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一代外省人
筆者將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以及1914年到1936年的「西安事變」、1937年的「蘆溝橋事變」這20餘年之間，在中國出生，來台灣之前至少已是14、15歲的中國人 ( 1949年最後到達台灣，當今最年輕者在80歲以上 )，定義為「第一代外省人」。
第一代外省人對故鄉中國的印記是根深柢固、無法抹滅的。那個時代如果是家境許可的外省人，至少有機會受完小學教育。而生長在中國農村的人，不少或已結婚、生子。「中國」無疑是他們的「家鄉」。對於這批人當中約15%左右的權貴外省人而言，來台灣不算是逃難，只能算是「搬家」(名作家管仁健所言 )，但對另外85%非權貴的外省人而言，卻是相當狼狽的逃難與逃命的記憶。他們就像是「失根的蘭花」到了一無所有的避難所。台灣不是他們的家，真正的家在「山的那一邊」。因此，他們不認同非出生地的台灣，並不令人意外。許多80歲以上的老兵返鄉省親時，即使明知被大陸家鄉的人詐騙，卻依然心向祖國。這就像迴游生物鮭魚一樣可以理解，並沒有是非對錯的問題。
第一代外省人隨蔣氏父子流亡至台灣，大多非出自「自由意志」，多屬「不得已」或「意外」來到台灣而回不去中國的。台灣在美國第七艦隊控管台灣海峽之前，對他們而言是「退此一步，即無死所」(當然，之前蔣介石還曾有進一步流亡至菲律賓的計劃。這是史實，不是笑譚 )。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保護下，臺灣局勢漸趨穩固，第一代外省人的幸與不幸分出了這批人的命運。1949年，90餘萬的中國軍民由美國軍艦大規模地運送來臺，這是臺灣歷史上人數最多的一次移民。其中軍籍約50萬，後來成為公教人員約20萬，學生、平民、商賈約20萬。
蔣介石代表盟軍於1945年10月25日佔領台灣。1952年4月28日「舊金山和約」正式生效後，中國並未取得台灣主權。「台灣主權未定」變成臺灣國際地位之現狀( status quo 為undecided )，確定至今63年沒有變動。蔣介石的所謂「復行視事」，確認了中華民國正式流亡到臺灣，然在美國的支持下，依然保有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席次。1971年蔣介石的代表被逐出聯合國後，第一代外省人在台灣最年輕的也接近35或36歲了。
這90餘萬的中國在台移民，屬於黨、政、軍、情、特的統治階層當中，所謂權貴「高級外省人」就有10萬人之多。其中有高階軍職、中高級公務人員、中大學教職人員、國營、省營企業中高階管理人員、替KMT維持法統假象的終身職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考試委員…，黨部中高級黨務人員、中高級情報機構人員、資本家、富商、巨賈…等，合計其家屬在內，大約在20萬人之間。其它無特權的一般「非高級外省人」如士兵、士官、低階軍官、低階公務員、流亡學生，一般平民小商人等，大約有70萬人。
這20萬的高級外省人及其家屬原先在中國是見過世面的，他們原本是位居中國的統治上層階級，在國共內戰中被中國共產黨擊敗、出走中國來到台灣的一群人。另外的70萬來臺的一般中國人民，他們在來臺灣之前最年輕者也已屆13~15歲，率多是從事軍職中的中下級士官兵，另外還有一般平民、商人、流亡學生---等階層。在當時的中國，男人「從軍」並非首選 (好男不當兵) ，但是被抓去或被迫留在軍中而葬送青春歲月者不在少數 (台灣的佛教界所謂長老、高僧當中，有不少原屬後備軍官、士官、士兵出身，藉佛教不殺生為由，申請退役成為大和尚的，亦大有人在)。來台灣後，這些70萬外省人為了生活，不得不融入臺灣最底層的社會當中去工作、謀生，並且和當地的婦女、甚至原住民婦女通婚生子 (如立委高金素梅、台商會長董淑貞)，此情況後來也遍佈於台灣社會各階層。然而受限於自身之條件，或惑於「不久將會反攻大陸」的政治宣傳所誤導，以至孑然一身、孤苦伶仃、抑鬱終老於陋巷之間或榮民之家的，亦比比皆是。
