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受難者簡介）向紅為（1901-1953年），臺灣桃園觀音人。1953年因「張旺等案」和同村的黃二郎、唐春爐、李新泉等人被判死刑,理由是參加匪幹葉深領導之應變會,並多次留宿葉深、林希鵬等人,於1953年5月16日遭槍決。他過世後,家庭生計陷入困境,妻子向姜篆妹靠著祭祀公業的一甲多土地,養育六個兒女長大成人,備極艱辛。
因恐懼燒光照片 父親過世無遺照
我們向家很早就到桃園大潭村來開墾，開臺祖是二世的向振國 ，大約在清朝康熙年間就到觀音來開墾了。根據族裡的人說，我們開臺祖還把女兒嫁給黃姓的長工，又送他一些地，黃家後來生了九個兒子，傳宗接代下來，他們的子孫比我們向家多得多。
我爸爸是1901年出生，媽媽小他九歲，1910年出生，她的名字滿特別的，叫做「篆妹」，那個字客家話很不好念，可能她的爸爸是個有學問的人吧！本來我們家是客家人，這裡又是客家庄，照說應該全家都講客家話才對；可是因為我媽媽說河洛話，所以我們家裡都講河洛話。但是我們小孩也都會講河洛話和客家話。
我記得我父親是個和善的人，他對子女的教育非常注重。日本時代，我們鄉下女孩子很少有讀書的機會，可是我的兩個姊姊都能上學，我這長子當然更不例外。我爸爸大概是讀過私塾吧，認識字，也喜歡談公眾的事，並且加入國民黨。他常常會去對鄉裡的政治人物，談有關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的道理，這些人包括鄉長、村長等，聽說連縣長他都敢對他說道理。他也好像懂得一些草藥的藥理，會教人使用藥草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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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紅為於1953年5月16日被槍決前照片。（向整坤 提供）[/nop]
我還記得爸爸有很多書，家裡有個大書櫃，有一些什麼書我就記不起來了。後來因為爸爸發生事情，大人就把這些書通通燒掉。當時可能因為擔心再有不可預測的災禍降臨，連我爸爸的遺照好像都燒掉了，所以我們家一直都沒有爸爸的照片。
父親在田裡被抓 從此未再回來
大概是1952年的冬天，爸爸被抓走。那時候，一家人都在田裡工作，為了保護下一期的秧苗，我們把稻草捆紮起來圍在田邊擋風。忙著忙著，突然出現三個警察來找爸爸，他們對爸爸說：「請你跟我們到派出所一趟。」爸爸沒說什麼，就跟我們交代說：「我去去，就會回來！」誰知道從此沒有再回來。
一整個晚上都沒回來，我媽媽擔心死了，可是到處託人問也問不出什麼名堂，找鄉長去保，也沒有結果。田裡的事情還是要做，當時我13歲，我的兩個姊姊分別是19歲、16歲，我們都可以幫媽媽做事，可是爸爸不在身邊指揮，一個家少了龍頭，感覺很多事情就和從前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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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向紅為等人槍決公文。[/nop]
三更半夜常臨檢 一家人抱頭痛哭
幾天後的晚上，應該是半夜了吧，我們一家都熟睡的時候，突然傳來急促的敲門聲，連帶著：「開門！開門！我們要臨檢！」的大嗓音，母親去開門，我們小孩睡眼惺忪地從溫暖的被窩裡探頭。只見幾個警察一進門就到處翻，翻過別的地方，回來到臥室，把我們的被子掀起來，大聲吆喝著：「起來！起來！」叫我們通通下床排隊，我們一家七口沒有一個敢反抗，因為對方的態度讓我們都嚇壞了。
我們窮人家的衣著都很單薄，在這樣的冬夜裡，每一個人都雙手緊抱著胸前打哆嗦，看著他們在床上繼續東翻西翻。最後翻不到他們想要找的東西，終於搖擺著身子離開。這時候，我們一家就抱頭痛哭，然後在母親的安撫下重新鑽入冷冰冰的被窩。
過了幾天的晚上，同樣的情形又發生，我們又再一次從溫暖的被窩被叫下床罰站，也再一次的全家抱頭痛哭，在驚恐不安下抽咽著上床。
初期這樣的事，大約每三、兩天會來一次，後來慢慢的減為一周一次、或半個月一次，大約整整一年以後，才逐漸正常的改為每月白天來一次，並且直到解嚴以前，從來沒有斷過。我們也一直無法瞭解：為什麼非要在冷得半死的半夜來臨檢？事實上我們家也沒有什麼東西了，為什麼還要不斷地來騷擾？那一年，我們全家大小，都在愁雲慘霧又驚惶的狀況裡過日子。
家庭經濟情況並不好，碰到了這種事，連親戚鄰居都怕沾到邊，我們的日子更顯孤苦無依。所幸一位住在花蓮的大伯父叫向阿登，他常常來幫忙，包括爸爸的案子也是他在幫忙處理。有一次他帶我去看爸爸，地點是在愛國東路 ，我看到爸爸和許多人關在一起，可能包括我們大潭村的黃二郎、唐春爐、李新泉 吧。那時候年紀小，我都不認識。爸爸看到我，表情很高興的跟我說：「很快就會回去，叫家裡人放心！」那是最後一次看到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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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整坤20年前所拍照片。（向整坤 提供）[/nop]
