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拯救臺灣的是臺灣人民自己
———讀簡錫堦《弱者的力量》
（瑞典）茉莉 /流亡瑞典女作家
此書的開頭很像一部令人震撼的災難電影。以資深漫畫家和戲劇愛好者的豐富想像力，簡錫堦先生給我們描繪出一幅台灣末日的圖景：
路透社國際新聞頭條標題：“統一公投爭議演變成政治風暴，台獨民眾佔領總統府，未上任新總統連正文流亡北京。” 然後是一連串令人目不暇接的驚悚消息：台灣軍事政變流產，民眾燒毀親中媒體大樓，街頭喋血社會失控。台灣流亡總統請求中國出兵。中國登陸進行接管，宣佈戒嚴重建秩序。解放軍全面控制台灣，台灣慘遭滅國的命運。
沒有人願意承受災難，但很少有人不逃避對災難的思索。沒有思索就不能警醒，就無從預防，更無法在宿命般的災難面前找到抵禦的力量。簡錫堦先生的新書《弱者的力量----台灣反併吞的和平想像》，就是一位深具憂患意識的台灣有識之士長期思索的產物。
在好萊塢的災難電影中，關鍵時刻總是會出現一個本領高強、特有獻身精神的英雄，沖出來拯救陷入絕境的人們。但在這本新書中，簡錫堦先生告訴我們：當大難降臨時，能夠拯救台灣的，只能是全體台灣人民自己。面對來自一個專制大國的威脅，台灣人民可以溫和而堅定地，以“非暴力群眾防衛”抵禦中共併吞，捍衛人民自決權及台灣來之不易的民主和自由。
◎對災難的預警是危言聳聽嗎？
《弱者的力量---台灣反併吞的和平想像》一書出版之前，筆者正在臺灣，有幸提前讀到簡先生的書稿。在與一些臺灣朋友的接觸中，我一有機會就提及此書的觀點，徵詢朋友們的看法。
有朋友說，簡錫堦是一位傑出的、知行合一貢獻良多的社運先行者，可稱得上是台灣社會的良心。他具有前瞻性，總是走在時代的前頭，為台灣所面臨的各種危機而殫思竭慮，他的思考和建議值得高度重視。但也有一些臺灣人比較猶豫，他們不相信中共真會動用武力併吞台灣，覺得簡錫堦的人民自我防衛措施不是那麼必要。
也難怪一些善良的台灣人持有這樣樂觀的幻覺。近年來，中共在台灣的統戰工作可以說是無孔不入。他們展開友善的笑臉大撒銀子，和台灣社會進行廣泛的接觸交流，推行各種爭取民心的惠台措施。全方位的統戰滲透各個行業部門，還把統戰的重點放在“三中一青”（台灣中南部、中小企業、中低收入戶、青年）上。
但在另一方面，世界看到中共露出了強權兇狠的牙齒。英國《每日鏡報》形容說：“專注于新國家強勢的習近平正在走上一條危險的道路。”五角大廈長期研究中國的美國專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其新書《百年馬拉松──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全球超強的秘密戰略》中預言：中國將在2049年收回台灣。
凡瞭解紅衛兵偏執、強橫、暴烈、敵對思維的人，都不會相信當今深具紅衛兵情結的中共領導人會把收回台灣的時間推遲倒2049年去。習近平的任期只有八年了，他正信心滿滿地想要大展宏圖建功立業，完成毛澤東和鄧小平未競的統一大業。在筆者看來，一個經濟崛起並具有封建大一統思維的大國，一個制度性地侵犯人權並日趨法西斯化的政權，他們連本國溫和的自由知識份子也要殘酷監禁，會長久地容忍台灣人享受目前這份自在與安寧？
簡錫堦先生清醒地看到了這一點。在《弱者的力量》一書的序言中，他說：中國的武力威脅從未緩解。中國運用武力佔領並接收台灣，是台灣必須面對的最壞的打算。
◎溫和堅定走並行的自我防衛之路
