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受難者簡介） 鄭再添 1911-1953年，臺灣苗栗苑裡人。日治時期和戰後,奉派在桃園分駐所擔任刑警。二二八事件時,曾勸阻青年,不可放火燒縣政府;二二八後,他因和保安警員衝突,遭分局長關禁閉,被撤職。因支持無黨籍的簡如淡當選桃園鎮長,並擔任鎮公所總務課長,三個月後遭逮捕。原判刑12年,因他不願答應官方去抓逃亡中的林元枝,竟在1953年1月21日(鄭再添等案)被改判死刑。1953年1月24日遭槍決。
我的父親鄭再添出生於日治時代，苗栗縣苑裡人，他先在臺中商校當工友，我的大哥就是當時在臺中出生的。後來，他考上警察學校，畢業後分發到新竹州桃園郡擔任警員。不久，他被升為刑事，那時日本刑事，分為：高等刑事，專門管制臺灣人的政治思想，父親不願意做那種職務，他選擇當一般刑事，管一些流氓取締等治安工作。曾經分發到大園、南崁等地服務，我是在蘆竹鄉南崁村出生。
父親文武雙全 熱愛武術、口琴
父親在臺中時，學會白鶴拳，他是白鶴拳的高手，後來當上桃園鎮長的陳福添，跟我父親學過白鶴拳。家中小孩，只有大哥跟父親學過白鶴拳，我們年紀較小的孩子，來不及跟父親學拳。就讀警察學校時，父親是柔道三段的選手，多次拿過新竹州的柔道比賽獎牌。他很喜愛棒球和口琴，至今家中仍留有他當年打棒球的球棒和口琴。日本的西鄉隆盛墨寶字跡，父親也有保存，現在放在大哥家，近年來，我取得部分父親遺物，我很用心地保存這些文物。
日本人戰敗後，家中牆上掛的日本天皇照片被父親取下，我們才知道裡面竟然有孫中山的照片。戰後父親被調到桃園分駐所當刑警，桃園分駐所原本是日本人的寺廟。我們家搬進日本時代的桃園警察宿舍，就是現在桃園市復興路靠近中正路內的街巷，那裡原本是日本人就讀的小學校，現在改建成統領百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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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再添在學生時期的照片。（鄭勳哲 提供）[/nop]
二二八事件 勸衝動青年勿放火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我還只是國民學校二年級學生。當時，外面有一些青年，因不滿陳儀政府貪汙、腐敗，米價和各種物價一再升高，人民生活很痛苦。他們群集包圍中正路靠近復興路的舊桃園縣政府，住在鄰近警察宿舍的警察和警眷，嚇得逃避，只有我們家沒跑，仍然住在警察宿舍。那些憤怒又衝動的青年，想要燒毀當時的桃園縣政府，我父親多次的勸阻，他們才沒有放火燒縣政府洩恨。但是，有一些外省人被打，東西被燒、被砸。
不久，政府宣布戒嚴，開始抓人。街道上，只要有三個人以上聚集，就會被抓。當時抓了不少人，很多青年被送到桃園文化戲院（現在桃園市民族路、三民路口的公園）內關起來。夜晚宵禁，到處抓人，父親叫一些在事件時較為衝動的青年去躲避，像是當時桃農學生趙作豐等多人，在事件較為平息後，他們出來向政府辦理自首。
與外地保警衝突 意外遭撤職
一九五○年二月間，父親和好友郭永隆等人，到桃園鎮美芳食堂談事情，卻意外和一位外地來的保警發生衝突。等他回去警察局後，竟然被局長關禁閉，局長對這件事的處理方式，引來警局內同仁不滿，多人向局長提出辭呈，聲援我父親遭到不公處分。沒想到同仁辭職的聲援風波，反而讓父親遭到撤職。
當時正好快過農曆年，父親突然失業，我們家小孩都沒有了壓歲錢。我家有七男三女，我在家中排行老四，依排序為大哥勳男、二哥勳智、三哥勳瑞、五妹鄭淑、六弟勳圖、七妹鄭詔、八弟勳鎮、九妹素紅，最小的弟弟勳振，出生時父親已不在了，由伯父為他取名，當時一家人口眾多，生活確實很辛苦。
