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香港新任中聯辦主任鄭雁雄為代表，他們清楚知悉時代的變化，中國民眾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福利方面的訴求日漸增多，表達也漸漸多元；同時，他們對美國西方和台灣的多黨政治模式極為排斥、反感，因此，他們能夠較為嫻熟掌握鞏固政權的辯證法：在父母官的視角和心態下，既最大限度穩定和滿足民眾非政治、非意識形態的訴求，以經濟利益換取社會維穩；同時也將維護中國的政治制度作為最高原則與目標。
背景綜述：政工出身、又紅又專
在中共的官員階層中，除依據中國《公務員法》招考的事務型公職人員外，處於領導崗位上的官員大致有以下幾個類別。
文科出身，早期主要負責意識形態和中共理論文宣。這類人通常被視為筆桿子。在中共黨史中，有二人是最為經典的此類代表。一個是毛澤東時代的陳伯達。陳在1940年代中共為塑造毛澤東個人最高地位的延安整風運動中大放異彩，毛澤東思想的正式提出，就與陳伯達這位當時中共黨內最為資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有極大關聯。文革中，陳伯達進入權力頂峰，成為當時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之一，直到林彪外逃後被打入冷宮。
其次是理工科出身，以專業技術投身官場。這類官員中，最典型的是江澤民和胡錦濤，甚至包括曾任中國總理的朱鎔基、李鵬，都是理工男。在中國，由於江、胡時代非常注重科學技術人才的培養以及向西方學習，加之位居高位者多是理工科背景，外界對中國一度有工程師治國的評價；社會上也流傳「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諺語。
第三類來自軍隊、公安、政法體系。這種情形在毛澤東時代非常之多。例如外交部長陳毅是元帥，管理體育事務的賀龍是元帥，人大委員長朱德是元帥，還曾是解放軍總司令。不過，毛澤東時代結束之後，伴隨改革開放以及官員培養的專業化、專門化，來自軍隊、政法系統的官員逐漸減少。而這一趨勢的背後，反映了中共強調「黨要絕對領導槍桿子（軍隊）和刀把子（政法系統）」的思維。
鄭雁雄是學醫出身，不過畢業後的他長期從事的並非醫療衛生，而是留校擔任大學的政治輔導員，以及負責大學的共青團事務，由此開啟了他的仕途。換言之，鄭雁雄雖屬理工醫學類出身，但長期從事的卻是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工作。在中國官場上，雖然業務是工作的中心，但思想政治要求卻要擺在首位。既有自己的專業技能，在政治上又可靠，這樣的官員被稱為又紅又專。這也是鄭雁雄能夠在烏坎事件之後節節高升的重要原因。
金句一：錢是給老百姓，又不是給陳水扁
在2011年12月烏坎村事件的黨員幹部大會中，鄭雁雄總結烏坎事件爆發原因時指出，各級政府官員特別是基層官員，沒有及時回應群眾在經濟方面的訴求，是導致事件爆發的原因之一。他要求官員在處理這類群體事件時，盡量滿足群眾要求，也就是說，能用錢解決的問題，盡量不要擴大成政治事件，因此他希望官員對於將錢發給民眾，不要吝嗇和小氣，講出了「錢是給老百姓，又不是給陳水扁」。
這句話反映出兩個非常有趣的思維。首先，烏坎事件爆發時，台灣的總統是馬英九，而非陳水扁，而且當時的陳水扁在牢獄中。何以一個中共的官員，對一位已經失勢的台灣前總統念念不忘，以這位前總統作負面和反面例子、教材，這值得深思。公元2000年，台灣政黨輪替，陳水扁是首位在野黨出身的總統，這在華人社會5000年的歷史上都是非常重要和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不過，台灣的政黨輪替在中國大陸並沒有太多轉型政治的解讀，反而引起了大陸社會對台灣走向本土化與獨立的憂慮。陳水扁作為民進黨背景的總統，其執政的社會轉型意義在大陸被忽視，反而其獨派色彩背景在中國大陸被大大著墨。陳水扁成為了大中華民族主義的反面。加之陳前總統後來涉及貪污弊案，其形象在中國大陸更是下滑。鄭雁雄語涉陳水扁，反映了中共精英統治階層對台灣政黨政治的某種態度和觀感。