1999年簡錫堦任立法委員時，曾在立法院質詢國防部長唐飛：“一旦共軍犯台，國軍能抵擋幾天？”唐飛遲疑之後回答說：“最少可以抵擋三天。”2014年，國防部長嚴明在立法院答詢時表示，國軍最少可以守一個月。
這是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中共遲早要侵犯台灣的主權，無論台灣國軍軍備如何，都無法抵禦中共的武力侵犯。美國雖有對台安全承諾，但近年來美國政府和智庫出現了一種“棄台論”，台灣很可能被注重經濟利益的歐美國家犧牲掉。面對這種宿命，台灣社會彌漫著一種無力感，似乎只能坐以待“統”。
作為一位堅守台灣主權和本土立場、擁抱普世價值的仁人志士，簡錫堦絕不願意讓當今霸權和國際形勢主宰自己的家園，決不肯在外來獨裁強權的威脅下輕易言敗。他在新書中指出：“我們的軍力不足以保衛台灣，美國又不可能為台灣而戰，台灣還有什麼方法可以自保？發展非暴力群眾防衛的非武力國防，或許是台灣唯一的選擇。”
從當年教人製作汽油彈去對抗國民黨專制，相信為了神聖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到今天成為台灣和平基金會執行長，在一切可能的場合宣傳“和平非暴力抗爭”，簡錫堦幾十年的心路歷程，經歷了基督教義的薰陶、受到甘地、馬丁路德．金恩以及北歐和平主義等理念的影響，並走訪世界各國，進行和平學習之旅，還接受過國際和平組織的培訓。
不逃避現實，不自欺欺人，針對中共打壓、併吞台灣的嚴重威脅，德高望重、性格溫和的簡先生以堅定的態度，論述他的愛與非暴力的理念。他這樣解釋自己出版此書的目的：
“期盼在本書出刊後，能有更多的民眾理解及支持，共同催生‘非暴力群眾防衛’的建制，透過遊說朝野人士，最終能在國防部建立‘並行’的防衛體系。所謂‘並行’，是指在中國武力登陸前，以精銳軍力防衛反擊，制敵機先。戰爭爆發可鼓舞國人士氣，並引起全球關注、譴責中國侵略。一旦敵軍登陸，改采非暴力群眾防衛，以‘不合作、不服從’方式來徹底抵抗，使其統治無效且無動武正當性；爭取國際同情與支援，直到擊退侵略者，恢復自由民主的生活。”
◎瑞典把群眾性防衛納入總體國防
在新年去陽明山觀賞茶花的途中，簡錫堦先生和他的太太淑芬和我討論台灣反吞併的非暴力抗爭方式。我這個大陸流亡者能榮幸地和簡錫堦夫婦成為好友，起因于我十幾年前寫的一篇文章《從瑞典和平運動看人民爭取和平權》。把一生無私奉獻給台灣社運、工運與和平運動的簡錫堦，對我介紹的瑞典經驗推崇不已。
在這本新書中，簡先生也談到：“瑞典於1986年，國會通過把‘群眾性防衛’正式納入‘總體國防’政策，成立常設委員會，分階段擬定發展計畫。”
筆者所長期流亡並定居的瑞典，是一個享有二百多年和平的著名的中立國。這個小國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但仍然採取“群眾性防衛”這一國防政策。台灣，一個孤懸海上的小小島國，時刻面臨強權虎視眈眈，有什麼理由對簡錫堦提出的“全國性的公民防衛體系”置若罔聞？台灣民選的國會和政府為何不能透過立法，去補強這個防衛網，強化公民抵抗併吞的抗爭意識，減少戰爭的傷害呢？
不但借鑒瑞典經驗，簡錫堦先生還借鑒印度、波羅地海三國等國家的非暴力抗爭成功之道。在簡錫堦漫長的社運生涯裡，他曾多次擔任非暴力抗爭的訓練者和總指揮，創造了不少抗爭成功的範例，其中包括：設計郭倍宏闖關突破黑名單，―一○○行動聯盟反閱兵，幫助嘉隆女工為計件工人爭公道，核四公投千里苦行與非暴力志工培訓，……。他的社運非暴力抗爭和全民防衛的“不合作抵抗”的原則和理念都是一致的。