當時，父親有位朋友從上海回臺灣，他拿出三十萬元，要給父親買房子，因為父親被撤職，我們就得搬出警察局宿舍，但是父親還是將三十萬元退回。我們搬到父親好友郭永隆的閒置房子住，在桃園鎮民族路四十六號，現在靠近桃園有名的花街「大溝邊」的巷弄旁。父親改從事土炭（煤炭）生意，一家人都住在民族路借來住的厝。一九四九年底，國民黨政府撤退來臺，從中國帶來六十萬大軍，無法每個家庭都得到好的安置。於是有軍人或軍眷，天天去看有沒有沒人住的房子，有時軍人帶槍來嚇唬，有時是他的妻子來，賴著不走，說房屋要讓他們住，讓他們有棲身之處。屋主出面，他們還是不肯走，最後還是叫警察來，他們才肯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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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代，鄭再添（後排左1）在南崁當日本刑事時，與母親（後排中）、妻（鄭張玉鶯，右1抱嬰兒者）及孩子合影。（鄭勳哲 提供）[/nop]
一九五○年六月，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協防臺灣，防止共產黨進犯臺灣，卻給了蔣介石政權，在臺灣展開抓共產黨為名，其實是整肅異己的「白色恐怖」行動。很不幸，家父因而成為白色恐怖的犧牲者。
協助無黨籍當選鎮長 半夜被抓走
一九五一年，桃園鎮長選舉，無黨派的簡如淡參選，與國民黨提名的張振明競選。父親在忙煤炭生意之餘，去幫忙簡如淡選舉。結果，張振明落選，簡如淡高票當選，讓國民黨很沒面子。簡如淡當選桃園鎮長後，找我父親去當桃園鎮公所的總務課長。但是，三個月後，父親就在某天的半夜從家裡被抓走。首先，父親被抓到桃園鎮水利會後面的巷子，由調查局人員偵訊，再送到臺北保安司令部審問、偵查。後來又送回桃園民權路文昌公園旁的孔廟，那裡是警總保安隊占用的地方。當時桃園的地方聞人林書亨 來告訴母親，要她去看父親。後來，母親說，父親對她說沒事啦。另外，也有官員對母親說：「妳丈夫是刑警，政府要叫他去抓逃亡的蘆竹鄉長林元枝 。以前他在南崁分駐所當刑警，對逃亡的林元枝、詹木枝 比較了解。」父親自認已離開警界，他不想去抓林元枝，卻觸怒了情治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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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謀總長給蔣介石的簽呈中載明，鄭再添明知黃阿能為叛徒而不報告，刑期由12年改處死刑。[/nop]
改判死刑 應與選舉報復有關
父親被送到臺北市青島東路三號的軍法處看守所羈押和審判。原本父親被判十二年，和他同案的刑警林乾 ，原判三年。但是呈給蔣介石的公文書上，寫說：我父親同情匪徒黃阿能 ，將取得的警察局長方澄輝、刑警隊長劉韻泉的照片，以及警察局人員的職務名冊，交給匪徒黃阿能，且明知其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父親因而被改判死刑，林乾改判七年。被稱為「匪徒」的黃阿能，原本在桃園鎮大廟後做生意，他在自首後，成為情治單位所運用的人。