其次，馬克思主義非常強調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因此，在中共思維模式中，民眾的不滿或是群體事件，其背後的促發動因，是經濟利益的分配問題，而非政治上的角力和鬥爭。所以，在中國改革後的語彙中，時常強調「把蛋糕做大」、「改革發展中的問題，要在改革發展中解決」。總之，就是強調，一部分先富起來之後，也要讓其他人有錢賺。在中國近二十年的群體性社會不穩定事件中，多涉及到民眾的具體經濟利益。即便是主張開放的白紙革命，也與嚴密的封控導致經濟活動受阻有關。因此，中國的官員非常強調，在維穩中，要注重對民眾經濟訴求的回應和解決。這一思維的深層邏輯是：絕對不能讓原本簡單的經濟問題，變成沒法收拾的政治問題。
金句二：兩兄弟打架有外人起哄時，兄弟一起打外人
在烏坎事件黨員幹部大會上，針對烏坎村民聯絡境外媒體記者，報導他們的訴求和生存狀態，以此對官方形成輿論壓力，鄭雁雄表達了不滿。他說，在廣東潮汕地區，親兄弟兩個打架，打得很激烈，但這時如果有一個外人表示打得好，則這對正在互毆的親兄弟會一起去打這個起哄的外人。
鄭雁雄的弦外之音，其實恰恰是眾多中國地方政府官員在處理突發群體性事件或者維穩事件時，面對媒體報導特別是境外媒體介入的複雜心態，內心的警覺和抵觸。整體上，負有第一線維穩責任的中國地方政府及其負責人，認為群眾維權事件，若消息控制得好，不為外界所知，則地方政府在處置時相對會比較容易，手段也會較多。但一旦引起媒體關注，尤其是境外媒體的介入，則地方政府就會陷入極為被動的局面中。因此，「防火、防盜、防記者」，成為地方政府維穩的重要方向。在地方主事官員看來，記者特別是境外記者，多是帶著不懷好意的心態來採訪群眾維權，且採訪中一定會對政府官方的講法持懷疑立場，並偏向維權民眾；這一切的根本，在官員們看來，是來自香港、台灣、歐美的境外記者，在心態和本質上敵視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
中國內部的官民矛盾事件，當政府掌握主導權時，可以用人民內部矛盾來游刃有餘應對。但一旦有媒體為民眾發聲，政府就會成為眾矢之的，事件就會上升為政治事件和敵我矛盾。而上一級政府或官方，也會因為主要官員沒有處理好此類群眾事件、引發外媒關注，而對主要官員進行問責。這是官員們抗拒媒體介入本地群眾事件的另一重要原因。
總之，以兄弟打架形容官民矛盾或群眾衝突，反映了中國地方官員處理維穩事件時，不擴大影響、不讓外界介入、以家事心態處理危機的複雜心態。
金句三：你以為請武警不要錢啊？大好幾百個武警，市長錢包一天天癟下來
這句話的出現，上下文語義是，鄭雁雄希望烏坎民眾不要再有激烈的維權行為，並且回應外界輿論對於武警封村的質疑。他希望透過這句話告訴民眾以及媒體，汕尾官方並非要主動使用武警來針對民眾，而是針對過於激烈的行為，要以武警來維持治安和秩序。而請武警也要花錢的講法，某個程度上也是希望民眾能夠體諒政府，因為維穩開支是一筆龐大的經費。
