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舉傘，一起地撐。不知不覺，時間來到9月28日，剛好是香港雨傘運動爆發一周年。有人輕言紀念，未免陳義過高。去年佔領79日之後，中共集團堅持不撤假普選框架，香港立法會高票否決假普選方案，2017年特首選舉沿用小圈子選委會欽點舊制，香港政制毫無變化，一潭死水，專政依舊。
一年以來，自首候訟，逮捕拖磨，黑警逍遙，鳩嗚行動，傘後組織，傘兵參選，黨棍囂張，軟硬兼施。凡此種種事實，已經人盡皆知，不用由我細說。爭取民主自治的抗爭鋒芒雖然不再在街頭上，但卻潛藏在每人心中。任暴雨下，志向未倒下，雨傘是一朵朵的花，不枯也不散。
此時此刻，檢討雨傘運動，大體上離不開以下四大議題。只有面對問題，進而解決問題，香港民主運動才能更上層樓，奮鬥不懈，卒底於成。
一、成敗得失
有人問：雨傘運動是否失敗？答案其實很簡單：抗爭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如果有人身在1911年4月，問廣州黃花崗起義是否成功，然後身在同年11月，再問同一問題，難道答案完全相同嗎？敗寇之際，就說那些人躁進、自毀、暴徒、擾民、反朝廷亂黨；成王之時，就說那些人勇敢、犧牲、烈士、義人、革命先行者。敗寇有時，成王有時。畢竟，斤斤計較成敗得失，長期漠視是非公義，這類思維實屬虛浮。與其掉入成王敗寇的陷阱，不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堅持公義，奮鬥到底。傘運成敗得失，他朝中共倒台，香港民主自治，歷史自有公論。
二、濫捕濫控
一年以來，在雨傘運動以及其後的鳩嗚行動，總共有1,003人被香港警方以襲警、非法集結、阻差辦公、抗拒警務人員、刑事藐視法庭、阻礙公職人員、不誠實取用電腦等罪名拘捕。被捕者不但要面對律政司檢控，更要面對曠日持久的無理程序拖延。撇除反佔領者，至今被拘捕後被檢控的僅有149人，涉及200項控罪，主要是阻礙公職人員罪（41項）及襲警罪（40項）。這200項控罪的定罪率（16%經審訊後罪成、12%認罪）僅27%，17%經審訊後罪名不成立，另有44%控罪獲撤控（律政司主動撤銷檢控）、撤銷（因程序出錯而法院撤銷）、不起訴（控方最後決定不起訴）。
這些數據顯示：絕大部分被拘捕者（儘管暫時獲釋）沒有被檢控，足見「濫捕」情況嚴重；絕大部分被檢控者沒有被定罪，足見「濫控」情況同樣嚴重。律政司往往以蒐集證據需時來解釋「濫捕」（但幾乎全部事實都是公開展現，蒐證全無難度，竟然費時一年），又往往以控方及法院判斷有罪與否標準不同來解釋「濫控」，但檢控後被判無罪，侵害人權已然，反而不以為恥，簡直豈有此理。況且多達近半檢控案件最後撤控、撤訴、不起訴，堪稱莫名其妙。
實情是：香港律政司學習新加坡，巧施拖延戰術，恫嚇抗爭公民，泡製不確定性，嚴重侵害人權，藐視個人尊嚴和自由。這是香港刑事檢控機關的墮落，拋棄獨立，專業淪喪，刑事檢察工作更加涉嫌遭受超然外力干涉，撕毀《基本法》第63條，令人髮指。
三、抗爭方法
雨傘運動及鳩嗚行動顯示香港民主抗爭運動開始呈現自下而上、型態多樣、光譜廣闊、組織靈活、化整為零、各展個性、網絡傳訊、持續佔領、突發流動、能屈能伸的新型態，企圖擺脫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香港傳統民主派的「和理非非」「四規」抗爭模式（規定時間、規定地點、規定議題、規定儀式）。旺角佔領區及後來鳩嗚團的表現，以及金鐘佔領區拆大台與開放大台的爭論，特別表現出新時代的民主抗爭運動，早已不受限於上述「四規」，令人刮目相看。
