祥和諧的環境中和樂共生的願景。
周遭沒有遊人，我們可以從容觀賞。然而，園區內的植物缺乏應有照料，雕塑也似乎有某種落寞之感。王長老介紹說，按照原初的設計，旁邊的水槽中應當有潺潺流水，以及美麗的噴泉，四隻梅花鹿沐浴在水霧之中，動靜結合，更有魅力。可惜，現在整座公園疏於管理，噴泉停了，水槽也乾涸了，參觀者無法完全體會設計者的一番苦心。
公園內還有兩處特別要駐足欣賞的景點。一是紀念館入口處有一面約三十六平方公尺 的青銅浮雕壁畫，刻畫著「十六世紀諸羅風情」。嘉義古稱諸羅，後來滿清統治時期才用“嘉義”這個充滿儒家天朝主義色彩的名稱取而代之。諸羅社是四百年前嘉義地方平埔族原住民的村莊，十六世紀是一充滿鹿群、山光水色的世外桃源。壁畫上充滿檳榔、甘蔗、香蕉、梅花鹿等台灣風土動植物。人物則是阿里山附近的高山族、平埔族、漢移民正在進行土產交易的情景，旁邊還有鹿群正從甘蔗園跳躍而出。好一幅四百年前台灣各族群間和平相處、動植物環境生態共生共榮的景象。
另一件是名為“諸羅年輪”的圖騰柱，全高十一公尺，由下而上描繪了當地歷史上五個標誌性的歷史事件：漢移民進入台灣時與原住民的戰爭、荷蘭人向原住民榨取農作、林爽文事件、日本軍砲攻打嘉義城事況以及國民黨軍隊在嘉義車站前槍殺民眾的二二八事件。這五幅圖畫不僅是嘉義歷史的縮影，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是台灣四百年悲情史的縮影。看到這些血淚斑斑的場景，我良久默默無語，只能合掌默禱，盼望上帝的公義與慈愛早日醫治這片傷痕累累的土地。
不能讓紀念館淪為蚊子館
紀念館的設計，從其側面看，宛如半埋入土的房舍，房頂覆蓋有濃密的草地，既符合綠色建筑的特徵，更象徵着長期被掩埋的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真相終於破土而出。
然而，當我進入紀念館的時候，不禁大吃一驚：僅有的一名在此看管的中年婦女說，她是市政府工程處的員工，一點都不瞭解紀念館的情況。在台灣的其他縣市，紀念館一般由文化局管理並設置專業導覽，為什麼嘉義二二八紀念館卻由一位一問三不知的外行人員暫時照料？
室內數十間展廳，只開了一間，墻上稀稀落落地挂着幾張二二八受難者的照片及文字說明，就再沒有其他實物和文獻資料了。室內早已佈滿灰塵和蛛網，看來平時基本沒有遊客來參觀。其他房間更是淩亂不堪，桌椅板櫈胡亂堆砌，宛如遭受了一場地震或水災之後來不及清理的現場。
一流的硬件，若只有不入流的軟件與之配合，即便是最為輝煌的建筑，也只能淪為蚊子館。研究二二八問題的學者陳香君在其專著《紀念之外》一書中寫道：“館內的感覺就像遭到‘遺棄’一般……像是一個為紀念嘉義地區二二八死難者的神聖但也被‘遺棄’的聖壇。”她接著提出一系列追問：這座紀念館是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才建立的，而且是永久設置。為什麼一座建成後不久的紀念館，卻如此功能不彰，而且嘉義市政府也沒有任何建設性的介入？
這也是我的疑問。王長老神色嚴肅而凝重，他告訴我，此前他們負責營運這座紀念館的時候，有一流的展出和精彩的活動，吸引了潮水般的市民前來參加，還特別準備了給孩子和青少年的課程，讓他們對二二八有鮮活的認知。但是，後來營運權轉移之後，這裡的情況便每下愈況，以至到了今天幾乎荒廢之光景。他平時不願來此，看到了之後內心沉痛，眼淚都會掉下來。
讓這座幾乎處於夭折狀態的紀念館“鳳凰涅槃”，是嘉義市政府和嘉義市民的共同責任。僅有政府政策的傾斜、資金的注入、人員的配備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民間對歷史與記憶的重視。顯然，這不僅僅是嘉義一地的問題，陳香君也發現，“台北的兩座二二八紀念館，也都未能引起更多民眾的興趣”、“它們原先所應扮演的角色應當是協助我們記住二二八事件，但它們自己卻好像成為集體記憶中被忘懷的東西”。因此，她提出了更為嚴峻的追問：“我很納悶為何在台灣的人這麽容易就紀念完畢然後忘記了二二八事件。是什麽內在和外在因素，在一九八七年以來形塑二二八文化記憶的過程中，刻意或非刻意地導致這種集體失憶？”
歷史學家安妮·阿普爾鮑姆在其巨著《古拉格：一部歷史》中探討了俄國社會普遍存在的失憶狀況，她悲哀地發現：“在當代俄羅斯，幾乎沒有人認為歷史是一種責任或義務，它根本不是。歷史是一場應當忘掉的噩夢，或者是一種應當無視的流言。像一個巨大的沒有打開的潘多拉盒子，它靜候着下一代。”而這種失憶狀態也給俄羅斯文明社會的形成和法治國家的建設造成嚴重的後果——“說白了，只要舊政權的醜行沒有受到懲罰，人們就不可能看到善良戰勝邪惡。”
這不也正是台灣社會的現狀嗎？如果像安妮·阿普爾鮑姆所說的那樣，“對共產黨過去的歷史不承認、不懺悔、不討論像石頭一樣沉重地壓在歐洲許多後共產黨國家身上”，那麽，在台灣不也存在着相似的“對國民黨過去的歷史不承認、不懺悔、不討論”嗎？若干二二八的屠夫還在忠烈祠中享受不絕的香火，他們的後人繼續炫燿祖輩和父輩的“丰功偉績”並盤踞在台灣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忘記歷史，也就意味着拱手讓出未來”，經過以中學生為主體的反課綱微調運動之後，台灣民眾是否能從“小確信”中轉過頭來關注“大歷史”？
期盼下次再來的時候，這座紀念館已經煥然一新。（本文收入余杰新書《我也走你的路：台灣民主地圖第二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