以自己豐富的學識，根據長期從事社會運動的實踐經驗，簡錫堦先生展開想像力，為台灣的未來設計出一整套“非暴力群眾防衛”的操作方法。在此書中，他論述了非暴力抗爭的可行性，指出可以用來捍衛台灣主權的各種方式，包括具體的組織形式和行動方式。如果台灣和瑞典一樣，將“非武裝國防”作為一種國策，將鬆散的社會組織起來。這種全民動員和訓練的過程，就是臺灣公民社會茁壯成長的過程。
◎“小確幸”社會可以柔弱勝剛強
有人懷疑說，台灣目前是一個沉醉於“小確幸”的社會，面對中共的威脅，台灣人充滿了無奈和無力感，他們能相信“非暴力群眾防衛”的精神力量嗎？能學會運用和平的方式保衛台灣的民主自由嗎？其實，就像玩電子遊戲的一代青年創造了歷史意義深遠的太陽花運動，追求“小小的確定的幸福”並不妨礙台灣人勇敢反抗外來欺淩。
卡夫卡在1914年4月2日寫下一則日記：“德國向俄國宣戰。————下午游泳。”只是意味著他在歐洲大浩劫來臨之日，仍然堅持享受個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點樂趣。實際上，卡夫卡一直密切關注戰爭，並為普通人的無能而深感痛苦。
而簡錫堦是不痛苦的，他深信享受“小確幸”的台灣人可以柔弱勝剛強。中國哲學家老子曾以水來論證道的柔弱品格，以及其戰勝剛強的特徵。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是溫良的人民，他們就像柔弱的水一樣，蘊含著廣闊的生命力和不屈的抗爭精神。
在習近平對台灣發出最嚴厲警告、威脅兩岸和平之時，簡錫堦給臺灣人提供了一個從理念到行動的全民防禦體系，這是台灣此時此刻所迫切需要的一本書。（《弱者的力量---台灣反併吞的和平想像》由讀書共和國旗下的我們出版社出版）
(本文原載香港爭鳴雜誌4月號)
【內文摘錄】
第二章 反併吞的唯一出路
非暴力的力量
印度遭英國殖民統治四百多年，印度人民不曾擁有軍備，甘地以非暴力抗爭方式，帶領民眾到海邊「違法」製鹽，抵制鹽稅，從生活中的剝削體認殖民統治的暴政。甘地以身作則，親自動手紡紗、織布、縫製衣服，帶動風潮；發起拒買英國布匹和進口商品，抵制英國的專賣利益；發動罷工、拒絕繳稅、占領鹽場，以對抗政府；鼓吹印度人辭掉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地方政府官職；甘地還進一步採取絕食抗議行動，迫使政府釋放政治犯，並且促成印度人民團結一致。
甘地採取「不合作、不服從」的非暴力抗爭方式，儘管英國殖民政府動用軍警鎮壓及司法迫害，卻始終徒勞無功。非暴力抗爭讓統治者沒有動武殺戮的藉口，而且動搖了其統治正當性，導致大英帝國無法再有效統治印度。一九四七年，甘地終於以非暴力抗爭打敗了當時仍為軍事強權的英國，完成印度和平獨立，立下了不朽的典範。
一九八九年，波羅的海三小國―─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也仿效甘地的非暴力抗爭來對抗蘇聯，爭取獨立。這三個國家都成立「非暴力公民防衛中心」，負責研究、訓練並擬定全面抗爭計畫，指揮民眾以非暴力方式來抵抗蘇聯統治者及其軍隊。
不靠槍砲防禦，人民以堆積石塊、廢家具、廢棄車、木材、大型卡車、推土機來構築障礙物，挖掘防戰車壕溝，阻擋坦克和軍隊入侵。民眾用身體當人牆，擋住部隊進入村莊，及保護電台和議會……使得敵軍難以發揮戰力，只發生了少數殺害事件，軍人即承受沉重的道德壓力，拒絕再執行殺戮。
