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蔡英文訪美期間稱讚習近平領導反腐運動，是一個有能力、有魄力的領導人之後，呂秀蓮在訪美期間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也稱讚說：「習近平先生得天獨厚，他是官二代，但吃過苦，由上到下，再由下到上。我想，他的人生歷練、政治手腕應該非常豐富和高明，聽說他在掌權之前遭遇嚴厲的挑戰，在風險中能夠屹立出來。所以我們給予高度的尊敬。」
當今世界，沒有人敢公開讚美希特拉多有能力、多有魄力，但是，人們對習近平對讚美，理由無非是他有能力帶領中國「大國崛起」，他們在評論習近平時所使用的思維方式和論據，完全可以用在希特拉的身上。
即便從「戰勝挑戰」和「超越風險」這個層面而論，希特拉也比習近平更值得稱讚。希特拉是平民子弟，靠實打實的選舉而上臺；習近平是紅二代，其上位是中共高層黑箱作業的產物，他並沒有獲得十三億中國人民的選票。
希特拉將一戰戰敗之後滿目瘡痍的德國迅速打造成了歐洲第一強國，建立起了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和紀律嚴明的軍隊。與之相比，習近平的經濟政策只是蕭規曹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從毛時代僵化的計劃經濟中掙脫出來，此後如長江般噴湧出三峽。所謂「改革開放」，並非共產黨之豐功偉業，只是黨少幹一些壞事罷了。人們被中國的經濟增長驚呆了，而習近平執政以來的其他真相：數千名維權人士被下獄，中國的環境遭到毀滅性的破壞，中國式的法西斯主義隱然成形……卻沒有多少人注意到。
單就經濟成長的成績單而論，希特拉也比習近平亮麗許多：從希特拉執政到戰爭全面爆發之前的十年間，德國的經濟增長率至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與之媲美——當時德國的經濟增長平均每年高達27%，習近平時代百分之七的「新常態」只能算是它的一個零頭。從1932年到1937年短短五年，德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102%，國民收入增加一倍；1937年，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總產值中，德國工業產值占13.4%，居資本主義世界第二位，僅次於美國而把曾經領先於它的英法拋在後面；在1937～1938年資本主義世界新的經濟危機到來時，美英法的工業生產都下降了，德國的工業生產仍然在上升。因此德國也一度被其他國家視同拯救新經濟危機的「救星」，而成為一些國家竟相研究學習的樣榜。
希特拉政府大量修建高速公路，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的五年間修建了長達三千公里的高速公路，工人們熱情洋溢地參與「元首的公路」的修建。希特拉將大眾品牌的汽車市場化，將價格降低到九百九十德國馬克，這個價格實現了「在沒有階級、專業、財富差異的每個德國人的承受範圍之內」。希特拉在工人階級中推行「通過快樂獲得力量」的計劃，向普通工人提供便宜的國內和國外假日旅遊、有補貼的戲劇表演、展覽會、運動會和遠足旅行。一九三八年，有一千萬德國工人參加了各種形式的活動，他們的快樂指數確實超過其他國家的工人。該計劃的負責人羅伯特·萊伊博士指出：「我們將德國工人從自卑的感覺中解放出來，促進國家共同體的情感。德國工業將成為公社思想的堡壘，它的工作場所將成為瞭望塔。」
納粹德國治下，沒有犯罪、沒有吸毒、沒有娼妓、沒有同性戀、沒有失業、沒有靡靡之音、沒有悲觀失望，人人純潔無瑕、人人理想遠大、人人幸福無比。這不是黃金時代，什麼才是黃金時代？
如果用這樣的標凖來判斷，希特拉的能力和魄力都遠勝於習近平，希特拉比習近平更有資格雄踞歷史的神壇之上——如果他沒有因為發動侵略戰爭而身敗名裂，那麼他在那些「唯發展主義」的人士心目中，依然還是一副威風凜凜、雄才大略的模樣。
對一個政治人物的評價，經濟發展絕對不是唯一的「硬道理」。判斷一個政治人物的好與壞、優與劣，比起經濟發展更加重要的，乃是人權、法治、自由、民主這些指標。美國政治家道格拉斯說過：「一個領袖要是把鏈子掛在自己同胞的腳踝上，那他到最後肯定會發現鏈子的另一頭繫在自己的脖子上。」希特拉如此，習近平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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