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學運期間，我在臉書上讀到一首寫給鄭南榕的詩歌，其中有幾句是這樣寫的：
[nop]我們不會忘記你椎心瀝血寫在生命記事本上的每一句話，
「我們是小國小民，但我們是好國好民。」
「臺灣不是一條船，她是一塊固定在地球上的陸地。」
「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我叫鄭南榕，我主張臺灣獨立！」[/nop]
那樣的你，是如此從容而自信，臺灣人的自信。
[nop]25年了，
敵人還未倒下，
但臺灣的年輕人，
會站在你巨大而勇敢的肩膀上，
繼續為我們的祖國臺灣奮鬥，
用燃燒你身軀的那把火，
繼續點燃一代代屬於臺灣的民主之火。[/nop]
敬你，南榕前輩。
2014年4月25日，我抵達台灣的第一天，正好遇到哲學星期五與輔仁大學合辦的系列講座的第一場，由葉菊蘭女士主講，而下個月的主講者就是我。我想，這是一個觀看追求自由的歷史如何代代傳承的好機會，便風塵僕僕地趕去輔仁大學。
誰是鄭南榕？
[nop]一身黑衣的葉菊蘭，含着微笑坐在講臺前，如她的名字，人淡如菊，其秀如蘭。
經歷了那麼多的生離死別、火燄與燭光，她已望斷天涯路。
在這間能容納一百多人的教室裡，座無虛席，全是青春得讓我心生羨慕的年輕學子。除了輔仁大學的學生，還有來自台大、政大、中正大學、臺醫大、交通大學等學校的學子。
他們為什麼要來聽這場名為《剩下的事還有很多：鄭南榕留給我們的遺產》的講座呢？
學生們如是説：[/nop]
[nop]——今晚我們可以自由地講話、辦講座，是鄭南榕努力的結果。所以，我要瞭解他是誰。
——鄭南榕才是我心目中的國父。
——我爸爸是國民黨人，他反對我參加太陽花學運。我告訴爸爸説，蠢的不是我，而是你們，你們被國民黨騙了這麽多年卻不覺悟。
——我是1988年出生的，以前完全不知道鄭南榕，感謝太陽花學運，讓我瞭解台灣的歷史。我也支持台灣獨立！[/nop]
今天臺灣的言論自由，是鄭南榕等先行者用生命換來的。臺灣的民主，並非如彼岸的中國人想像的那樣，是蔣經國在總統府裏大發慈悲、賞賜給臺灣人民的。從來沒有不流血而來的自由，如鄭南榕所説，你不可能永遠當觀眾。
鄭南榕出生於1947年，就是“二二八”屠殺的那一年。他少年聰慧，在建國中學就讀期間，常常去附近的書局找書讀，特別喜歡讀水牛出版社的書。他曾在成功大學工程系念了一年，因不願做工程師，想當真正的思想家，遂轉入輔仁大學哲學系和臺灣大學哲學系，卻又因堅持不選修《國父思想》課程而未能畢業。
葉菊蘭的故事就從輔仁說起，他們的戀愛是在這個校園裡發生的。葉菊蘭説，再來到輔仁，感到既溫馨又傷痛。那時，他們剛談了三個月的戀愛，鄭南榕便告訴葉菊蘭的其他追求者説，我“主張”這個小姐是我的未婚妻——可見，他是一個多麽有“主張”的人！鄭南榕日后斬釘截鐵地宣佈“我是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不是一時興起。在那個時代，這個主張本身就觸犯了國民黨的法律。
葉菊蘭説，作為戀人的鄭南榕英俊瀟灑，熱情浪漫。那時候，每個學生都有一個置物櫃，鄭南榕每天寫一張卡片，跟一朵花一起放進去。後來，鄭南榕是一個激發出妻子的自信和自尊的好丈夫，“他讓我知道自己也可以成為不錯的人，他告訴我，女性可以做到多麽優秀！”鄭南榕也是一個愛死了女兒的父親，女兒出生時放在保育箱裡，“他透過玻璃整天盯着看，我對他説，又不是從你的肚子裡面生出來的！”