民眾對蘇聯所發布的命令及法律，採取「不合作」的態度，或公開抵制，或暗地破壞、干擾、阻止，妨礙其施行，蘇聯的控制手段頓時失靈。「非暴力公民防衛中心」甚至發動大規模罷工、杯葛、公然違法、離開工作崗位等全面抵抗，癱瘓蘇聯的統治。
一九九一年，波羅的海三小國終於獲得獨立。犧牲最少的人命，國家設施幾乎沒有遭到破壞，這是非暴力爭取國家獨立的傲人成就。在抗爭過程中，不但在國際上得到普遍的同情，甚至促使蘇聯發生分裂，各加盟共和國紛紛表態，批判中央政府荒謬動武。
在拉脫維亞，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占了將近一半的人口；立陶宛也有四成人口並非立陶宛裔，但這兩國投票支持獨立的人，都超過總人口數的六成，甚至達到八成。顯見以非暴力爭取和平獨立，比較容易獲得不同族裔的信任與支持。
獨立之後，立陶宛在其國防部設置了「公民安全署」，目的是「為有組織行動的非暴力抗爭做準備」，將它納為與武裝部隊平行的單位。此外，波羅的海三國還共同簽署了《公民防衛合作協議》，建構波海三國非暴力公民防衛體系。除了技術訓練與資訊共享，當其中任何一國家遭到外敵入侵時，其他兩國有義務提供公民防衛所需的援助。
民眾對非暴力公民防衛了解得越多，信心就會越增強。瑞典、奧地利、瑞士、荷蘭、芬蘭、丹麥、挪威及南斯拉夫等國均將非暴力公民防衛納入國防政策中。一九八五年，奧地利的國防計畫將「公民抵抗」列為國防力量必要的一部分，而且應該逐步增加其比重。一九八六年，瑞典國會通過法案，把非暴力公民防衛正式納入「總體國防」政策，成立常設委員會，分階段擬定發展計畫。一九八九年，挪威也將它納入總體國防政策中。一如上述，北歐國家的軍事機構早已不排斥非暴力公民防衛，並積極投入非武裝國防的研究。這些國家因為加重非暴力公民防衛的比重，國防預算也因而逐漸減少，其中瑞典的國防預算占GDP的比率已不到一．四％。
曾有人向甘地提出質疑：「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會屈服於你的非暴力威脅嗎？」
甘地回答：「這絕對不是威脅，而是在教育人民。一個國家如果想要自立，就應該知道所有爭取自由的方法和手段，但大家通常只知道訴諸暴力。非暴力完全不涉及暴力和武器，我有責任跟民眾說明清楚它的做法和守則。我從不懷疑英國政府是一個強大的政府，我相信非暴力抗爭是達到自治的唯一方法。」「一個不靠武器力量爭取到自由的國家，就不需以武力來保護其自由」。
第六章 面對侵略者與通敵者
入侵初期的防衛
侵略者在入侵初期，通常挾其強大的軍力迅速占領，並宣布戒嚴，以嚴密控制。非暴力公民防衛行動可以參考立陶宛的抗爭方式：
為了阻止侵略者前進，發動民眾分區堆積障礙物，例如石塊、廢家具、廢棄車輛、混凝土塊、大型卡車、推土機等，再以鐵絲、鋼釘、沙袋等加以鞏固結構，讓敵人不易破壞清除。每區都有一負責人負責指揮，部分障礙物用可燃物構築，在遭受攻擊時，點火形成火牆，可以有效阻礙、拖延敵人深入占領。
拆下城市、鄉村的街道名牌、建築物號碼、路標、有地名的匾額及標誌。雖然現代科技已經可以用GPS導航，但如果失去對照標的，還是會迷路。或者，可以研發干擾、變造GPS導航的程式，藉以阻擾其兵力調動、占領速度及效果。
另外，應將有關組織與個人的資料及文件藏匿起來，要是不幸被捕，也別提供任何真實資訊。廣播和電視台遭占領時，可用手提式移動發射台進行廣播，或運用 Youtube、google、臉書、推特或其他連結平台散播及接收訊息。
