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p]在中國，存在很多懷疑和恐懼，以及將隱秘的「敵對外國勢力」當作中國問題的起因的說法，因而讓我無法樹立信心。但如果說我在研究中國的六十多年的時間里學到了什麽，那就是與外界打交道時，中國會是一個違背常理、不可預知的國家。我學會了對預料之外的情況保持開放態度。
——夏偉[/nop]
《紐約客》駐北京記者歐逸文是一位真正的「中國迷」。他結束在中國的工作、返回美國之後表示，最想念的是「北京餃子」，他說「我的血管流着中國的血液」。歐逸文出身記者世家，在哈佛唸書時選了一門中國問題專家馬若德開設的「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政治」課，使他大為著迷，從此與當代中國結下不解之緣。馬若德開導歐逸文「如何在歷史和政治的邏輯框架下敘述中國的故事」，使他的中國觀察具有了歷史學家的縱深感和政治學者的批判力。歐逸文以英華之年、縱橫捭闔的文筆、鋭利的眼光和深入的洞察力，把在中國八年的親身體驗與採訪，譜成生動而又發人深省的《野心時代》，並榮獲美國國會圖書獎。
一百多年前，無數中國苦工赴海外淘金，澳大利亞和加利福尼亞成為他們想像中的「金山」，直到今天，三藩市在中國更廣為人知的名字仍然是「舊金山」。一百多年後，中國成為一座新的「金山」，中國人自己當然拚命淘金，世界各地的人們也湧入中國淘金。歐逸文不是淘金者，他是來「淘故事」的，因為沒有哪個國家有中國這麼多驚心動魄的故事。歐逸文發現，這是一個活力四射但靈魂空洞國家，激動人心的背後隱藏着社會系統逐漸失控。他直言不諱地寫道﹕「中國經常讓我擔憂的一點是，制度在金錢、政治和權力之間失衡了。如果制度合理，就會迅速響應社會壓力並作出調整；反之，不合理的制度設計導致反應遲鈍，滋生不滿和怨恨，最終會演變為混亂無序。」
貪愛銀子的，不因得銀子知足
聖經《傳道書》中說：「貪愛銀子的，不因得銀子知足；貪愛豐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歐逸文用「野心時代」這個詞語概括今天的中國，他認為比此前使用的「個人主義」更加切實。這種野心指向三個目標：財富、真相和信念。財富顯然被排在第一位。
六四屠殺之後，鄧小平無可奈何地發現，再也無法用毛時代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來凝聚十幾億的中國人。七十年代末以來的改革開放政策，已經讓共產主義的大廈搖搖欲墜；而六四的槍聲則讓黨徹底失去了民眾的尊敬，剩下的惟對坦克和刺刀的恐懼。但是，僅僅讓民眾恐懼的政權，是無法持久的。
於是，一九九二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在政治上持續收緊的同時，將一部分經商致富的自由歸還給人民。在漫長的毛時代，中國人被迫過着缺衣少食的生活，就連農民用「自留地」種植水果和飼養家禽來販賣，也被視為萬惡不赦的資本主義「尾巴」。而一旦政府允許人們埋頭掙錢，全民經商的壯觀景象立即如洪水般席捲全國。
歐逸文在書中描寫了各種各樣已經致富或走在致富道路上的人：創辦婚戀交友網站而成為富豪的來自湖南農家的幹練女子，居住在北京昂貴的別墅中，院子裡還是農家的擺設；靠反西方的民族主義煽動一夜成名的年輕大學生，其目標卻是獲得天使基金，經營商業性的網站，而這不正是他反對的資本主義的運作模式嗎？發明「瘋狂英語」教育法的李陽，雖然陷入家暴醜聞，卻仍能掀起萬人追隨的風暴，不僅滿足登高一呼的領袖慾，更撈到數也數不完的鈔票。為了瞭解先富起來的中國人的生活狀況和內心想法，歐逸文甚至報名參加了一個中國人赴歐洲十國旅遊的團隊，與團友們同吃同住，觀察他們的言行舉止並詳細記載，由此成為本書中最有趣的章節。