中國的武警，全稱是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強力部門，既是警察，又是部隊。作為一個準軍事部隊，武警負責中國的邊防、反恐、消防、緝毒等諸多事宜。在中國軍改之前，武警隸屬於中國公安部，處於非常特殊的地位。一方面，武警作為部隊，實行垂直領導，平時獨立運作，體系較為封閉；但建制上，又歸屬公安部和各級公安部門，存在平行領導的因素。因此，在中國地方發生民眾群體事件時，如何協調武警和地方政府、公安的關係，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2012年7月，中國南通啟東發生民眾抗議興建造紙廠的群體事件。事件當日，民眾衝入當地政府，火燒了政府大樓中的名貴物品以表達不滿。這段民眾能夠隨意抗議的空窗期之所以出現，與當地武警沒有及時出動、當地警力不足、外地武警未能及時抵達有極大關聯。而地方政府在面對民眾事件時，請武警協助，絕非無償，也絕非用一紙命令能夠調動。在經費問題、指揮及責任歸屬問題沒有解決落實前，武警作為準軍事部隊，無可能隨意聽從地方政府的命令。鄭雁雄口中的請武警要錢，絕非空穴來風，也是中國維穩經費龐大的證明。
未來預測：杜絕香港再出現大規模抗議
1997以來，香港歷任中聯辦主任姜恩柱、高祀仁、彭清華、張曉明、王志明、駱惠寧及鄭雁雄，背景各不同。
姜恩柱是外交官出身，曾是中國駐英國大使，其擔任中聯辦主任，反映的是中方對中英關係、香港的國際化以及與歐美聯繫的重視。高祀仁曾在廣東任職三十餘年，擔任過廣東省委副書記、廣州市委書記。粵港毗鄰，高對香港事務非常熟悉。高的就任，反映的是中方開始強化粵港融合、開始重視香港內部問題的趨勢。彭清華則不同。他是中共黨務體系出身的官員，長期在中共中央組織部工作，級別是副部長職等。彭成為中聯辦負責人，說明北京希望黨務系統能夠擴大在香港的影響力以及全方位對香港的管治。張曉明是法學學者出身，長期在中國國務院港澳辦體系工作。張曉明任職中聯辦時期，恰逢香港社會開始爭論普選等敏感議題，中共方面開始用大量的親北京法學學者與香港泛民法律界人士，論證香港的普選模式和未來制度設計。張的任職，代表中共在法律意義上更加強調香港作為中國地方一區域的地位。提出北京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的《一國兩制白皮書》，便是在張任內發佈。王志民是首位具有軍事背景的中聯辦主任，也擁有香港工作經驗。他的任職反映出北京希望更加能夠直接掌握香港社會情勢的期待。2019年反送中事件後，王志民被駱惠寧換下，而張曉明也被降職使用。張曉明、王志民被視為是北京對2019年香港社會運動進行官員問責的責任承擔者。
駱惠寧走馬上任時，中國的親政府網民一片歡呼，紛紛以救火隊長形容這一任命。與前幾位中聯辦主任不同，駱惠寧具有非常豐富的省級領導幹部任職經驗，先後擔任過青海省長、青海省委書記、山西省委書記等職。這樣的地方政務經歷，在中共政治哲學中，是具有豐富處置突發事件經驗的幹部。駱惠寧任職後，港區國安法出台，泛民及社會運動人士或是被捕入獄、或是離開香港。
鄭雁雄的經歷則更不同。首先，他是政工出身，政治上可靠；其次，他擔任過地市級領導人，有管理人口眾多區域城市的經驗；第三，他擔任過廣東省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非常明白和了解如何應對傳媒輿論生態；第四，其擔任香港國安公署署長的經驗，能夠更直接貫徹北京在香港的國安政策。北京不希望香港再出現類似2019年的大規模街頭運動。也就是說，鄭雁雄的上任，反映出北京對香港社會穩定的關注。傳媒、輿情、社會運動等多方面，將可能是北京未來對香港社會管治的重點。同時，從鄭雁雄個人的為官經驗來看，未來北京在香港，可能會大規模改善民眾福利，特別是住房、就醫、養老這三方面的需要，以此化解民眾對政治和身份認同上的訴求。(本台特約記者林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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