初期，應該避免因挑釁升高而導致非計畫的公開衝突，以免情況失控。敵人實施高壓統治時，可以採取「踩紅線」的方式抵抗，例如發動溫和的遊行、張貼標語、「象徵性」的群眾活動（以哀悼會、婚禮、社區聯誼活動作為聚會藉口）；進行社會抵制，不參加社會事務（例如師生以請假方式進行柔性罷課、集體閉門不出、故意表現冷漠等）；藉故拒買拒賣、怠工、休市、提清存款；進行「政治拒絕」的抗爭，例如鄙視其所聲稱的合法性和權威、故意公開違法、抵制其新制度等等。然後視侵略者控制的鬆動程度來升高抵抗，也可以採取積極的非暴力干涉，像是阻擾行政、另建機構體系或平行政府、占領癱瘓交通或特殊場所。並切記所有的抗爭行動及遭迫害過程，都應製作成影像或文字記錄，向國際發出控訴。
以下幾個有趣的例子可供參考：
波羅的海非暴力獨立成功之道（The Baltic Way）包括：初期抵抗採行地下抗議活動、討論會、文化活動；印發傳單刊物；展示國旗；撕下侵略者的國旗；在牆上畫上象徵圖案或標語口號；高唱民族歌曲或禁歌；kuso、抵制敵人強制性的社會或政治活動；講母語，讓統治者聽不懂；向受難者獻花或辦紀念活動；以禱告及講道方式宣揚抗爭理念；利用環保、教育、宗教、文化活動包裝反抗行動；用人牆保衛重要政府機關及公共建築物。
拉脫維亞的「赫爾辛基──八六小組」則藉由人權訴求舉辦各種活動，讓人民逐漸卸除恐懼感。他們利用活動和演講，批判侵略者對經濟及社會的剝削、歧視、扭曲歷史、造成生活困境，號召人民行動，引起政治大震盪。當時，知識分子扮演鼓舞民眾的重要角色，由數十位教授、作家及記者率先突破禁忌，組成「人民陣線」，時常以激進的言論、行動挑戰當權者的禁令，承擔對抗的主謀角色，減輕人民參與活動的責任，以免其遭受迫害，而敢站出來團結抵抗。
二次大戰時，丹麥國王克里斯汀在德軍占領期間，每天騎馬穿越哥本哈根的街頭巷尾，向民眾打招呼，凝聚人民信心。當德國要求每一個猶太人都要佩戴黃色大衛星（猶太文化的象徵，用以標示出猶太人）時，國王宣布：「如果將大衛星引進丹麥，我和家人都將佩戴它，當作榮耀的象徵。」為民表率，展現出抗德的勇氣，大大地鼓舞了民眾。
另外，在二戰期間，德國占領法國時，法國人民在特定的日子裡戴黑色領帶，以汽車長短喇叭聲，鳴放摩斯密碼「V」的信號，或在牆上、布告欄上畫下象徵勝利的「V」標誌，以此向德國軍人示威，代表盟軍終將勝利，以及法國人團結抗爭到底的決心。
我們同樣可仿效這些做法來對抗中國的入侵，例如以國旗或青天白日滿地紅三顏色作為標示，到處塗鴉，或者當作裝飾品佩戴在身上；隨時隨地發起齊唱國歌或台灣民謠；倒掛或焚燒五星旗；選定特定的日子，像是中國侵台日、屠殺日、台灣領導人被捕或遭殺害的日子，以及六四、二二八、雙十節、十一中國國慶等紀念日，穿上黑色的衣服以示哀悼，來象徵性地抵抗，作為全面抵抗前的暖身。
十字架小山丘是立陶宛對抗蘇聯宗教壓迫的抗爭象徵，雖然蘇聯當局一再取締禁止，但數以千、萬計的十字架被拆後，立刻又被重新豎立了起來，直到蘇聯當局煩不勝煩而作罷，因而成為立陶宛反宗教壓迫成功的例子。
立陶宛電視台也好幾次播放甘地非暴力抗爭的影片，來鼓舞民眾，進而引起民眾討論，升高抗爭意識，蘇聯卻無法取締，帶給占領官員莫大的心理壓力。
罷工有時候並不容易發動，不妨採取「上班而不合作」的方式來加以抵制，比如怠工、降低效率、占據工作檯等著下班、降低產品質量、故意出錯、拒絕任務、直接抗命等等。
立陶宛人民團結反對軍事占領，反對蘇聯徵兵，民眾聯手幫助逃兵，並組織「母親反戰團體」。母親的特殊身分是侵略者最無力攻擊的對象，尤其受到殺害或失蹤青年的母親對統治者的血淚控訴：要求平反，還給公道；反對暴力統治；呼籲和平人道……給統治者帶來難以承受的道德壓力。
還有，非暴力公民防衛指揮中心應保持策略彈性，隨時發布防衛命令；並預先擬訂對抗心戰或攻擊的應對策略，指示人民如何保護自身安全，採行適當的不合作抵抗行動。