可是，42歲那一年，鄭南榕還是選擇了離開，他不願讓下一代生活在恐懼和暴政之下，他要以自己的死喚醒沉睡的台灣人，正如學者張錫模所説：“自由的靈魂，不能與邪惡共存，這是鄭南榕在可以不死亡的情境下卻選擇主動走向死亡的根本意義。在人類歷史上，這種在最根本的精神面上對邪惡的拒絕，是最高層次的反抗。”
演講會完畢，我邀請葉菊蘭女士照一張合影。她還不忘細心地幫我整理了一下衣領。這個小小的細節讓我深受感動。葉菊蘭眼中的鄭南榕，始終是一位優雅的反抗者。當年，國民黨污衊街頭運動的參與者是暴民，作為“行動的思想家”的鄭南榕，走上街頭的時候，每一次都西裝革履、風度翩翩。於是，葉菊蘭在其影響下，也穿着套裙和高跟鞋上街抗議。
在這自焚的現場，有火灼痛我
第二天上午，我如約去自由巷鄭南榕紀念館參觀。自由巷，跟臺北任何一條古舊狹窄的小巷一樣，若不是特別注意到巷口掛著「自由巷」的小牌子，一不留意就走過去了。自由巷，即民權東路3段106巷3弄，全長365米、寬約6米。小巷以「自由」為名，因為巷內的11號3樓是鄭南榕爲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而自焚之地。
鄭南榕紀念館位於《自由時代》雜誌社的舊址。按門鈴上3樓，首先映入眼廉的是鄭南榕的半身青銅塑像和巨幅畫像、照片。館內保留的辦公室自焚現場一角，焦黑的牆面、地板、陽台的鐵網及現場遺留的物品，讓人回到鄭南榕自焚那一驚心動魄的時刻。一副雖已明顯炭化卻維持外形完整的匾額，橫擺在鄭南榕生前常常通宵趕稿時使用的躺椅的骨架上。匾額上原來寫著：「爭取言論自由，維護人權尊嚴。」這兩行字焚燒之後早已模糊不清，但它是鄭南榕精神的最佳概括，也是指引台灣未來走向的路標。一台停留在上午9點15分的打卡鐘，彷彿提醒著每個參觀者，鄭南榕的生命是在那一刻終止的。
在這裡，不由得你不低頭靜默。葉菊蘭説：「每當我走進小小的鄭南榕紀念館，縱使我百般不願，還是必須面對鄭南榕。每走進去一次，我就必須面對1989年4月7日那一刻、那種痛、那種決絕、那種殘酷；面對我跟竹梅人生就此走向一條截然不同的路的那一天。」我在這個開着冷氣的房間裡，仍然感知到烈燄向肌膚襲來時的灼熱。
館內珍藏了鄭南榕各個時期的筆記和手稿。資深導覽員陳世昌告訴我，鄭南榕在日記中記載了與殷海光的會面，殷海光勸其離開台灣。殷海光敏銳地發現，以鄭南榕的性格，無法與專制政權“和平共處”。
但是，鄭南榕決心“以活在全世界的心情活在台灣”。1988年12月10日，鄭南榕任主編的《自由時代》刊登許世楷教授起草的《臺灣共和國新憲法草案》，鄭南榕被控以「叛亂」罪嫌。他拒絕出庭應訊，宣稱：「國民黨只能抓到我的屍體，不能抓到我的人。」他展開了長達71天的「自囚」。
1989年4月7日清晨，軍警重兵壓陣，強行闖入拘提，鄭南榕引火自焚，以一具挺直振臂的焦黑姿態，展現了“焚而不毀”的尊嚴與氣魄。
在展廳裏展出的鄭南榕各個時期的照片中，我最喜歡的是的「鄭南榕這個人，上了手銬，依然微笑！」的那一張。他驕傲地宣稱：“審判我就是審判新聞自由！”他的笑容那麽燦爛，讓我想起英國首相邱吉爾的名言：「我欣賞戰鬥中，依然微笑的人。」
鄭南榕基金會的董事長、詩人李敏勇專程趕來與我會面。受鄭南榕的吸引，李敏勇多年義務擔任此職。他如此闡釋鄭南榕的意義：鄭南榕是一位徹底的自由主義者，他堅信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想像自己的國家。李登輝曾提出台灣是“命運共同體”的概念，近代以來不同時期來台灣的人，包括1949年因國民黨在內戰中失敗而來台灣的人，形成了被動的、共同的命運；而鄭南榕倡導的“自由人共同體”，則是一種更加積極、主動的共同體，從自由始，以自由終。