我認定父親被改判死刑，除了他不願去當線民，幫忙抓林元枝之外，我認為是和選舉報復有關。父親在軍法處看守所時，曾經和另一位無黨籍的通霄鎮長 關在一起，他也被判死刑。此外，聽母親說：同案的林乾，將身上的刑責都推給父親，這是林乾的妻子告訴她的。判刑前，母親都見不到父親，同案林乾的太太都能面會她丈夫，母親只能將東西託林妻轉給父親。而林乾在獄中，卻在一月九日賣了一間原本是開中藥店的房屋，可能是將賣房子的錢，拿去疏通關節，讓他保住一命；但是我父親卻在一月十五日，遭到改判死刑。林乾的妻子，後來到我父親的墳前祭拜，可能是想求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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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再添（右）與母親（中）、大哥鄭丁添（左）合影。（鄭勳哲 提供）[/nop]
經濟失依靠 兄長休學去做工
父親被捕後，家中經濟頓失依靠，年長的哥哥都休學，大哥桃園農校高二，二哥和三哥只念完初中休學，去做工賺錢補貼家用，讓弟弟、妹妹讀書。大哥、二哥去桃園後火車站的復興紡織廠做工。父親的結拜好友楊火塗，霧峰人，他是津津味素公司的監察人，他告訴在臺北市工作的三哥，要每天去臺北火車站前看槍決告示單。就是三哥看到父親名字在槍決名單後，趕回桃園告訴家人父親已被槍決的消息。
大哥和二哥趕去臺北極樂殯儀館收屍，領回屍體要交五百元，這筆錢還是父親的好友楊火塗，和介紹三哥去他開的「三九帽行」工作的苑裡同鄉賴金城，他們拿出來的錢。領回父親的遺體，將父親的遺體火化，再送回桃園。當時我正在桃園中學初中部念書，剛結束學期考試，我身心都受到很大的震撼。父親葬在桃園鎮文化戲院旁的公園內墓園，後來，拾骨後移墓到龜山鄉臺北監獄後方的公墓。現在，父母親的骨灰，都改放置在龜山鄉忠恕道院的靈骨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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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再添在軍法處看守所新店分所寫給兒子鄭勳哲獄中家書。（鄭勳哲 提供）[/nop]
一貧如洗 連衣櫃都被查封
父親被判死刑，家裡早已一貧如洗，法院竟然還來查問：有沒有財產可查封。母親回答說：「我們現在最大的財產，就是這十個孩子，你們要幫我養嗎？」最後，竟然將家中的衣櫃也貼上封條，小孩去唸書都不能拿取衣褲，後來才拿掉那張沒意義的封條。父親冤死後，很多他生前的朋友，都不敢和我家來往。還好有幾位他生前的好友，暗中幫助我們家渡過難關，除了賴金城介紹三哥去工作外，我在桃園中學初中部畢業後，在楊火塗先生的介紹下，到臺北市北投的「金城絲織廠」當倉庫管理員，住在工廠宿舍，做了一年，我就回到桃園。改到蔡榮輝外科家投資、開設的「中一橡膠廠」，專門做工業用的膠帶，位於桃園舊楊敏盛醫院。排行老五的弟弟，在鄭慶元先生協助介紹下，到「健全汽車修理廠」當黑手學徒。
最辛苦的是母親，她為人洗衣，養供應辦桌用的童子雞、養小豬。遇到被人輕視時，她都隱忍下來，只為照顧好十個孩子成長，讓一家人能有安定的生活。她自己常說：「如果有人對我吐口水，我只有靜靜地將它擦掉。」這就是母親在父親冤死後，隱忍一切的苦痛和羞辱，要我們兄弟姐妹在社會上站起來，讓人看得起，才能對得起已死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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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再添小兒子鄭勳振的婚宴留影。右起為鄭再添妻子鄭張玉鶯、四子鄭勳哲、三子鄭勳瑞、大女兒鄭淑。（鄭勳哲 提供）[/nop]
政治騷擾不斷 不敢交朋友
我們原本住民族路的屋主，郭森的父親郭永隆先生，因為他的結拜兄弟──我的父親被槍決，他時常被找麻煩，因此天天喝酒，裝瘋賣傻地過日子。後來民族路的房子賣掉，我們一家人搬到民權路租房子住。大哥、二哥結婚後搬出去，也都租住在附近。