公務員和警察的「不合作」，會對統治者造成莫大的干擾，但也容易遭到懲罰，所以得「適當地」不合作，採取有創意而讓統治者難以重懲的「失誤理由」，像是假裝忙碌而忘記處理某限時文件；把要送到台南的公文錯送到宜蘭；假裝突然生病，來不及交辦職務代理事項，延誤重要行政事務；遺失鑰匙；公文信封袋裝錯公文；假裝聽錯上級命令內容；故意將聯絡事項講得很複雜，或者遺漏部分重點，使對方無法完全了解，因而出錯，降低效率；假裝配合工作，但偽裝健忘、愚笨、緊張出錯，而扭曲、妨礙、阻擋敵人命令。這些都應事先在非暴力《防衛指南》中提示，平時就邀請公務員、警察專案討論，想出許多具創意的抗爭方法，作為訓練教材。
各行各業都有其專業領域，也可發想出對抗侵略者的獨特方法，將它們納入各領域的《防衛指南》。因為侵略者在面對全民大規模「不合作」時，受限於地緣、人際、制度等等因素，不可能從中國調派所有專業人員來替代。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的火車技工發起抵制，不讓法國強行運走煤炭，他們採取怠工和罷工方式，重挫法國的掠奪計畫，法國技工被派來接替，結果事故連連，無功而返。
非暴力抗爭有無窮的創意可能，立基於愛和意志力，加上用智慧發想出具創意的不合作戰略及戰術，相較於武力行使，強調仇恨暴力，戰略和戰術的單調，高下立見。
第七章 全面性徹底抵抗
全面性徹底抵抗
「全面性徹底抵抗」是經由全體社會成員拒絕政治、經濟和社會的一切合作，對侵略者進行全面抵制。
非暴力公民防衛指揮中心在制定防衛計畫時，必須擬定全面性徹底抵抗，作為和侵略者決戰的準備。而制定防衛總方針，才能掌握大規模反抗的總策略，依總策略設計全面性徹底抵抗行動，當決戰時機來臨時，才能一舉擊退侵略者。
全面性徹底抵抗要有長期對抗的準備，所以應保持原有民主政權的合法性，維持合法政府的運作，若合法政府的總統、行政院長和立法院長均遭到逮捕，政府組織被迫解散，也應該由各政黨共同推舉，組成新政府，繼續運作，迅速恢復維持生存的系統，包括食物、醫療、治安系統的持續運作。小國國防需要新思維、新方法，防衛策略必須整合軍事、政治、經濟、社會與心理等各方面的戰力。
如果侵略者進行大規模逮捕，導致原有行政機關無法運作，也無法另組新政府時，就必須發展出一套無中央管理的社會自律型運作模式，藉由社區互助提供糧食和物資，自組警察、巡邏隊、司法，來維護治安、調解處理犯罪或爭議，以維持社會秩序。
同時，要掩護政治活躍人員、社運領導人、積極抗爭人士及青年；維護訊息傳遞管道暢通；檢舉背叛、賣國者，詳細記錄他們與侵略者的罪行；以藐視和拒絕來杯葛傀儡政權及其支持者。
在進行全面抵抗之前，最好先發起對侵略者壓力較小但能大規模動員的行動，用以鼓舞民眾，及預演大規模行動。一九八九年，波羅的海三國由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的環保運動者串聯，假借波羅的海汙染議題，發起三國人民聯合行動─―多達一百六十五萬人民參與，手牽手形成人鏈，連接三國首都，從維爾尼斯、里加到杜林，全程共六百多公里，即為著名的「波羅的海之路」；之後，再將訴求轉換成三國團結「爭取獨立」，達到最佳國際宣傳效果，也大大提升了三國的民心士氣，為總決戰做好準備。
當面對敵人時，團結一致會讓人產生自重、自尊和自信，因而減少恐懼和屈服的心理。參與抵抗的個人常會不自覺地觀察別人的態度，如果沒人可作榜樣，不免會覺得孤單無力、不知所措。讓抗爭者清楚自己所處的地位和任務，了解其所負擔的責任，並且能收到正確的指示，他才能建立信心、發揮潛能。這時，尤其必須增強民眾的信心，堅持非暴力紀律，以度過困難的時刻，為全面抵抗做好準備，社會內部的力量和堅韌性也將因此增強。