人的自焚與島的涅磐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在詩歌《焚書》中說：「不要焚燒我的書。焚燒我！」鄭南榕追求抽象的自由的價值，讓那些爲柴米油鹽疲於奔命的人無法理解。其實，人本來就是自由的，是惟一的和珍貴的。西人有云，不自由，毋寧死；華人有云，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可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鄭南榕的自焚，乃是要為焚書的暴行和暴君控制民眾靈魂的狂想劃上休止符。
1969年1月16日，20歲的捷克查理大學哲學系學生揚-帕拉赫，為抗議蘇聯入侵捷克，在瓦茨拉夫廣場自焚。捷克人相信這句諺語，「如果你很弱小，就要明白命運的秘訣不在於力量而在堅忍」。他們數十年如一日地追求自由，經由「天鵝絨革命」終於成功。捷克政府將1月16日列為國家紀念日。
2011年1月17日，26歲的突尼斯青年艾代爾，在街頭售賣水果和蔬菜，遭到執法人員毆打，遂以自焚抗議。全國各地發生騷亂，獨裁者本·阿里逃離突尼斯。「阿拉伯之春」席捲埃及、也門、利比亞、敘利亞等國，貌似固若金湯的獨裁政權如多米諾骨牌般轟然倒下。
2012年以來，一百多名藏人自焚身亡。中共政權將自焚者斥之為「恐怖分子」。但稍具常識者都知道：若非中共以暴政統治西藏，剝奪藏人的信仰自由，這些信奉佛教、熱愛和平的僧人、婦女和學生，又怎麼會燃燒自己的身體？藏族詩人丹真宗智在參觀了鄭南榕紀念館之後，不禁聯想到藏人不斷自焚的消息：“這樣的紀念館多麽重要，對亞洲、對西藏發出了自由的強烈訊息。”
對於42歲的鄭南榕來說，人的自焚，換來島的涅盤。與我同時在紀念館裡參觀的，有兩個來自輔仁大學的小女生，她們對陳世昌説，伯伯，我們想知道更多鄭南榕的事情。
台灣不能沒有鄭南榕，也不能忘卻鄭南榕。導致鄭南榕點火自焚的前線指揮官侯友宜，在陳水扁時代當上警政署長；國民黨上臺之後，又成了新北市副市長。在任何時代都活得風生水起的侯友宜，與“挺身而出，做自己的主人”的鄭南榕，你願意做哪一個呢？
威權時代雖已過去，但威權締造的臣民人格仍未被打破。所以，才會有成功大學校方拒絕接受師生票選命名“南榕廣場”的結果，才會有獲得英國歷史學博士學位的成大教授王文霞將鄭南榕比喻為伊斯蘭恐怖分子。
沒有鄭南榕那樣的人物的國族是可悲的。在中國，人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如豬仔般活著。有鄭南榕那樣的人物的國族是幸運的。在臺灣，人們被鄭南榕自焚的火光喚醒，睜開眼睛，打開心門，邁開腳步，張開雙臂，迎接自由。
台灣人繼續走在鄭南榕的道路上，在太陽花學運的日子裡，鄭竹梅，鄭南榕惟一的女兒，每天下班之後都默默地來到那座“難容南榕”的廣場上，向過往民眾派送反核的聯署信。匆匆來去的人們，多半不知道她是鄭南榕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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