歐逸文用了很大的篇幅來寫經濟學家林毅夫的故事，他好不容易才打動林毅夫接受其採訪。為此，歐逸文甚至跑到與廈門一箭之遙的、中華民國政府控制下的金門，考察當年國軍上尉林正義游水投奔彼岸的出發點。台灣太小了，滿足不了林毅夫的野心，中國才是他揮灑自如的舞臺。果然，林毅夫成為中共的座上賓，中共甚至出錢供他到美國留學，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弟子。林毅夫當然知道中國面臨的政治和經濟危機，但他一句話都不說，而是將中國描述成花團錦簇的「優勝美地」。此後，林毅夫被中國拱上世界銀行副行長的高位，一時風光無限，用歐逸文的話來說，「林毅夫靠著當人民共和國最熱心的經濟發言人而飛黃騰達」。然而，無論林毅夫如何為中共鞠躬盡瘁，中共始終將他視為外人，不會給他財政部長或央行行長這樣的關鍵位置。反之，林毅夫的兩個學生姚洋和夏業良先後與老師分道揚鑣，秉持知識分子的良知，言說中國經濟千瘡百孔的真相。歐逸文在書中也提及德高望重的經濟學家茅於軾，可惜篇幅遠遠少於林毅夫。若是由我來寫這本書，我花在林毅夫和茅於軾兩人上的篇幅，會跟歐逸文的書「打個顛倒」。
在林毅夫之前，還有一個台灣名人投奔中國大陸——著名校園歌手侯德健。出於熱愛自由的藝術家的天性，侯德健失望地發現八十年代的中國比尚未解嚴的台灣還要壓抑。於是，他熱情澎湃地投入八九民運，與劉曉波等人一起成為天安門廣場上絕食的四君子。六四鎮壓之後，侯德健被中共當局趕回台灣。林毅夫與侯德健天壤之別的命運，或許又可以寫成一個新的故事。
誰是追尋真相的人？
歐逸文接著描述了那些追尋真相的中國人的故事。他們是異議知識分子，是網絡爆料人，是不甘於充當黨的喉舌的媒體人，以及許多普通民眾。中共政權掌握了世界上最大的宣傳機器，其目的就是掩蓋真相、製造謊言，一場沒有硝煙的戰鬥由此開始了。
書中詳細描寫了溫州動車事故發生後，中共當局的第一反應不是救人，而是掩埋火車殘骸並掩蓋真相。即便是有影帝之稱的總理溫家寶的傾情表演，也無法安撫憤怒的人們。人們追問溫家寶為什麼等了五天才視察現場，他回答說他病得很重，過去十一天一直在床上。然而，在互聯網上，有人挖出那些天的新聞標題及照片，證實他在接見達官顯要，主持各項會議。這就是互聯網的威力。
歐逸文廣泛接觸了那些不屈不撓地追求真相的人：被很多異議人士視為兄長的劉曉波，青年作家韓寒，以及在網上曝光貪官汙吏的艷照和日記的、不知名的「扒糞者」。其中，他用了最大的篇幅來寫胡舒立的故事。然而，為什麼其他人都無法享有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惟有胡舒立是一個例外呢？
我不太同意歐逸文將胡舒立視為追求真相的人當中的一員。胡舒立掌控的媒體，無論是此前的《財經》，還是當下的《財新》，確實揭露了不少新華社、央視和《人民日報》不可能揭露的醜聞，但是，它們也與這些老資格的官媒一起遮掩更多的真相。就在《野心時代》出版之後，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日趨白熱化，胡舒立因著與中紀委書記王岐山之間異常親密的關係，一躍成為中紀委的「編外新聞發言人」——在這個意義上，她和她的媒體都不是「獨立」和「客觀」的。
不過，目光敏銳的歐逸文，在多次採訪胡舒立的過程中，已然發現其中的某些端倪。有一天下午，歐逸文與胡舒立會見時，胡正為一件不尋常的約會而忙到很晚：她決定，自己頂尖的編輯群要穿新裝，叫來一個專業的裁縫師給每個人定做。下面一個生動有趣的細節讓人過目不忘：裁縫配了件像灰色直條紋夾克給胡舒立三十七歲的執行主編王爍，胡舒立掏著夾克腋下部位說：「這兒是不是太鬆了？」自己老闆戳著他的胴體，王爍露出一種芫爾但寬容的表情，歐逸文打趣地寫道：「我曾在狗兒被按進浴缸時見過幾次。」然後，王爍抗議說：「已經很緊了。」裁縫說：「他覺得很緊了。」胡舒立說：「等一下！想想看○○七情報員電影裡，詹姆斯‧龐德穿的西裝。照那樣做！」只有像歐逸文這樣老到的作家，才能用寥寥數語，就讓一個溫柔而固執的獨裁者的形象呼之欲出。讀到這個細節，就很容易理解習近平的「打虎幹將」王岐山為什麼會如此欣賞和信任胡舒立了。
相比於對胡舒立繪聲繪色的描寫，歐逸文筆下的劉曉波就遠沒有那麼出彩。或許因為採訪時間有限，歐逸文未能在劉曉波身上挖掘出更多動人的故事，而劉曉波不久後被捕入獄，再也無法接受他的訪問了。在我看來，與長袖善舞的胡舒立相比，劉曉波才是矢志不渝地追求真相的人，如果說他有野心的話，他的野心就是讓未來的中國成為自由中國。從目前的情形來看，身陷牢獄的劉曉波遠未成功，正如歐逸文描述的那樣：「一般中國百姓對和平獎頒獎典禮所知不多。他們從未聽到主持人引用劉曉波的話，說政治改革應「漸進、和平、有序，有所控制」。他們沒看到獎牌及證書被擱在典禮台上，一張空空如也的藍色椅子上。而在那年冬天的互聯網敏感詞名單，刪檢人員加了個新的忌諱搜尋詞：「空椅子」。但是，劉曉波的聲音終有一天將破冰而出，穿雲裂帛、改變中國，如同曼德拉改變南非、哈維爾改變捷克、瓦文薩改變波蘭那樣。
