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花蓮木瓜溪流域「慕谷慕魚」風景區內的銅門村太魯閣族村民，展開施放狼煙、鳴槍、封路驅趕觀光客，捍衛他們傳統生活領域的抗爭事件。最後下場是，有九位部落原住民被警方以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以及「恐嚇罪」移送法辦。顯見當地觀光業者氣急敗壞的抗議施壓奏效，地方政府哪在乎原住民天經地義享有的自然主權？既然「推展觀光」被視為是繁榮地方經濟的硬道理，那麼倒打原住民一耙，將之全都捉到官府去，也就不足為怪了。
慕谷慕魚風景秀麗，每逢假日便有上百部的九人座小巴乘載陸客上山攬勝。不但造成環境生態污染，而且人車絡繹於途，也影響族人的生活作息。至於導遊擅自權充解說員，強不知以為知曲解太魯閣族歷史文物，既無助族人的觀光收益，卻又被搞得百般受氣，終至爆發強烈的抗爭事件。而類似的衝突場景，在台灣各山地部落屢見不鮮，政府卻置若罔聞，任令問題惡化。其實說穿了，只能怪原住民是社會層面的被支配者，卻不識相的招惹漢人主流社會的不快，豈非自討苦吃。
最近看到原住民電視台「部落行腳」，重播屏東霧台阿禮部落在八八風災後重建原鄉，並找回生態價值的採訪報導，深受感動。相對於慕谷慕魚的無助和飽受欺凌，位於屏東霧台小鬼湖入口處，素有「雲端部落」美稱的西魯凱阿禮部落，在歷經2009年莫拉克風災肆虐後，所有人口幾乎全都搬遷山下永久屋，僅有大頭目後裔包泰德、古秀慧夫婦等四戶所謂的「釘子戶」，決定選擇留下重建家園。並在屏科大森林系陳美惠教授的工作小組帶領下，收拾殘局，復舊重建，進而推廣在地物產及傳統技藝，汲汲開發生態深度旅遊。在結合了海拔1200公尺雲霧繚繞的宜人氣候、珍貴的魯凱傳統文化、以及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的環境特質，遂成了今日國內原住民部落獨樹一格的探訪勝地。
被精心包裝為「部落慢活」的一天或兩天一夜的阿禮生態深度之旅，皆交由清一色的部落原住民擔任解說員陪同導覽。除外，最值得稱許的是，目前雖然全線恢復通車，但部落居民嚴格管制車輛不得直接進入部落，改在檢查哨集合接駁。這項實質的生態深度旅遊，既不受旅行業者的操控，又能避開汛期，兼顧行程安全，只在乾季接受預約，因此頗受青睞。同樣是發展觀光，阿禮部落選擇另闢蹊徑，毋須像銅門村民那樣流汗賣力的施放狼煙、鳴槍，乃至封路去驅趕絡繹於途的不速之客。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找出「走自己的路」的創新模式，值得慕谷慕魚當地部落和地方政府借鏡，畢竟生態和觀光兩者並非一定要各走極端而不能相融。
在習以為常，普遍遭受蹂躪的部落觀光，不難想見原住民鬱結成美麗與哀愁的無奈情結，隨時都有可能在氣頭上隨之引爆。雖然已有好幾千年的光景，台灣即是原住民族世居之地——多數的學術研究也偏向台灣是南島語族（Austronesian language family ）的原鄉。但四百多年來，東南沿海的唐山漢人挾著經濟性或政治性的移民相繼前來開發，使得原住民族在自己的原生土地上逐漸被邊陲化，終至淪為社經及文化的弱勢族群。尤有甚者，二戰後國民黨自中國大陸集團性的撤守台灣，造成外來政權（alien regime）的殖民統治，於是原住民的主權（indigenous sovereignty）反遭墾殖者的國家主權（state sovereignty）侵犯、吞噬，以致成了今天俗諺所謂「乞丐趕廟公」的歷史嘲諷。
面對漢人主流社會的優勢睥睨下，原住民族的文化傳統、習俗、語言，信仰，乃至山林土地的流失日甚一日，隨之以俱來的則是尊嚴及族群自我認同的弱化。結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認為不同的文化是不可共量的。因為彼此所處的地理環境不同，需要解決的問題亦不同。也就是說，在文化歷史上，進步並沒有等級之分，所有文化本質上都具有同樣敏銳的心智及先天稟賦，因此不分軒輊，也無關乎膚色。所以，從欺凌般的部落觀光，即可看出長期以來政府當局對處理原住民族事務的敷衍與不長進。我們真的無法想像，何以馬英九過去對待原住民，竟會口不擇言的暴衝出：「我把你們當人看」？這樣的言語暴力難道不比施放狼煙、鳴槍、封路更蠻橫，更令人作噁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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