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夏恩
對吳熊光來說，一七九九年二月七日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難忘的日子，這一天既被稱為嘉慶四年正月初三，也被稱為乾隆六十四年正月初三，老黃曆上同時印著兩個年號，全國鑄造的錢幣也是乾隆、嘉慶各半，甚至專門記載皇帝日常生活的《起居注》也有兩本，一本以「嘉慶」紀年，一本以「乾隆」紀年。
毫無疑問，在那一天之前，從作為一國之君的嘉慶皇帝，到最底層的老百姓，每個人都活在太上皇乾隆的長長餘蔭或者說陰影之下，但究竟是這兩者中的哪一個，見仁見智。
在吳熊光身上，可能陰影比餘蔭更大一些，儘管他曾被太上皇特簡入值軍機處，參與樞要，卻未及半年，即被乾隆的寵臣和珅排擠出京，改任直隸布政使。
然而這一切，都將隨著這一天太陽升起而澈底改變—一七九九年二月七日清晨七點，乾隆六十四年正月初三辰時，太上皇乾隆駕崩。從此清朝只有一個年號、一種錢幣、一位皇帝。
這天稍晚，吳熊光趕赴宮中，向他的前主子乾隆皇帝表示最後的敬意，也因此見證了歷史轉折的時刻—他受嘉慶皇帝祕密召見，詢問他對一個人的看法，那就是兩年前將他排擠出軍機處的乾隆寵臣、首席軍機大臣、舉國勢焰最熾的權臣和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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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言語中已經展現出明確的意旨：「人言和珅有歹心。」這是一個信號，說明新君嘉慶已經對老爹寵信有加的這位權臣憎惡至極，歹心可不是指貪腐之心，而是暗忖其有謀逆之心，實乃五行山一般的罪名。然後，事情就變得很簡單了：和珅跌倒。
同年二月二十二日，皇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和珅賜死在獄中，並於次日宣布和珅一案了結。人死了，餘者也不株連。案子結束了，但真正讓人好奇的是：和大人到底貪汙了多少錢？
和珅家產有多少，八億兩傳聞哪裡來？
一七九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就在皇帝宣布和珅一案了結的三天後，直隸布政使吳熊光的一份奏摺呈遞到了皇帝手中。奏摺中，吳熊光對皇帝的「仁至義盡，折衷至當」表示深深欽佩。因為皇帝對和珅及其家人隱匿寄頓在民間的財產網開一面，認為這些財產不會產生任何危害，但「若稍滋事，所損大矣」，要吳熊光「慎之」。
不過，皇帝的大度只是表面上的，實際上嘉慶皇帝無一刻不覬覦和珅的財產。在另一份來自內務府的密奏裡，三位皇室宗親—肅親王永錫、貝勒綿懿和新任總管內務府大臣永來—將在海甸查抄和珅及其同黨的福長安花園財產的情況，繕寫清單供呈御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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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沒有在這份奏摺上作任何批覆，但顯然，他對這一切的處理很滿意。因為在同一日的諭旨（當然是密旨）中，皇帝下令將「和珅、福長安花園內金銀器皿、銀錢、房間並內監交內務府入宮辦理，玉器、衣服、什物照例交崇文門分別揀選進呈」。
皇帝從來沒有像在吳熊光奏摺御批中表現的那樣寬容大度，他的眼睛始終盯著和珅的家產。那麼皇帝為何對查抄和珅的家產如此用心？難道真的像後世筆記中所說的一樣，「和珅跌倒，嘉慶吃飽」？
從史夢蘭的《止園筆談》到薛福成的《庸盦筆記》、歐陽昱的《見聞瑣錄》、無名氏的《殛珅志略》，再到徐珂的《清稗類鈔》、天台野叟的《大清見聞錄》，一份「和珅家產清單」藉由這些好事文士的稗史筆記在民間流行。
這份清單中，和珅沒有懸念地成為貪汙之王。據清單記載，和珅被抄家產共計一百零九號，內有八十三號尚未估價，已估者二十六號，合算共計兩億兩千三百八十九萬餘兩。
按照《檮杌近志》中的統計，「其家財先後抄出凡百有九號，就中估價者二十六號，已值二百二十三兆兩有奇。未估者尚八十三號，論者謂以此比例算之，又當八百兆兩有奇」。這也正是時下「和珅家產達到八億兩，相當於清朝十餘年財政收入總和」傳聞的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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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經常被人忽略的一點是，《檮杌近志》初版於一九一○年，且被收入革命黨人胡樸安的《滿清野史》當中，而胡樸安本人很可能是這些清單真正的作者。所以對革命黨而言，這個天文數字般的貪汙紀錄更具革命文宣的功能：「甲午、庚子兩次償金總額，僅和珅一人之家產足以當之。」國恥與貪腐緊密相連，足以喚起民眾的激憤之心。而和珅貪汙八億兩的傳說，也由此擴散開來，成為今天的不易之論。
那麼，和珅的家產究竟有多少？考慮到檔案缺失的緣故，這個數字至今尚難計算。
一份保存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名為《和珅犯罪全案》的文件中，包含了一份詳盡的「預覽抄產單」，看似可以解答這個問題，但其真實性，經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馮作哲的嚴密考證，已確定是道光年間的產物，錯漏百出。
這份所謂的「全案」，實際上恰恰是後世那些以訛傳訛的稗史筆記的源頭。所以，唯一可信的史料，就只有上諭、參與查抄臣僚的奏摺和內務府的摺片，而其中的數字加起來，總數甚至不超過四千萬兩白銀，更保守的估計，也許僅在一千萬兩上下—這恐怕是這個貪汙之王家產真正的極限了。
*本文摘自《顯微鏡下的古人生活》，高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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