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雷震案發生後約半年，雲林縣議員蘇東啟即提案促請特赦雷震，這些跡象可以感受到蘇東啟案與雷震案的某種關連。若要「殺雞儆猴」，蘇東啟顯然是個適當的對象。
蘇東啟（1923～1992），世居雲林縣北港鎮扶朝里，就讀北港公學校、日本東京關東中學，中日戰爭期間因有抗日之心，乃放棄日本中央大學政治系的學業，回臺入日本總督府所舉辦之北京語講習班，為期4個月，「思以日本駐泰大使館為跳板，潛往重慶」。1942年果然輾轉由東南亞而抵達重慶，唯由於其臺人身份而被中國政府拘禁，幸經雲林鄉先輩李萬居作保開釋而加入中國國民黨。
議壇上抨擊惡政 贏得蘇大砲美稱
1945年曾至重慶四五路臺灣行政長官公署駐渝臨時辦事處教日語，1946年返臺之初，於長官公署秘書處交際科任職，二二八事件之後辭職返鄉，任北港鎮公所總務課長。1951年蘇東啟首度參選雲林縣議員失利，1953年再度參選即於2月8日順利當選第二屆縣議員，此後連任四屆，於議壇上為民喉舌、抨擊惡政，在廣大民間贏得蘇大砲之美稱。
在第二屆縣議員任內，為投票給青年黨籍的省議員參選人李萬居（時為間接選舉），而觸怒國民黨當局，蘇東啟因此被國民黨開除黨籍，並於不久後加入青年黨。1961年9月19日凌晨蘇東啟被捕的時候，身分就是青年黨籍的雲林縣第五屆縣議員。
蘇東啟案 與雷震案相關
對於一個牽連50人（覆判判決書為準的數字）的政治案件，理解的角度自不能侷限於蘇東啟一人身上，雖然他是最重要的一人。本案涉案人絕大多數分佈在雲林縣的虎尾、北港、西螺、斗六、古坑、林內、東勢，只有兩位在彰化二林、一位在嘉義市。本案的特色之一是，多位駐紮在莿桐鄉饒平樹仔腳的一○七四部隊的臺籍士兵被判重刑，顯示本案濃濃的「武裝革命」嫌疑色彩。
若欲深入瞭解本案，必須（一）回到1960年前後國民黨政權的威權統治性質，以及蠢蠢欲動的民間反抗力量；（二）相關人士的訪談比對；（三）相關檔案資料的出土。筆者已在2000年完成19位相關人士的訪問紀錄，另再參閱相關的檔案資料，才能比較深入地瞭解蘇東啟政治案的始末，以及它所代表的時代意義。
1961年發生的蘇東啟政治案件，有充分證據顯示，乃與《自由中國》半月刊或籌組中國民主黨等事件構成對威權體制的挑戰有關。
1960年7月由北而南的選舉改進座談會，實際上是籌組反對黨的說明會，得到臺灣社會熱烈的迴響，誠如高玉樹所言「擊中國民黨的要害」。翻開當時7月24日的報紙，可以看到23日選改會在嘉義集會的消息，大標題是「新黨九月底可成立，黨名已初步決定」，內文提到會議由許竹模、蘇東啟、許世賢分別主持，而出席的雲嘉知名人士名單中，也有縣議員蔡光武在內。值得注意的是，7月23日在嘉義那一場「座談會」，由許世賢作主席、許竹模致開會詞，「約有二十餘人發言，由蘇東啟作結論。」
蘇東啟提案 促請特赦雷震
當雷震案發生之後大約半年，作為雲林縣議會議員的蘇東啟，即領銜提案促使議會通過「請總統准依憲法規定對《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行人雷震予以特赦」的請願，從這些跡象也可以感受到蘇東啟案與雷震案的某種關連。
於是，若要對李萬居等人帶頭的組黨運動產生「殺雞儆猴」的作用，蘇東啟顯然是一個適當的對象。蘇東啟在1960年12月參加第四屆雲林縣長選舉落選，而其發表政見「言論中充滿了臺灣意識」，已經吸引了主要來自虎尾的一群激越年輕人的注意，翌（1961）年2月他參加縣議員選舉，當選連任，那一群年輕人終於擁護他出面當他們（從事臺獨運動）的領導人。
蘇東啟案 最大宗「台獨叛亂」案
不過，1961年企圖武裝革命的「三九事件」因條件不足而胎死腹中，卻留下一些跡證被線民密報，當局準備好羅織的理由之後，才在9月一網成擒；經過偵訊篩選而起訴50個人， 構成所謂「蘇東啟等顛覆政府案」，堪稱戒嚴時期最大宗的「台獨叛亂」案件。
要之，蘇東啟之所以成為1961年這樁「台獨叛亂」案件的案頭，除了因為他熱心參與組黨運動以及與李萬居的私人關係以外，還可能因為他個人比較激烈的思想言論，以及企圖串連武裝力量的嘗試。
蘇東啟的兒女們。（陳儀深提供）
蘇治芬問政有乃父之風
1975年蔣介石去世，1976年9月18日蘇東啟減刑出獄，隔年即協助妻子蘇洪月嬌當選省議員，蘇洪女士連任四屆省議員、任期長達17年，其後大女兒蘇治洋、二女兒蘇治芬先後擔任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問政有乃父之風；蘇治芬更從2005年至2014年擔任兩屆縣長，相對於廖大林、林樹山時代民進黨得票10萬、12萬餘票，蘇治芬（與今之）李進勇時代已經三次獲票20萬票以上，奠定了雲林縣綠色執政的基礎。蘇東啟若地下有知，應該甚感欣慰。
（轉載《民報文化雜誌》第九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