過去司徒華推動的「四規」型態遊行集會，已經不再是金科玉律。這一點已經是無法逆轉的民主抗爭運動發展新趨勢。不過，今後大家如何兼顧「凝聚組織實力」與「發揮個性創意」，仍然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大哉問。在參與抗爭市民的心目中，領袖、組織、大台的正當性基礎和感召人心的魅力，至今尚未獲得善解。部分人對於「不要組織」的執著與迷信，恐將對未來抗爭運動形成一定障礙。
此外，從佔中三子原先構想的坐以待捕式「佔領中環」，到雙學市民實際引發的穩守地盤式「雨傘運動」，和平、公然、違法、達義、勇於承擔的「公民抗命」自此有了新的表現形式。民主抗爭不只是理性的規劃與算計，更加是感性的熱情和行動；不只是菁英的一呼百應，更加是網民的自發聯合。
預先張揚的「四規」式抗爭計畫，往往是少數社會菁英的理性產物；突發難測的非「四規」式抗爭鬥志（例如去年9月28日下午佔領夏慤道），反能激發普羅大眾的感性行動。只要大家堅守和平非暴力原則，不但無可厚非，而且值得鼓勵。除了違法達義的佔領式「公民抗命」之外，香港市民更在旺角清場後開展流動式「鳩嗚行動」，而且不斷再接再厲，料將持續，反覆推進。
但是去年種種做法有一個盲點，就是沒有直擊要害！冤有頭債有主，眾所周知，香港民主進程的最大障礙是中國共產黨。佔領中環、佔領三區、雨傘運動、鳩嗚旺角，都沒有直擊中共。如要爭取成果，就要有的放矢，不應隔靴搔癢，不宜繼續抱持著搞行為藝術和媒體曝光的心態，或者以製造談判緩衝等藉口迴避內心的膽小怯懦。
針對西環中聯辦，適時發動包圍和封鎖的「佔領西環」公民抗命行動，用「剿匪」的正確心態，要求這個「超然於超然」的「第二支管治隊伍」向香港人的民主訴求妥協，否則滾出香港，才能把真正的港中矛盾暴露出來。將來公民抗命，未必事先張揚，只要時機成熟，當必一呼百應。
四、陣營分歧
雨傘運動過後，香港民主派出現史無前例的分歧。左膠、右膠、大中華派、本土派、港獨論、民族論、革新論、永續自治論、城邦邦聯解殖歸華論、歸英論、修憲、制憲、和平、理性、勇武、革命、溫和、激進，彼此論戰猶如春秋諸子百家爭鳴。此外，民主黨、公民黨、社民連、人民力量、熱血公民各政治團體內部意見紛陳，政團彼此之間又互有指責，私怨公理兼而有之。
不過，更重要的是，普羅市民越來越認為這些政治組織如同雞肋，票照投，心已淡；覺得他們勇謀才智不足，人物逐漸老化，只顧悲鳴怒罵，與其寄予厚望，不如自力抗爭。再者，八九十後年輕一代與五十歲以上中老年政治明星和社會菁英之間，又存在著巨大文化鴻溝，溝通模式不同，理念信仰不同，切身利害不同，餘生期待不同。換言之，在論述、政團、世代這三方面，民主陣營內部分歧相當鮮明。
時至今日，上述種種分歧，雖未導致民主陣營全面分崩離析，但是彼此之間的確充滿意氣、利益、理念之爭。遇有重大不義之事，大家仍可團結行動；但當偶發個別社會議題，大家往往貌合神離，甚至隔空互批。
這正是目前香港的客觀政治形勢：強悍的共產黨、反歧的民主派。民主同道好應正視此一現實，在批評別人的時候，也要顧全大局，吾日三省吾身，堅持獨立自由，無需統一思想，但宜求同存異，避免親痛仇快，認清始作俑者。如果把上述羅列的任何名詞之後接上「禍港」二字，泡製出所謂「左膠禍港」、「勇武禍港」等口號，顯然漠視「中共才是禍港罪魁禍首」這個客觀現實，令人費解。批評對方意見，有異於標籤對方禍港，正是基本常識。
