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4月25日，周日，晴
下午休息。洗倉。今年每月洗倉一次，預防傳染病毒。
工廠的貨時有時無，每月有一半時間都被強制看電視。凡是被強制的行為，都沒有快樂可言。為了對抗這些強制，便衍生了畸形的對抗方式：用遊戲般的謊言取悅於上級權力者，使他們完成政府賦予的崗位責任，免受上級責備，以換得自己的生存空間。在收教所也是同理，穩定壓倒一切，只不過用「安全」取代了「穩定」，其實「安全」更能體現這個制度的本性。
囚押時間對我來說，顯得緊迫起來。雖然對在5月過半獲釋不抱多少希望，但是前提是所裡要給我一個說法。我一年來「安分守己」，就是為了早日獲得自由。但是為了自由，我是有條件的，比如不交解教費，不在《保證書》上簽名。
沒有書可看。第三次翻閱《余秋雨文集》，打發時間。想念家人，想念朋友。
前幾天，獲釋的汪少懷給209倉楊廣寄來一封信，內夾一張照片。信的內容卻是寫給我的。楊將信交給我。汪這小子蠻聰明、機靈，沒白坐牢，知道收信人寫我名字，會被所部扣押。照片是他與其他兩個難友鄧方強、戴啟星的合影。信、照都是電腦打印件。盡管汪公子年齡尚小，但卻是個有情有義的男子漢。這是我第一次收到獲釋難友的來信。如果不算聖誕節收到的卡片信，也是我目前唯一一次收到的信件。我會珍存這份友情。
2005年4月27日，周三，晴
連續一個月，午飯都是水煮青菜或黃瓜，晚飯是水煮葫蘆瓜或苦瓜。自從這次發高燒，胃口一直很差，明顯感到氣力不足。
3 天都沒有放人，他們是1月份入監。下午才釋放的蔣天兵已有四個月零幾天。
昨上午，賀鐵良叫我去辦公室談心。他特意告訴我，他是受肖隊的委托。他說，中隊會在我期限過半時按時上報解教材料，他還暗示深圳安全局曾派人來所裡了解我的案子。他又自言自語，收教是公安局的事，跟安全局沒關係啊！這話聽來還順耳，但我仍很意外。
我回說，今年入所200多號囚犯，一年期的只有兩個人，我還保持兩年期最高紀錄，還要嚴加看管我，可見深圳公安局有預謀地設陷阱構陷我，這是非法動用司法暴力手段汙名化、擴大化制裁政治異見人士，我不服。他笑了笑。
我當然比獄警清楚，深圳安全局介入，是因為我委托獲釋難友藏帶出的多封信件，發在歐美和港臺媒體，安全局監控海外言論。
2005年4月28日，周四，多雲
弄到幾個獲釋關係戶名單：黃恒，半年期，廣東人，招商銀行職員，1月入所，約10天後釋放，福田區分局裁決；葉海容，半年期，福建人，3月17日入所，4月28日釋放，囚押一月余；王小兵，半年期，安徽人，1月26日入所，4 月28日釋放。後兩人龍崗區分局裁決。
下午安全、衛生大檢查。這次安檢是由保安公司新派駐收教所的4、5個年輕女保安，諸倉諸床翻查。女保安屁股後面跟著所長、科長和中隊管教監督。她們一律穿著灰色保安制服、戴白手套。按以前慣例，每月不定期都有一次突擊安檢。一般都是在每個監倉抽查床位，但從來沒象今天如此嚴密、仔細。
監樓上的病號等所有閑雜人，全部被趕下樓。每間監倉，每張床鋪，棉被和墊被，全被掀開摸查；儲物箱被翻個底朝天，書籍、信件都打開檢查；床下的水桶、牛奶箱、洗衣粉袋、膠鞋，都一一翻查摸捏。每間監倉所有物品都被翻得亂七八糟，胡亂堆放，然後揚長而去。安檢果然戰果輝煌，搜出了香煙、鏡子、便服、玻璃瓶活絡油和簽字筆。我的暗格「保險箱」還安全，沒被發現。
昨天下午幹活時，101倉陳秋川跑來我的辦公臺亂說亂問，故意找茬，跟我爭吵，我撲上去揍他。鄧隊和孫隊等幾個管教在旁邊喝叱。我被鄧鄭昱等人拉開，住手。王管教喊我倆去辦公室訓話。讓我蹲下，我拒絕；陳進門就主動蹲下。王廢話連篇，和稀泥。我當然不服，據理力爭：陳故意用言行挑釁，該揍。我心情很糟。最近常常爆發莫名的火氣，需要發泄，自我減壓。
盡管中隊答應會5月上報我的減期材料，但福田區分局和深圳公安局能否批準，我不抱太多樂觀的念頭。深圳公安局才是真正的幕後黑手，運用司法手段報複我多年來做記者揭露深圳社會黑幕，對他們再不會抱有任何善意的想法。
1999年我任職香港《大公報》所屬《大周刊》記者時，深圳福田區福華三路發生煤氣管道大爆炸案，警察暴力驅趕我等記者現場拍照、採訪，追打記者朋友致腦震蕩、踩壞照相機。我據此撰寫新聞報導。這期周刊發行後，深圳市公安局宣傳處處長，給我來電，稱要跟我交朋友，約我去公安局聊聊。我當即拒絕，回稱會為該篇報導的每個字負法律責任。後公安局領導登門朋友報社道歉、賠償，但卻未以刑事罪制裁打人惡警。
自此，深圳警方忌恨於我，尋機報複。2000年我受聘《南方都市報》擔任「深圳雜誌」版主編，警方藉口我是「六四」分子，勒令報社將我辭退，工作合同尚未到期。2004年警方又收買我的一位報社前同事，共同設局構陷，以所謂「賣淫嫖娼罪」將我收教兩年，在收教監所仍未放棄對我的政治迫害。
我從未後悔並放棄所從事的記者職業，完全出自我自小被家庭塑造的正義和正直人格。我的父親是一位1942年參加八路軍的老革命、老共黨，一生剛正不阿，卻連同家庭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頻頻遭逢磨難。我受教於父母的正直，但與他們的的信仰完全相異。從父母和家庭的苦難遭遇，我十多歲不再相信他們的共產信仰。我的初中畢業證上書寫我自己改的名字：劉憤世。這本畢業證連同我的中學、大學日記以及參與「六四」民主運動的圖片和資料，迄今存檔在1994年我二次入獄而偵辦案件的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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