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國民黨陸軍第六軍參謀長陳寶華少將，喜從天降接到好消息。原來他留在大陸的兒子陳德彰逃出來了，人在香港，希望前來台灣。8月1日，德彰獲准入境，父子終於團圓。國共戰爭造成多少家破人亡，這種團圓結局任誰都會額手稱慶。然而，在國共險惡的鬥爭局勢下，這卻是悲劇的開端，這對父子將一步步捲入命運的風暴，共敘天倫變成共赴刑場！
悲劇之因，就發生在1950年4月到8月中間的四個月。這四個月出現關鍵性的變化。原來陳德彰的來台申請，不是一個人，而是兩個人。另一個是他的朋友孫恆山。孫的父親和陳寶華是朋友，孫的叔叔和陳寶華是結拜。這給陳寶華丟出一個難題，怎麼讓他入境？看在朋友兄弟的份上，陳寶華遂將孫恆山改名「陳德林」，偽報己子，一併代為申請入境。
匪區逃出來的兒子，竟然是……
然而，陳寶華宣稱有兩個兒子，卻只能附上一個兒子的資料，可能增加國民黨境管單位審核的時間；另一方面，香港居大不易，台灣方面又遲遲沒發入境證，兩人旅費用罄，快要變成遊民，只得折返「匪區」，回到故鄉湖北。當時香港不像台灣對出入境有嚴格管制，雖然1950年5月開始限制大陸人來港，但中港出入還是有名額、有管道。
就在這段期間，1950年6月，陳德彰在漢口認識中共「華中軍區」情報科長李修文。相談之下，李修文發現這隻大餌可以釣大魚，於是介紹他去廣州，與「華中軍區」情報處長李文彬會晤。陳德彰允諾來台後，將為中共蒐集軍事和美援情報，並約定通信地點、聯絡暗號。藉由李文彬的旅費資助，陳德彰得以留在香港等候消息。
陳德彰為什麼能跟中共搭上線？官方檔案未載。但有提到他1949年就讀西南聯大時，「參加匪幫小組學習，並參加匪幫工人文化教育工作」。如果此說屬實，他的態度早已傾共。此外，中共為了強化對陳寶華父子的統戰壓力，更使出殺手鐧，把陳寶華之妻（也是留在大陸）當作人質。
於是事情變得很複雜。陳德彰的任務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如果失敗，不是連累父親，就是連累母親。可見這是一宗「魔鬼的交易」，陳德彰如何看待？甚至他知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不得而知。照常理推測，中共這些統戰高手，應該對他猛灌「革命英雄」、「統一大業」、「人民解放」等迷湯，讓這位17歲青年受到使命感的驅使，加上涉世未深，也沒想那麼多，就答應了。
可以確定的是，當1950年8月，陳德彰來到台灣，與他的少將爸爸重逢時，他已經是一個「匪諜」，負有特殊任務；而眼前這位擁他入懷、喜極而泣的爸爸，就是他的工作對象。
然而，陳德彰很快就發現他的工作很難推動。首先，就在他來台前兩個月，1950年6月10日，國防部的超級匪諜吳石中將，連同陳寶倉中將、朱諶之、聶曦四人，被槍決於馬場町；6月18日，陳儀上將被槍決於碧潭刑場。蔣介石殺陳儀，不是因為二二八，而是因為陳要投共。加上蔣經國的「國防部政治部」推行保防運動，軍中杯弓蛇影，人人自危。陳寶華作為陸軍高參，更是警覺有加，陳德彰哪有機會下手？
其次，國民黨當局號召大陸同胞投奔自由，那是表面工夫，實則對每個「匪區」來的人都要調查監控。何況陳寶華申請兩個「兒子」入境，卻只來了一個，另一個難以認證，又說來不來，更令保安司令部起疑，決定深入調查。由於陳德彰不久就被安排讀海軍官校，保安司令部乃派一位自首分子偽裝學生與他接觸。陳德彰畢竟生嫩，這場諜對諜之戰，他很快敗下陣來。
根據自首分子回報：陳德彰會收聽「匪區」廣播；言談之間，會批評政府、稱揚中共；而且慣習共產黨的理論和語言云云。保安司令部至此確定陳德彰涉有重嫌，乃於1953年6月14日將他逮捕。
陳德彰在自白書供稱，他來台後，曾和香港某人（實為中共）通信兩次。第一次是1950年11月，函索香港雜誌18期（暗示台灣有18個軍）；第二次是1951年1月，函稱母病甚重，一時不能回信（暗示工作進行困難）。後來他悔悟了，乃將實情告訴庶母（陳寶華之妾）史錫純。不過判決書聲稱，他是因為「行動詭秘」，而被史錫純知悉。無論如何，陳寶華最後是由史錫純告知才獲悉此事，時為1953年1月。
陳寶華獲悉此事，心情震撼不在話下。他陷入天人交戰：要不要向當局告發兒子？如果告發，兒子必然被判重刑，甚至死刑；如果不告發，愛妾會觸犯「知匪不報」罪，自己會觸犯「包庇叛徒」罪。知匪不報罪，刑期1至7年；包庇叛徒罪，最少10年，最重死刑。即使他能保命，他的軍職也將化為烏有。