這平凡的70萬移民，在臺灣社會漸漸有了基層生活之經驗和體認。然而對幸運的另外這20萬位居各階層中、高位的統治階級及其家屬而言，雖然在婚姻上、生活上和臺灣人甚少關連，他們卻是在臺灣取得最多好處的「既得權益階級」。他們在享盡大多數的特權與利益之後，所剩餘的才有可能分給另外這70萬的「非高級外省人」。回想昔日蔣經國當行政院長時，曾經有許多老兵因為生活過不下去，一波波地到行政院集體訴願、抗議。當時蔣經國曾經對這些抗議的弱勢老兵及其後裔說出一句令人感動的話：「只要我蔣經國有一口飯吃，你們就有一口飯吃!」同時開放人民回中國探親。這70萬人一直被安排來協助另外的20萬統治階層來控制600萬的臺灣人，進而協助其維持所謂的「中國法統」於台灣。
初期流亡來台灣的90餘萬中國人，就算到了民國55年台灣開始經濟起飛，他們和台灣人仍有著尖銳的矛盾和緊張的對立，仍然處處提防、壓制、貶抑臺灣人 (這70萬人扮演如同元代「色目人」的角色，與另20萬人彼此成為榮辱相關、休戚與共之連體嬰 )。第一代外省人彼此在中國有著共同的屈辱經驗 (被他們自己的同胞驅趕出中國)，因而也有共同的思鄉情懷。臺灣對他們而言，不過是「暫居」之所，若要他們認同台灣，在以漢文化為唯一思想奶水的他們而言，是非常困難且不切實際的。漢文化根深柢固的「成王敗寇」觀念，其手段就是掠奪燒殺，其戰利品就是土地、物質、女人、田產。此種傳統佔地為王、官位世襲的封建思想，和現代國際法的認知遠遠地背道而馳、格格不入，更缺乏國際法「代理佔領」的觀念。國際法中「佔領者」有佔領者的權利、義務，「被佔領者」也有被佔領者應有的權利、義務，不是可以任意掠奪、非法迫害或屠殺的。
四、奴才VS主子
在明知這些來臺第一代的外省佔領統治者，及其恩庇侍從的統治集團「絕不可能」認同台灣的情況下，有些天真的臺灣人如施明德之流，卻在二十年前企圖和國民黨人倡議「大和解」，這也未免太自我抬舉了吧！試問，古今的歷史當中，有手無寸鐵且被當奴隸使喚的奴才，向手執槍炮的主子要求「大和解」而成功的例子嗎？此話不是危言聳聽，李登輝雖然當過國民黨的黨主席和總統，但在當時主流、非主流的鬥爭中，在當時第一代外省權貴代表宋美齡、外省籍的KMT中常委、以及蔣家家人的眼中，「台灣人」李登輝不過是他們的「奴才」罷了。
在第一代外省人當中，養尊處優至今仍然身強體壯的那些90幾歲的高級外省人如郝柏村、許歷農之流，他們只要聽到有人在喊要建構台灣成為「新公民國家」，必定堅決反對，且會將之扣上「顛覆」中華民國的罪名 (以前是叛亂罪二條一，唯一死刑的)。郝柏村、連戰曾經罵台灣人為「日本皇民」，但事實上，郝柏村本人曾經在蔣介石敦聘的「日本皇軍」岡村寧次大將(在南京由何應欣受降的日本皇軍代表)在台灣所組建的專門訓練國軍高級軍官、將官、指揮官的「白團」，接受過嚴格的軍事指參訓練，成為統領「日本皇軍派駐中國方面軍」岡村寧次大將的「入門弟子」 (見「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一書) ，也算是日本皇軍的「門生故舊」。對於這些往事，不知郝柏村是深感光榮呢？還是羞於啟齒呢？ (蔣介石早年從日本振武學校畢業後，也曾被派到基地當正式的「日本皇軍」，並由一等兵升到伍長。詳見「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一書)
總之，多數的第一代外省人是不可能放棄1949年在中國壽終、在台灣還魂的虛幻「中華民國」正朔，而和台灣人民攜手建構一個現代公民的新國家。他們大多數也絕不願讓台灣擺脫「中華民國」之糾纏，也絕不會同意放棄已在1971年在國際被宣告終結、無權代表中國的「中華民國」這個稱號 (當年外交次長楊西崑曾經主張改名為「中華台灣共和國」(The Chinese Republic of Taiwan)，繼續留在聯合國，遭蔣氏父子堅決反對，連提都不能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