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二月下旬某個早晨，正整裝待發，書房窗前的緬梔樹，山斑鳩正十分起勁的發出求偶的鳴叫聲；咕-咕－嗚－咕，咕-咕－嗚－咕，一聲緊似一聲，不落言詮的宣示繁殖季節的到來。心想，在春天進行田野工作，即便春雨惱人，卻也換得了此起彼落的鳥語鳴囀，使得冬天過後留下的乾巴田野，也開始有節氣的滋潤而熱鬧起來。
對我而言，這幾年從事業餘的田調工作，是發端於我對南島民族的書齋式研究（library research）。沉浸日久，在閱讀了Margaret Mead之於南太平洋小島薩摩 亞的文明對比；馬凌諾斯基之於新幾內亞外海初步蘭群島（Trobriand Islands）庫拉（Krul）交換體系的概念書寫、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在大洋洲長期的深入實地踏勘、或Peter Bellwood對島嶼東南亞史前出土的古陶器特徵，將之連結於台灣長濱素燒紅陶與俾斯麥群島、所羅門群島拉匹塔文化（Lapita Culture）的脈絡考証，乃至中研院李壬癸院士之於南橫桃源南鄒族沙阿魯阿（Saalua，今正式成為臺灣原住民第十五族拉阿魯哇hla’alua）部落歌謠採集，在在令我著迷。而早年細讀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憂鬱的熱帶＞引我入魅，以致對田野工作更加心嚮往之。
李維史陀具有典型傳統壆院人孤傲的強烈個性。他十分排斥田野調查，早就自承是個書齋人，而不是田野工作者（I realized early on that I was a library man﹐not a fieldworker），甚且責怪田野工作是侵入性的（intrusive）破壞，不足為取。 話雖如此，年輕時，他還是不能免俗的下過田野。1935－1938年他在巴西內陸對南比夸拉人（Nambikward）、卡都衛歐（Caduveo）等原住民進行民族誌的田野採擷工作。這段巴西考察之旅，在十五年後寫成回憶錄：＜ 憂鬱的熱帶 ＞。發行之後，聲名大噪，更拉抬了當時法國落後於英美的人類學地位。這部經典巨著遂成了人類學的一座里程碑，這是李維史陀始料未及的。於此可見田野工作是文化人類學研究的重要一環， 不能因他的一家之言而偏廢。
個人的田調，全然是一個自學者（an autodidact）的自我摸索。地點之所以選在屏東的霧台、德文、高雄的茂林、那瑪夏等地，並沒有特殊的理由，只是取其交通方便，必要時可以一天車程往還而已。其實，這項工作本可提前到2009年的夏天出發。地點是擇在南橫入口的高雄桃源區原住民部落。 可是天有不測風雲，臨行前卻發生了天災地變的莫拉克颱風災，不只造成甲仙區那瑪夏平埔族小林部落滅村，同時南橫道路也告徹底阻斷。實逼處此，只得取消原訂計畫，另起爐灶。
後來我換了海拔一千公尺的霧台、茂林魯凱族部落作為我的田調工作區塊，除了路況較不是問題，地緣上接近我個人的居住地，踏勘方便，不比遠赴南橫，須得一路磕磕絆絆，顛躓而行。魯凱族以屏東霧台人口最多，其次為台東卑南，再次則為高雄茂林。依照台灣原住民的分佈，僅以魯凱、排灣集中在高屏地區，部落散佈比較均勻，甚至兩族的生活地域互有重疊；而布農及南鄒則偏處那瑪夏、桃源一帶，所以我考量體力、老爺車的車況，不得不捨遠就近，便宜行事。當然，更重要的是，我已事先找好了幾位報導人（informant），使我在進行的田野工作，有了合作的對象，在心理上比較篤定。
我的第一位報導人，是魯凱族的Taruakal．Lan Boo，他是一位受到敬重的魯凱族神父，漢名杜勇雄。這一天我驅車到屏東萬金庄山區的佳平跟他會面。佳平是排灣族部落，兩年前他初來乍到，即告訴教友，一年後他會用排灣語講道。果然他努力地做到了。他的秘書楊小姐是排灣族，傳道員潘小姐則是萬金的平埔族。他要潘小姐加強推廣排灣族母語教育。因為他深知魯凱母語瀕臨滅絕的困境。他劈頭就說，語言是思想邏輯的工具，沒有語言就沒有文化，語言是一個族群認同的魂和血脈。這席話正與語言大師喬姆斯基所言「語言是人類心靈之窗」不謀而合。
在言談中，他一語道破，台灣原住民族的結婚禮俗完全亂了套。婚禮場合要派上四種儀式。先是教會的，其次是平地的，再來是原住民的，最後則是西洋的。而且排場愈來愈鋪張，不但一開始穿著時髦的西洋婚紗禮服，然後再換穿傳統族服，不倫不類至極。除外，也學漢人包紅包，像是在「跟會」一般。甚至滿月、做壽也都禮尚往來的送紅包，全是為了「做面子」，這是過去原住民文化所沒有的。分享文化一向是南島民族的共同美德，因此原住民沒有存錢的習慣。如今紅包文化卻成了一項要不得的積習舊染，使得原住民莫不人翻馬仰，有苦難言。
就在我們對話時，村長太太送來自己產銷的幾杯研磨咖啡，濃郁可口。杜神父說，現在各地的原住民流行栽種咖啡，政府卻未積極輔導，卡在培育無方，行銷通路無著，慢慢衍生出新的經濟問題。之後，他也提到早期不少原住民青年下山入伍當職業軍人，退役後出路渺茫，這也是個被忽略的大問題。他希望我多花時間去實地探訪，就這兩個別人較少觸及的題材進行民族誌的田調，可能更具意義。這使我想起，菲力普·布儒瓦（Bourgois﹐Philippe）在東哈林區進行民族誌田野工作，完成《尋求尊重；在El Barrio販賣古柯鹼》參與觀察的調查意義。
在友人中不乏為台灣原住民族發聲的文化人類學工作者。例如：我們民報創辦人陳永興醫師，他在大學時代即創立百達山地醫療服務團，為偏遠山區提供慢性病診療，同時更致力於原住民基本權益的維護伸張；中研院鄭泰安教授從事山地原住民酒癮田調報告，探討、分析其環境及族群基因的潛藏連結。施正鋒教授始終站在第一線為原住民族仗義執言；高雄長庚陳順勝教授大量進行台灣原住民健康問題論述，並旁及他的故鄉屏東東港民間信仰暨習俗採集。民間學者洪田浚則對原住民文化努力不懈的廣泛踏勘，在在令我動容。這兩年來，我本諸田野調查的基本信念，在人類學的框架下，以當地人的觀點（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直接、不帶偏見的了解當地人如何看待自身所處的那個環境，並透過正式與非正式訪談，從當地人的觀點記錄當地人的心理活動。這只是一個起步，我將一點一滴，日積月累的完成這份可能不自量力的田野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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