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年前（1983）春天，某一天深夜十一點半，我滿腦袋填滿了明天即將進行的關於電影「海灘的一天」的談判會議，夾在公司內部絕不讓步的壓力和楊德昌導演堅持的各種條件之間，焦慮和煩躁的情緒幾乎淹沒了我。
「爸爸，帶我去散步好不好？」尚未滿四歳，才剛剛上幼稚園小班的李中走向了我，他也剛剛當了哥哥，剛剛下有了一個尚未滿月的妹妹。我望著他渴望的眼神說：「好吧，現在就去。」孩子的要求反而為我坐困的愁城開了一扇門，他牽著我的手走向了山腳下。
我的苦惱來自一向非常信仼我的明總經理，在下午忽然給了我一個明天談判的最高指示，他說他剛剛在公司親自主持了一級主管的會議，包括兩位副總經理、製片部經理、業務部經理、製片廠廠長等。大家的意見一致，就是不能向楊德昌導演所提出的條件妥協，因為如果妥協了，以後的導演如果提出相同的要求，公司所賴以生存的片廠制度將被瓦解。因為楊德昌堅持要和澳洲籍的杜可風合作，其他包括藝術指導和一些工作人員也要外聘。他的理由是在拍「光陰的故事」時，片廠的人老是扯他後腿。
「你要吿訴他，我們也是冒著很大風險聘請他，他才拍了四分之一部電影，應該要好好珍惜他的第一部電影的機會。」明總經理有些激動的說：「你知道我的壓力也很大，我不能為了支持一個新人，破壞了公司悠久的制度。你要有談判破裂的備案，趕快準備另外一個拍片計劃。今天大家都説過去能進中影拍片的都是大導演，沒有人敢違背公司的規則。他只是一個剛剛起步的小夥子，怎麼姿態那麼高？」已經三十六歳的楊德昌在他面眼中只是一個沒有太多經驗的小夥子，可是我們都看到了他驚人的潛力。他的姿態並不高，他只是沒有安全感，他在前次的合作中經歷了中影內部對這波革命巨大的反撲，他需要一個能完全配合他的團隊，來完成他的第一部電影作品。
一場提前十年的電影浪潮已經掀起我和李中手牽手走在通往嘉興公園的小路上，我買了一瓶汽水給他喝，我們一路聊著天，他是個活力充沛常常覺得無聊的孩子，才三歲多就像個小哲學家，無拘無束的挑戰成人世界習以為常和理所當然。在這樣的父子散步過程中，我放下了所有的困擾，我心中有了方向，那就是一定要把楊德昌的作品留在中影，讓中影成為真正的革命基地。經過了「光陰的故事」和「小畢的故事」的成功，再加上快要開拍的「兒子的大玩偶」，一場提前十年的電影浪潮已經掀起，除了排除萬難向前衝，我別無其他選擇。
歷史一直都是這樣，看起來誤打誤撞，有許多的偶然和巧合，但終究還是有一種不可逆的趨勢和潮流。就像我無法預測此刻和我手牽手的李中，在三十二年後也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劇情長片「青田街一號」，正好也是三十六歲。唯一有跡可循的是他的電影作品天馬行空的無法歸類，就像他一路成長的軌跡。
夾在公司內部各種複雜的文化、規則和外來導演企圖完成自己美好作品之間的擺盪和協調，是吳念真和我在中影任職八、九年最艱難的工作。雖然我們的目標非常清楚，每一部電影至少要在藝術成就或是商業市場上有所成果，當然最好是叫好又叫座，但是如何維持公司本身的原則和利益，又要滿足導演們各方面的索求是相當難兼顧的。回想那段日子吳念真和我是非常完美的搭配，我獨自應付內部複雜的反撲勢力，他專心對外協助導演完成一部又一部完美的電影作品。
與吳念真一內一外 無私、忍耐 實踐台灣新電影之夢
吳念真曾經這樣描述我的工作態度：「為達目的，代替其他人吞掉所有的火氣，為達目的，壓抑自我，展現過人的靱性。」（「一個運動的開始」序）而我對吳念真的觀察是，他把自己在三十歳之後的八、九年歳月完全無私的奉獻給每個來中影拍片的導演，替他們編劇或是一起討論和研判每一部電影。直到四十歳之後，他才開始活出他自己的人生，也是大部分人所認識的他。無私的態度是一部又一部電影都能完成的真正原因。