中國人在哪裡安頓自己的靈魂？
本書的第三個主題，是當代中國人對信仰的尋求。歐逸文發現，中國在活力四射及經濟奇蹟的「鍍金時代」中，卻缺乏精神支柱，中國人的靈魂空洞無物，這個國家的未來難以捉摸，甚至令人憂心。「中國已身處意識形態停滯的狀態；沒有任何政治派系能宣稱自己有優勢。民族主義還會多次爆發，政界裡還會有新的煽動家來玩弄恥辱感，但那些情緒傷害黨的程度，要大於對黨的鞏固。」
在《野心時代》中，作者寫到了中國人對各式各樣的宗教信仰的尋求。在中國，宗教信仰無法避免地成為政治問題——共產黨害怕宗教團體與之搶奪人心和資源，將所有的宗教信仰都看作潛在的威脅。不過，這並不妨礙共產黨官員沉迷在宗教乃至民間迷信之中。形形色色的氣功大師遊走於中南海：垮臺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判決書中，有他將國家機密洩露給氣功大師曹永正的細節；而另一名捲入殺人案而被捕的氣功大師王林，在香港出版的畫冊中居然有與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合影。
對於共產黨來說，既然無法用暴力消滅宗教信仰，就竭力利用之。五大宗教都被納入宗教局的管理之下，而政府的宗教局又必須聽黨的統戰部的話。歐逸文曾住在北京國子監也就是孔廟附近，他順道採訪了孔廟的負責人——這位負責人並非孔子的嫡系子孫，而是一名來自中宣部的高級幹部。這名身為共產黨員的官員一手打造了孔廟的祭祀典禮，這個行為完全符合中共當局耗費巨資在全球範圍內設立數以千計的孔子學院來展示「軟實力」的雄心。
中國的官員、明星和正在茁壯成長的中產階級，也對藏傳佛教充滿好奇心，儘管他們不會同情藏人被殖民的悲慘命運，也不願去瞭解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想法。自稱信仰無神論和唯物主義的共產黨，卻要搶奪達賴喇嘛轉世制度的壟斷權，成為一個最不好笑的黑色幽默。於是，達賴喇嘛向共產黨提出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建議：「中國共產黨假裝自己比達賴喇嘛本人還懂轉世制度，那麼，中國共產黨應該接受轉世的觀念，他們應該確認毛主席和鄧小平的轉世。然後，他們才有權參與達賴喇嘛的轉世問題。」共產黨在宗教信仰方面首鼠兩端的態度，正如歐逸文所評論的那樣：「中國政府以其濫權、欺騙，而無以講出可以說服人的論調，闡述中國在現代世界裡的意義。黨已經把它的合法性，押在繁榮、穩定，以及奉祀空洞英雄的公廟上。如此行徑，在競逐靈魂的戰場上已丟盔棄甲，逼得中國人民必須外出到思想的市場遊逛，找尋他們自己的偶像。」
不過，這一部分卻是全書中相對薄弱的環節。比如，對於基督教在中國的復興趨勢，歐逸文雖然訪問了北京和溫州等地一些有代表性的新教教會，卻未能更深入地挖掘基督教的復興與中國未來的願景之間的深層聯繫。沒有以信仰為根基的中國崛起，對中國和對世界來說，絕對不是好消息，而是巨大的災難；而建立在信仰基礎上的中國崛起，對中國和對世界來說，才會是莫大的祝福。放棄大學教職成為牧師的王怡，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未來的三十年，個人尊嚴的最終確立，不可能繼續以財產權為核心。信仰必將取代利益，成為一個新文明的主要驅動力。第一步是利益開始崛起，第二步是靈魂開始復甦，第三步才可能有文明的復興。個人靈魂的普遍復甦，是這個民族復興的前提。」一千多年前，在安史之亂中顛沛流離的詩人杜甫有一個美好的夢想：「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而在禮崩樂壞、野心膨脹、洪水肆虐的當代中國，作為信徒「生命共同體」的教會，就是比廣廈千萬間還要廣闊的、風雨不動安如山的挪亞方舟——如果你想要瞭解這樣一面的中國，《野心時代》中短短幾頁的內容顯然不夠，你可以去找另一位中國問題專家、前《時代週刊》駐北京記者大衛·艾克曼的《耶穌在北京》來讀——在那本書裡面，沒有野心與慾望，只有愛和公義、恩典和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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