斧頭砍不下書上的文字。
俄羅斯諺語
要理解二十世紀中國人經歷的苦難，王鼎鈞四卷本的回憶錄是必讀之書。王鼎鈞說：「我不是在寫歷史，歷史如雲，我只是抬頭看過；歷史如雷，我只是掩耳聽過；歷史如霞，我一直思量『落霞孤鶩齊飛』何以成千古名句。」聖經中說，看風的必不撒種，望雲的必不收割，這是作為邊緣人和小人物的好處。邊緣人和小人物拿起筆寫歷史，會寫得比身處歷史中心的人更精準和敏銳，這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道理。王鼎鈞說：“對日抗戰時期，我曾經在日本軍隊的佔領區生活，也在抗戰的大後方生活。內戰時期，我參加國軍，看見國民黨的巔峰狀態，也看見共產黨的全面勝利，我做過俘虜，經過解放區。抗戰時期，我受國民黨的戰時教育，受專制思想的洗禮，後來到臺灣，在時代潮流沖刷之下，我又在民主自由的思想裏解構，經過大寒大熱、大破大立……我的經歷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現在，就是叫我做個見證。”誰有像他那麽九曲迴腸的履歷，誰有像他那麽一字千金的文筆？
王鼎鈞不是科班出身的歷史學者，但他是歷史的親歷者。對於四卷本回憶錄中的《關山奪路：國共內戰》這一本，他自信滿滿：“四冊之中，我相信這一冊最精彩，我也相信來日研究國共內戰的人都不會忽略我寫的這一本，我在書中提出的觀點，遲早為他們採用。”他不是國民黨，也不是共產黨，只是“苟活於亂世”的流亡者。在近半個世紀之後，他以自由知識分子之立場記錄與審視那段可稱之為災難和悲劇的歷史（共產黨叫“勝利”，國民黨叫“轉進”），從中咀嚼出來的經驗，仍可燭照未來——因為海峽兩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一方全無共和，一方民主尚且脆弱，兩邊的人們都需要這本書中的智慧。
以百姓為仇讎的軍隊必敗無疑
王鼎鈞的四部曲堪比蘇俄作家阿·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歷程》系列，是時下崇尚輕快淺薄的作者和讀者望而生畏的“大河文學”。阿•托爾斯泰說過：“在清水裏泡三次，在血水裏浴三次，在堿水裏煮三次。我們就會純淨得不能再純淨了。”王鼎鈞也說過，當他寫作《關山奪路》時：“我好像置身內戰之中，重新經歷大勢和細節，但是此時無利害，無恩怨，無是非，無禍福，也就沒有苦樂。只有這樣，我才能夠寫下去，而且跳出俗套。我已撤除一切障蔽，也不樹立新的障蔽，不受前人欺，也不欺後人。”
在抗戰和內戰中，王鼎鈞是一個平凡若塵埃的士兵。幸運的是，他沒有開過一槍、沒有殺過一人。與沈從文一樣，軍旅生涯開啓了他的文學生涯。當初，他以流亡學生身份入伍當兵，而一旦成為士兵，立即就與老百姓身份迥異。他寫到一個一般人不會注意的細節：當他們坐上卡車離開學校時，公路上有個老樵夫被奔馳的卡車嚇得跌倒在地，車上大家都哈哈大笑。“這一笑，笑出了軍心和民心之間的鴻溝。我們還是一個‘准兵’，這老樵夫的痛癢已無關我們的痛癢，成為我們的開心果。……以後國府調兵遣將，軍人和民眾始終各有各的喜怒哀樂，彼此很難產生同感。”在這一笑當中，已預示了國民黨政權在大陸潰敗的結局。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數百萬言的《資治通鑒》說的就是這一句話。然而，國民黨軍隊的訓練和教育偏偏與之背道而馳。訓練時，老班長必定大罵新兵為“老百姓”，這一條是每個新兵的原罪。王鼎鈞感嘆說：“兵士來自民間，帶著民間的習性和身段，也許和軍事訓練的目標相背，但是你不該因此侮辱老百姓，不該藉此醜化老百姓，以致教育出幾百萬卑視百姓、欺淩百姓的官兵來。”這樣的官兵，又豈能得到百姓的愛戴與支持？