事情的複雜不僅於此。當時，唯一能保住兒子也保住自己的方法，就是勸兒子盡快自首。這是國民黨當局對「匪諜」的網開一面。雖然從不少案例來看，自首並不保證沒事，但這是唯一的機會。然而，非常不幸的是，陳德彰自首，會連累他在大陸的親母，這是中共當初早已設下的圈套。
這就是國共鬥爭的險惡。共產黨派共產黨員來台工作，不會把他的家屬留作人質；但派「有國民黨關係」的非共產黨員來台工作，即使這人傾共，共產黨還是把他當成異己，要留他的家屬當人質。於是共產黨穩操勝算：不管你們國民黨怎麼互相背叛、互相殘殺，情報交出來，就是我的；交不出來，就對你們的人質不利。如此機關算盡，即使六十多年後在北京西山無名英雄廣場的「英烈牆」刻下陳寶華父子的名字，也是配合統戰，惺惺作態而已。
特務搜索將軍的家，竟發現……
陳寶華面臨極為艱難的取捨：讓兒子自首，會害到他的妻子；不讓兒子自首，會害到全家人。而且，兒子從1951年初以後，整整兩年沒有進度回報中共，這意味他妻子的處境會越來越不利。
當局者迷。陳寶華經過長考，最後採取的手段是「拖」！當作一切事情都沒發生。他天真的以為，只要兒子不被發覺，他們一家人就會沒事，卻不知兒子已被盯上。從他獲悉此事的1953年1月，到兒子被捕的1953年6月，這五個月是陳家最後的團圓時刻，此後天倫夢碎，家破人亡。
1953年6月，保安司令部抓走陳德彰之後，派特務到他家搜索，搜出蘇聯小說、辯證法、新發展等「反動書籍」，這是陳德彰請庶母史錫純向外搜借的。更糟的是，特務又搜出包括「台北防守區及各守備區永久工事位置圖」等21種機密文件。這些軍機資料沒有留在軍中，卻在陳家發現，而陳家剛好藏有「匪諜」。這種「巧合」，讓陳寶華也難以自保了。
陳寶華原任第六軍參謀長，1953年3月轉任第九十二師師長時，把這21種機密文件私自攜走，未予移交。陳辯稱，這些文件都是「陳舊過期的參考資料」，而且「調職時無人接管」，所以沒辦移交。
官方檔案顯示，國防部審理本案相當棘手，軍法庭「迭次更換審判長，前後罪刑亦多出入不同」。主要原因，是國防部不認為那是「陳舊過期的參考資料」，而是「重要軍機文件」；而且陳寶華在獲悉兒子是匪諜後，不僅沒有更加謹慎，反而攜走軍機，內情似不單純。但如果說陳寶華準備提供軍機給兒子，也是推想臆測，並無具體證據。
軍法庭最後判下來，決定從輕，對陳寶華攜走軍機，僅以《妨害軍機治罪條例》的「隱匿非職務上所應持有之軍機」罪論處；再加上他之前幫好友的兒子申請入境，偽報己子，犯了《刑法》的「偽造文書」罪；以及包庇自己的兒子而不舉發，犯了《懲治叛亂條例》的「包庇叛徒」罪，這三罪併罰，初判10年，再判15年。刑度追加，仍全其命。
但這項判決，上呈蔣介石，把他惹惱了。不知是否出於盛怒，老蔣這次不在總統府的簽呈上批示，直接面告秘書孫義宣，叫他轉達：「陳寶華包庇匪諜，竊盜軍機，意圖投匪，實甚昭顯。為何不判死刑？應限於十日內復審具報。本件所判之審判官為何人？亦希查報！」
主子發怒，下面的人誠惶誠恐，加蓋最速件，轉交參謀總長桂永清重辦。桂永清是1950年代海軍白色恐怖案的主凶，手段殘酷，但對陳寶華案也似乎踢到鐵板。
桂永清的處置最後以簡馭繁：合議庭換掉兩個人（包括審判長），陳寶華罪名沒有更動，只是加上一段：「查被告身為部隊長，負有戡亂重責，乃竟庇護其子為匪工作。衡量犯情，自應從嚴科處，以昭烱戒。」直接改判死刑。至於原審判長蔣當翊和四名審判官曹日暉、吳中相、王正益、解寄寒，也在張群、孫立人的說情下免於追究。
顯然，桂永清和新的合議庭都沒有照蔣介石的意思，給陳按上「意圖投匪」的罪名。可見本案確實有不能硬拗的地方（當然，這種「講究證據」的態度適用於高階將領，可不適用於平民政治犯）。但陳寶華為何會犯這個致命的錯誤？真的純屬巧合嗎？隨著當事人之死，真相永遠成謎。
1955年2月26日，陳寶華、陳德彰父子被台北憲兵隊雙雙綁赴安坑刑場槍決。至於史錫純，則以「知匪不報」罪判刑2年，但考量其「身為庶母，囿於舊禮教，處境困難，衡情不無可憫」，緩刑3年。
喜從天降原是禍，命運捉弄總無情。陳寶華案，後人自有解讀。但他本人如何看待？判決書提到案發後，他曾寫信給保安副司令彭孟緝，自承：
以個人之倫理觀念、家屬情感，偶爾困蔽理智，以致對無知小子誤入歧途，只知考慮骨肉私情、輿情之毀譽，偏重於消極方面之防止與感化；未能顧全國家之大體、國法之尊嚴，側重於積極方向之措施與處置。論法固無可寬恕，論情實有可憫囿。
在白色恐怖政治案件中，陳寶華案算是相當特殊。它有強烈的戲劇張力，交織著親情的糾葛、人性的掙扎、命運的詭變、險惡的鬥爭。更重要的，它顯示跟共產黨打交道，無異跟魔鬼談交易，如果沒有比魔鬼更厲害，結局就是失足成恨，走上毀滅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