考上公職兩次被辭退 無奈又憤怒
我慢慢長大，過父親節的時候，看著別人有爸爸，心中就不免會想起爸爸為什麼會被判死刑，讓我變成沒有爸爸的人。我問了一些長輩，他們說如果有去自首就沒事，說我爸爸認為自己沒做錯什麼事，不願承認，所以被判死刑。我到現在還不甘願，死刑是可以這樣草率判的嗎？
我的個子不大，不是個做農夫的好材料，當兵退伍，我就去參加各種考試，希望能有個穩定的工作。先是去鐵路局報考職員，我記得當時有5、6百人報考，要錄取30名。我很幸運的考上了，上班的地點在新竹車站，工作是看門守衛。雖然上班要搭好幾趟車，必須一大早就起床，但我還是興匆匆的去上班。可是上到第三天，我的上司就告訴我：「你明天不必來上班了！」我問他為什麼？他答說是因為「安全理由」，我馬上就知道是因為爸爸事件的影響。我辛苦考上，卻這樣一句話就丟掉工作，這種不公平的事，我要向誰去討回公道呢？
我當然想再去找公家機關做事，因為公家機關的頭路最穩定，所以不久以後我就去報考郵局的工作。郵差的工作我也是很順利被錄取，然後分派到臺北三張犁上班。這次要更早起床，轉更多次班車。雖然心中有前一次的陰影，難免有點不安，但是第一天上班，我還是充滿著希望，當天也很順利的踩了腳踏車學習送信。第二天，上司告訴我，他無法留我在那裡上班，理由是：「我的出身有汙點」，就這樣，我的第二份工作也丟掉了，當時，我的心中真是充滿無奈與憤怒。
我的父親已經被國共鬥爭犧牲了，現在我還要被當低等人歧視，連按照合法程序考取的工作都沒有辦法上班，這是要把我逼到哪裡去呢？中華民國憲法第十五條不是明訂政府要保障人民的生存權、財產權、工作權嗎？我真的很氣，但是又能奈何呢？
轉赴私人公司工作 仍被問及父事
我決定放棄考公家單位，我想我可以自己去另外找工作，也許私人企業可以容得下我吧！於是我先去考駕照，在楊梅的駕駛訓練班考到駕照以後，我去一家私人小公司上班擔任送貨的工作，早出晚歸，生活規律，但是薪水微薄。
做了約一年多，我聽到新亞日光燈招考司機，就去臺北報考，順利的在那裡工作。老闆也曾經問過我爸爸的事，我當然擔心又會被炒魷魚，不過這到底是私人的公司，後來就沒有再提起這些事。
工作將近20年，固定上班制，每月不到3萬元。那時候司機很缺人，正職的薪水以外還有一些油水，比如說修車、加油等都可以多報一些帳，這樣領下來，一個月也和正職的薪水差不多，等於領雙薪。這樣存了一些錢，在1991年初配合祖祠，蓋了自己的新家，連裝潢總共花了超過五百萬元。
1990年代，我想每天都到臺北上班也很辛苦，不如找個近一點的地方上班，正好中壢這邊的亞洲信託招考司機，我順利地被錄取，一直工作到60歲（1998年）退休。
參加受難者聯誼會 頻上街頭抗爭
忘了是哪一年，我接到有關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聯誼會議的通知，就去參加，從此跟著上街頭，上街抗議成了我的家常便飯。選舉到來，我的票也都不會投給國民黨的人。可是我那些姊妹就總是笑我吃飽太閒，去做那些沒有意義的事，他們大都把票投給國民黨，我想他們應該都忘了自己的爸爸是怎麼往生的吧。
在許多人的努力之下，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終於獲得補償，被判死刑的家屬可以獲補償六百萬。我們六姊妹（四女二男）討論之下，正好每一位一百萬元。不知道為什麼，當我看到幾個姊妹拿到補償金，都笑得很開心的時候，我的心裡就很難過。
我現在年紀大了，身體也不太好。尤其是這一年，老是會頭暈，很難受。為這毛病找了不少醫生，長庚醫院、省立醫院、臺北的醫院都去過，醫生都說沒什麼事，吃吃藥就好；但是只能治標，沒有治本，所以我大部分時候只能躺在床上，很少出門，偶而會到公廳內埕 （即公廳的中間空間）動一動，最多就是到禾埕（閩南三合院ㄇ字型中間的曬穀場，客家稱「禾埕」）走一走，不敢走遠。有時候也不免再去想爸爸不願自首的原因，沒有答案，也許不久以後可以到天上去問問他吧！
（系列完）
【編按】二二八之後清鄉、白色恐怖漫長期間，桃園縣有將近四百位政治受難者。文化工作者曹欽榮和陳銘城等人受桃園縣政府委託，完成政治受難者和家屬的口述訪問，在日前出版《重生與愛》。本報取得授權轉載，讓大家對當年的受難歷史，有進一步的暸解。
[nop]錄音轉文字稿：潘忠政
文字稿整理：潘忠政
修稿：潘忠政、曹欽榮
（本文摘自《重生與愛：桃園縣人權歷史口述歷史文集》，桃園縣政府文化局出版。欲購此書請電洽03-332-2592分機8403邱小姐。）[/n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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