第一天的談判非常不順利，楊德昌一臉怒氣，我看得出來陪著我一起和楊德昌談判的公司各部門主管有意激怒楊德昌，他們期待談判破局。到了晚上，我決定找來一些楊德昌信任的朋友進行第二天談判前的討論，地點在西門町的「小上海」，參加的人除了吳念真，還有和楊德昌最好的三位導演侯孝賢、柯一正、萬仁和一個最關鍵的人物張艾嘉。楊德昌表示想暫停這個計劃，等待時機更成熟，這餐飯吃得很難過，因為看來這場談判是要破裂了。已經進行編劇的吳念真情緖很壞，除了安慰楊德昌，連我在笑都不行。「X，你還笑得出來？」吳念真也臭著一張臉。
其實我已經看到了結果，只要張艾嘉説服香港的新藝城和中影合作，我就有理由說服公司接受技術人員可以啓用公司外的人，一切水到渠成。因為我知道我們的「救星」出現了。
第二天上午十點鐘進行我們的第二次談判，楊德昌遞了一個他熬夜寫的故事給我，題目是「光陰的童話故事」，他習慣用寫信和別人溝通。他曽經說過，拍電影和寫信一樣，都是他想和最親密的朋友溝通的方式，他用說童話故事的方式解釋他為什麼那麼堅持要由自己組合團隊，因為上次他吃了很多悶，差點和片廠技術人員幹架。我在談判前對明總經理表示，我並没有任何替代方案，而且告訴明總經理有可能找到合作的公司來降低風險和替技術人員的問題解套，另一方面我也告訴楊德昌，說公司已經有替換他的備案了，希望他能稍稍讓步表示誠意，例如在攝影師也允許中影片廠派人參加，用雙掛名的方式等。我和他關起門來一對一的談判，一小時候雙方達成協議，當我把結果向明總經理和其他主管報告後，吳念真興奮的起立鼓掌，然後扛起大書包回家補眠了。
我知道這部電影在開拍後才是困難的開始，三十歳的新藝城總監張艾嘉身兼投資方代表及女主角，她一定有辦法搞定這個太難纒的導演了。果然這部電影拍完之後，張艾嘉辭去了新藝城的總監，她說她不想再去控制太多的事情，重新回到原本的自己。沒有張艾嘉就沒有這部電影，這是我非常確定的事，而我只是一個代表中影的談判者。 許多年之後每當聊起當年這些偉大的革命事蹟，明總經理總是耿耿於懷當年楊德昌把「海灘的一天」拍到166分鐘的麻煩故事，再度給了所有中影公司戲院經理的強烈反彈藉口，他們一致要求要剪掉三分之一，不然每天戲院要少演一、兩場，觀眾習慣的放映時間也會大亂。
電影拍太短是偷工減料？這片一次給看個夠 加時不加價！？
楊德昌當然是一秒都不剪，理由除了這是他的作品之外，中影也不是唯一的投資者。明總經理非常亢奮的回想他果斷的處理方式：「我把所有的戲院經理找來解釋說，我們就對觀眾宣傳說，從前的電影拍太短，有點偷工減料，這次為了回饋觀眾，給他們166分鐘一次看個夠，並且不加票價！」每當他重覆說他的處理方式時，我們都會偷偷笑說，又不是在賣豬肉。不過想想這或許也是當時那些戲院經理能聽得懂的理由吧？所以明總經理還是英明的。
楊德昌在2007年的夏天離開了人間、至今一晃又過了八年，他留給台灣和全世界愛好電影的人七又四分之一部經典作品，每一部電影都像是他寫給故鄕台北的親密情書，濃濃的愛恨交織，綿綿的相思情話。他留下不多的電影作品也隨著他的離去，評價有越來越高的趨勢。
有人説他的早逝是台灣電影界最大的損失，也有人說他的離開，帶走的是一整個新電影時代的精神。最近我在整理舊資料時找到他親筆寫給我的信和故事，我讀著那些故事已經無法判斷是他後來那一部電影的原始構想，因為他每天都會推翻自己昨天想的故事。對他而言，每天都是全新的一天，沒有一天是重覆的。他喜歡焦慮，不喜歡快樂，他説生命的動力來自焦慮，他還舉例說，如果在實驗室裏把一批白老鼠産生焦慮的神經抽除，牠們很快就在快樂中死亡。 我忽然想起有一年父親節李中送了我一張卡片，在海邊有一對赤祼上身雙手插腰的父子，兒子被擋在高大的父親後面看不到海。李中在上面寫著：「你總不能要我一直盯著你的背吧？」
記得在那次的談判過程中，楊德昌並不是姿態很高，而是他個子本來就很高。我曾經在那次談判前，一語雙關的對他說：「喂，你總不能要我一直仰望著你吧？這樣脖子會很酸。」他笑著推了我一把，一小時之後我們便達成了我們的「八三共識」（1983），這一年是台灣新電影生死存亡最關鍵的一年，許多人無私的投入成就了這輝煌的一年。無私才是關鍵。
【本文出處；更多精采報導，請上《民報：www.peoplenews.tw》；《民報粉絲團 www.facebook.com/taiwanpeoplenew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