在新兵訓練的營區，王鼎鈞發現，“一種看不見、摸不著、深入骨髓的恐怖氣氛”四處瀰漫。當局的目標是“把新兵打造成沒有個性、沒有正義感的動物，對暴力屈服，承認一切現狀合理”。打罵、體罰是每天都必須經歷的功課。國軍的此種劣習，即便在民主化之後的台灣也未能根除，難怪會有洪仲丘事件發生。當年，王鼎鈞對統治者的治軍理念即有透徹的認識：“建立軍隊的特殊性，要從人人挨打的時候甘之如飴開始。他要摧毀我們每個人的個性，掃盪我們每個人的自尊，要我們再也沒有判斷力，再也沒有自主性，放棄人生一切理想，得過且過，自暴自棄。”與窮凶極惡的國軍相比，當時的共軍還在上演“軍民魚水情”的劇目。而一旦奪取政權，共軍的暴虐立即變本加厲地展示出來。六四天安門屠殺之後，北大有連續四屆新生被強制送到陸軍學校接受“軍政訓練”，我也有過與王鼎鈞當年的新兵訓練相似的痛苦經歷。熱愛自由的人最不能適應的，就是生活在軍隊的等級秩序和集體主義之下。
國民黨的雙重失敗：軍事失敗和政治失敗
王鼎鈞所在的憲兵團，從陝西到南京、上海，再奉命到瀋陽執行任務。王鼎鈞因而對東北的敗局有親身體會。軍事家和政治家大都承認，國共內戰的三大戰役，雖然淮海（徐蚌）會戰規模最大，但遼瀋會戰已然決定了全域之勝負。換言之，得東北，即得天下。從滿清到日本，都是先經營遼闊富饒的東北，再揮師南下，取中原如探囊中之物。共產黨亦是如此。
那麽，國民黨是如何失去東北的？王鼎鈞說，歷史只有“曾經”，沒有“如果”，他對諸多“事後諸葛亮”的“後見之明”不以為然。比如，美國的魏德邁將軍評論說，如果蔣介石不急於孤軍深入東北，而是集中兵力和資源，好好整頓華北和華中，或許有勝算。但王鼎鈞認為，國民政府官吏怠惰，軍事系統又全為共諜滲透，即便集中兵力在華北和華中，也不會成功。又比如，梁肅戎和齊邦媛等東北人都在回憶錄中說，如果中央派張學良去接收東北就好了。但王鼎鈞認為，“先人遺澤和同袍道義很難遏阻中共發展”，經過十年幽居、早已“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張少帥，即便得到蔣介石完全的信任，出馬主持東北大局，不過就是另一個傅作義罷了。再比如，白先勇在為父親白崇禧所寫的傳記中說，白崇禧一路勢如破竹卻被蔣下令停戰，若是一直揮師北上，共軍早無容身之地。但王鼎鈞引用時任東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余紀忠的說法，杜聿明在停戰令下達之後仍然抗命拿下長春，戰役上獲勝卻無助於挽救戰略上的失敗——後來，長春被圍，慘狀甚於南京大屠殺。所以，如果國軍深入北滿，佔領哈爾濱和齊齊哈爾，後來未必能守得住，“會不會再增加兩個長春？”
國民黨在東北失敗，是軍事的失敗，更是政治的失敗。王鼎鈞引用哈金寫韓戰的小說《戰廢品》之書名，用一句話概括國共內戰的實質：“中國對日抗戰製造大量廢品，但中共養精蓄銳，國共內戰可以說是廢品對新品的戰爭。”抗戰八年，國民政府沒有崩盤已是奇跡，但毫不體卹民情，種下毀滅的種子。王鼎鈞在流亡途中，親眼目睹國民黨幹部在押送壯丁時，把他們用繩子捆起來，連成一串，路上缺食少穿，“生了病也沒有醫藥，一旦輕病拖成重病，只有就地活埋。”王鼎鈞在秦皇島擔任轉運物資到東北戰場的聯勤軍官，看到了從長官到經辦人員層層剝皮的貪汙手段。國民黨認為，自己做的一切，完全是為了國家和民族。佔據這個道德制高點後，便一味要求人民絕對服從，要求大家無條件為國家犧牲，自己則難以約束官吏的腐敗和瀆職，遂將人民的生命任意揮霍。久而久之，每一個相信國家許諾的人都受了傷。但國民政府仍然陶醉於戰後躋身“世界四強”的光環之中，全然不知滅頂之災就在眼前。