由於大哥、二哥尚未退伍，我到二十三歲才去當兵，因安全資料，有很多職務像文書、政戰士或彈藥士等工作，我都不能擔任，只能當無線電報務員。
父親沒被抓以前，曾經再三交代讀高一的大哥：「絕對不要參加學生組織或政治活動！」沒想到他自己卻成為白色恐怖的犧牲者。我們家兄弟姐妹都不敢交朋友，怕給自己和別人找麻煩。許多政治敏感時刻，我們都是首先被調查的對象。謝東閔手被炸傷 ，當時我住春日路，正在教學生古典吉他，管區警員來家裡，要我寫下字跡給他。我當場問是不是要調查謝東閔被炸傷案，警員說是的；那次的調查，竟然連住在龜山，正在做月子的二妹，也要寫字跡給警察。一次立委選舉時，管區警察竟然來要我的照片，他們可能擔心會發生類似「中壢事件」 般的暴動，想拿我們這些政治受難家屬的照片，建立他們日後指認的名冊。我拒絕提供，並且告訴管區警員：「如果你真要拿我的照片，我會投訴黨外雜誌。」他才不再來找麻煩。
遺傳父親音樂細胞 排遣內心孤寂
雖然父親冤死，帶給我們一家人很多的困頓和政治上的騷擾，但是他遺傳給我們兄弟姐妹在運動和音樂的細胞。記得小時候，父親下班回家後，常吹口琴，他吹的每一首，都是世界名曲。在警察局宿舍的家裡，父親買了架風琴，讓家人學彈琴。我大哥愛唱歌也會彈吉他，我就是跟大哥學彈吉他。二哥會二胡，那是一位從中國上海回臺灣的表舅教他拉二胡，也教大哥、二哥唱京劇。我自己很喜歡吉他，先跟大哥學後，當兵時又跟臺中吉他名師洪冬福先生學。彈吉他可以排解心理的孤寂情緒，不用和人說很多話，才能找到知音。我的吉他就是自己苦學苦練，成為業餘的古典吉他手，到後來在家裡教學生。我四處打聽並搜購國內外的吉他譜，我可能是全臺灣擁有最多吉他樂譜的人。「吉他學會」常訪問我。我提供資料請好友顏秉直辦吉他雜誌，總共一百零一期，顏秉直在東吳、醒吾教書。有一年我寄一百美元到阿根廷的出版社，要買古典吉他名家的樂譜，遇到戰爭而遲遲沒有下文。想不到，一年後戰爭結束，我收到了阿根廷出版社寄來的樂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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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再添被槍決後，妻子鄭張玉鶯為人洗衣、養雞、養豬，扶養10個未成年的孩子。（鄭勳哲 提供）[/nop]
母親個性堅強 歲數是父親兩倍
父親被槍殺時，只有四十二歲，留下未成年的十個兒女，要不是母親的堅強與辛勞持家，和哥哥們休學去做工，幫助母親養家，才能讓較年幼的弟弟、妹妹讀書。現在，我們一家人總算吃盡苦頭，熬出頭了，但母親還是吃最多的苦，也受盡最多的身心折磨。晚年的母親，和大哥住最久。她有時候會來跟我住，雖然我住的是沒電梯的五樓，但她還是很勇健和堅強，自己上下樓梯，不覺得累。我常載她去桃園農校運動，直到八十四歲那一年過世。母親活著的歲數，正好是父親歲數的兩倍。
【編按】二二八之後清鄉、白色恐怖漫長期間，桃園縣有將近四百位政治受難者。文化工作者曹欽榮和陳銘城等人受桃園縣政府委託，完成政治受難者和家屬的口述訪問，在日前出版《重生與愛》。本報取得授權轉載，讓大家對當年的受難歷史，有進一步的暸解。
[nop]錄音轉文字稿：陳淑玲
文字稿整理：陳銘城
修稿：鄭勳哲、陳銘城、曹欽榮
（本文摘自《重生與愛：桃園縣人權歷史口述歷史文集》，桃園縣政府文化局出版。欲購此書請電洽03-332-2592分機8403邱小姐。）[/n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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