大規模抵抗之前，要先廣泛蒐集及分析資訊，以便能在最短時間內集結最大能量。最重要的是事先的訓練和傳播，並將「抵抗要點」印製成《防衛指南》，發到各個動員據點──例如罷工、罷市、罷免、罷課、抵制禁令、怠工、癱瘓交通、癱瘓金融、占領等行動要領、可能遭遇到的阻力，及個人如何因應等等，都應加以詳細說明，並且確認防衛民眾都已了解。要是狀況緊急，來不及充分準備及訓練，可藉由媒體與網路等傳播工具，迅速傳授及指揮民眾進行非暴力抗爭。
政治杯葛的全面性徹底抵抗，是對敵人的命令、政令及法律，發起公開的全面抵制―妨礙其施行，或暗地破壞、干擾、阻止；策動公務員罷工、杯葛、公然違法、離開工作崗位等等。
至於對中國（侵略者）的經濟抵制，可以採取消費者杯葛行動，拒買中國貨，拒看中資或傾中的報紙和電視節目；商人罷市、工人罷工、提清存款、罷稅、罷課、拒繳規費或欠費、拒絕使用特區貨幣或人民幣、公布貿易公司黑名單，並串聯國際禁售、禁購、禁運。
為抗議種族歧視政策，美國阿拉巴馬州的黑人拒搭巴士，抗爭長達三百八十一天；甘地發起拒買英國貨，鼓勵印度人自行織布，並違法製鹽，以抵制鹽稅；另外，南非黑人拒買白人經營的百貨公司的商品等等，都是很好的消費者杯葛例子。至於生產者的杯葛，則是指生產者拒絕出售其產品，例如荷蘭農民在納粹占領期間，拒絕運送牛乳和農產品，用盡技巧藏匿，留作自用，或者乾脆銷毀。
總罷工目的在阻斷占領者的經濟利益，但民眾也必須忍受生活的困苦。若要發起總罷工，必須有充分準備，還要有提供緊急服務的應變能力。因為台灣社會缺乏罷工經驗，所以必須經由教育訓練來提升觀念。長期罷工、拒買，對民眾也會造成生活不便、資源缺乏等等困難，必須全面準備，才能存活下去，包括儲備食物、飲水、燃料、藥品、醫療器材等等，這也是長期罷工、徹底不合作最困難的地方。
長期罷工和拒買，對反抗者自身的傷害遠比侵略者嚴重，就像刀劍的雙刃，傷害對手，也傷害自身，因此不宜發動太過於長期的罷工或拒買。
另外，也不宜採取絕食抗議。絕食抗議是一種更為慘烈的激進抗爭，面對尚未展露人性的侵略者，反會造成抗爭者無謂的犧牲。一如甘地所言：「我絕食是為了感化愛我的人，但絕不可為了反抗暴君而絕食。」雖然甘地與阿美達巴德紡織廠的老闆有深厚的交情，但為了改善工人待遇偏低、工作量過大的現象，他仍然起而反抗。甘地認為工人抗爭合情合理，於是勸工人罷工，但老闆不願妥協，罷工時日拖久後，工人也失去了信心。眼見抗爭面臨崩潰危機，甘地於是宣布：如果大家不願繼續罷工，他就不再進食。這是甘地第一次絕食，帶給老闆極大的壓力。三天後，勞資雙方都同意進行調解，為期二十一天的罷工宣告結束，問題獲得圓滿解決。可見唯有在感化具人性的權力者或愛你的人，絕食才會產生改變的力量，這也是為什麼甘地告誡：絕不可為了反抗暴君而絕食。
還有一點要注意的是，抗爭行動不可留下長期的損害，要盡力避免或減少暴力創傷、入獄和流亡的痛苦；要讓罷工工人能重回工作崗位，抵制購買的人也可以回到商店購物；適時取消集會或遊行。非暴力抗爭結束後，要能迅速恢復經濟及社會運作，讓民眾過正常生活。將破壞和災禍減到最小，戰爭結束後才能迅速締造和平。
（劉明堂編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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