王鼎鈞在書中臧否了從蔣介石以下的國民黨高官顯貴，大抵算是公論。但他在論及孫立人時並不公允。當時，有憲兵派駐東北行轅站崗，向孫行禮，孫從不回禮。孫出入行轅之時，常常面帶怒容。王鼎鈞認為，孫立人過於驕傲，“得民而不能得君，將兵而不知將將”，“他是英雄，看歷史另有見地，終於捲入‘兵變’冤案，幽居終身。”他更評論說：“《荀子》一書暢論君道與臣道，現在檔案資料逐漸公開，孫將軍臣道有失，蔣先生君道有虧，都付出慘痛代價。”對於此種各打三十大板的看法，我不認同。首先，既是冤案，孫將軍何錯之有？孫的錯誤大概在於他太優秀了，讓蔣及黃埔系草包們黯然失色。且不說孫本身並無取代蔣的想法，退一萬步說，孫真的取代蔣，台灣的民主或許會提前二、三十年來臨。其次，既號稱民國，就得按照民主憲政的價值衡量是非，不能祭出《荀子》所說的君道和臣道來。這種思維方式表明，王鼎鈞名義上是基督徒，骨子裡還是受儒家倫理支配。但是，即便蔣介石把自己視為沒有加冕的現代皇帝，接受美國民主教育的孫立人也不肯將其當作皇帝來愚忠。
操縱學潮者，會料到自己變成學潮之敵嗎？
國共內戰有兩個戰線：一是槍桿子之戰，即荷槍實彈的軍事對決；二是筆桿子之戰，是沒有硝煙的宣傳和輿論之戰——後者成敗的關鍵在於，如何奪取知識分子和學生的心。在這方面，共產黨完勝，國民黨慘敗。
四十年代中後期的王鼎鈞兼有兩種身份，一種是憲兵，一種是流亡學生。前一種身份讓他有機會深入觀察國民黨在軍事上的失敗，後一種身份讓他有機會分析國民黨何以無法獲得知識分子和學生的支持。一九四七年，全國學潮澎湃，王鼎鈞的高中學長、浙大學生自治會長於子三被捕慘死，王鼎鈞的評論入木三分：“國民黨埋沒他的才華，左派滿足他的自尊心，他因此投入學潮。于子三是龍，左派是水，學潮是驚濤駭浪，龍的舞臺。……中共學運行雲施雨，捧他出來呼風喚雨，人生如戲，演員入戲，張翼德真以為自己喝斷了當陽橋。”如同被中共驅使到前線到炮灰的農民，以及在長春圍城中被毛澤東無情犧牲的市民，那些“愛國學生”也都是共產黨用完就丟掉的棋子。那時的學潮並不單純，事實真相是：“中共對學潮發出那麼多文告指示，後來輯成那麼厚一本書，當年‘各界’有誰讀過一行一字。中共對學潮用心之專，用力之勤，當年‘各界’有誰知道。”
歷史的輪迴宛如飛盤一樣，無情而充滿嘲諷：昔日操縱學潮遊刃有餘的中共，可曾料到一九八九年自發的、追求民主自由的學運，卻將共產黨作為反對的目標？雖然鄧小平等老人幫用血腥屠殺的方式鎮壓了學運，但他們並沒有贏，他們同時也將自己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如今，香港的學生和市民為爭取真普選而發起佔領中環運動，中共汙衊說那是“西方帝國主義破壞中國崛起的陰謀”——他們以為，所有學潮的背後都有一雙看不見的黑手在操縱，就像他們當年操縱學潮反對國民黨一樣。
一九四九年，國共兩黨被海峽分離，他們同時將自身視為人民的代表，持續“殺人如草不聞聲”的統治手法。被學潮弄得杯弓蛇影的國民黨，拒絕山東流亡師生入台的請求，將八千人安置在澎湖，進而強迫學生從軍，引發學生抗議。王鼎鈞記載了一九五零年“煙臺聯合中學冤案”，特務和軍隊聯手構陷，手段毒辣，張敏之等教育界精英及無辜學生數百人被冤殺，此案直到一九九七年才平反。平反的阻力居然是國民黨大佬想“為國家存些顏面”，王鼎鈞憤怒地反問說：“為國家存顏面，那國家的心肝就可以棄之不顧嗎？”在漫長的白色恐怖時期，王鼎鈞與大部分臺灣人一道如驚弓之鳥般活著，常常被員警破門而入的噩夢驚醒。而在彼岸，另一政黨的作為更是“磬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
經過九死一生的考驗，王鼎鈞逃離共產中國，這並不意味著他熱愛國民黨。當上海的一位教授感嘆“兩黨都很壞，何必再跑”時，他回答說：“國民黨共產黨都壞，但是國民黨有多壞、我知道，我估量還可以對付，共產黨到底有多壞、我不知道，恐怕對付不了。”三十多年之後，王鼎鈞在紐約遇到在劫後餘生的大陸同胞，對方問他何以能在當初左派思潮席捲中國時作出逃亡的決策，他便以這句話作答。滄海桑田，風雲際會，再也無需多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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