綜觀目前關於爭取香港民主普選的論述分歧，主要是環繞以下八大議題展開。如要突破民主陣營在論述、政團、世代三方面的分歧，有志之士需要認真反思下列基本議題，提出一套完整、一致、清晰、務實、可行、接受實踐檢驗的政治論述，從而開拓未來香港民主運動的新路向。這是重視功利思維人士的弱項，但如要矢志為香港民主自治奮鬥到底，建構政治論述的功夫不應偏廢。
一、本土：爭取香港700萬人的民主是否以率先實現中國14億人的民主為必要前提？如非以爭取本土民主為目標，究竟是誰為誰爭取誰的民主？本土民主如非為了實現自由、平等、法治、公義，以及保障本土權益，那將會是一個什麼貨色的民主？爭取本土民主，是否意味無須理會或關注本土以外的人權狀況與民主前景？「中國無民主」對於香港人爭取香港本土民主，究竟是絕對死症（blocker）抑或只是不利因素（minus）而已？
二、反共：爭取香港民主是否可以不反對甚至不談論中共獨裁專政，要求井水不犯河水和不理河水？爭民主而不反共，一味希望展現溫文儒雅，跟中共獨裁者的代表溫和談判，偶爾秘密請客吃飯，找中間人反映意見，籌組智庫及政團，通嗎？
三、自治：爭取香港民主是否不得反對中共擁有全面管治香港的權力？不得抗議高度自治已經淪亡？我們是否應該追求真正自治、永續自治，而不是中共任意解釋的所謂高度自治？
四、制憲：我們應不應該承認《基本法》的正當性？或者說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基本法》？究竟應該爭取人大修憲抑或全民制憲？
五、獨立：爭取香港獨立是否只是幻夢，因而無法理性討論其理念信仰和客觀條件？為何只可追求文化建國、城邦主權、華夏邦聯、解殖歸華，卻不可追求啟蒙精神、自由主義、政治獨立、脫離中國？獨立的反義詞是統一抑或附庸？為何不能理性討論各種方案，然後交由全民公決？
六、和平：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公民抗命行動是否仍有檢討升級變陣的廣闊空間，因此可以暫不考慮勇武衝擊或暴力革命？公民抗命如何在堅守非暴力原則的前提下，更能促進廣泛社會參與，更能達成民主自治目標？
七、公民：更深更廣的公民覺醒固然重要，但應如何實現？而這一點又是否有志之士再發動公民抗命的必要前提？公民抗命與公民覺醒，究竟是相互抵銷抑或相輔相成？
八、聯外：香港民主運動是否可以完全獨善其身，不需要關注外國經驗、外國政府、外國抗爭團體、外交關係、地緣政治？現在美國總統奧巴馬奉行美國有史以來最無恥的綏靖政策，竟敢隆重歡迎中共獨裁暴君習近平到訪，滿身銅臭，把酒言歡。一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跟一個長期囚禁另一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及一眾知識人與律師的獨裁暴君談笑風生，吃香喝辣，簡直是美國之恥、人類之恥，比二戰前跟希特勒談判的英國首相張伯倫更無恥。
當今世道，國際外交形勢對香港爭取民主自治相當不利，因此香港民主同道應該另闢蹊徑，衝出香港，廣交全球各地支持香港實現民主自治的各類非政府組織和社運團體，跟台灣、日本、韓國、歐洲、美國的學生組織和社運團體廣泛接觸，跟海外民運人士與知識菁英交流經驗，放開心胸，虛心學習，去蕪存菁，謹慎部署，互相串聯，未來振臂一呼，引發全球響應。低潮時廣結善緣，是為了未來繼續爭取民主自治的高潮而鋪墊。這些硬功夫不容忽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