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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與政治抑鬱:一場針對中國LGBT行動者的「貓鼠遊戲」


摘要:他們(維穩部門)對我,就像是「貓抓老鼠」。 他們佈下了天羅地網,等我「束手就擒」。


五月下旬,中國南方的溫度已經接近三十度,讓人在炎熱的天氣中,不由得昏昏欲睡。但跨性別者黃一卻一點都不睏,TA在晚上11點打電話給家人,一直聊到淩晨一點,才掛斷。

黃一是中國一個性小眾組織的志願者,時不時都會在線上、線下發起與LGBQA+、女權相關的活動。 TA認為,自己很少公開談論時事政治,最近卻不知為何,突然被老家的警察「密切關注」著,導致家人被頻繁騷擾,自己的精神狀態也非常不安,無法進行日常的工作與生活。

掛電話之後,TA迅速地拉黑了家人的微信帳號,以及電話等其他聯繫方式。若不與家人斷絕關係,黃一覺得到了六月會更麻煩。 因為每年六四前後,中國各地的公安部門都會「如臨大敵」般,通過約談、逼遷等方式,試圖管控所有關注公共議題的異見人士。

一旦騷擾次數繼續增加,黃一的家人可能會失去工作,TA只好果斷地與家人斷絕關係。 事實上,由於今年是中國共產黨的建黨100週年,維穩(維護社會穩定)的政治要求更是比以往更多,局勢也愈發緊張。

在此期間,不少關注性別議題的行動者,都遭遇了與黃一類似的狀況,變成了「無家可歸」的流浪者。

「被困在籠子裡」的行動者,無處可逃

與拉拉方青確定採訪的那一天,她晚上十二點才回復我的信息。 「不好意思,我剛剛才跟老師談完,可以遲點聊嗎? 」發過來的語音中,我聽得出來她明顯的疲憊。

方青是中國北方一所高校的本科生,也是當地彩虹小組的其中一個負責人。今年五月底,她的畢業答辯已經順利通過,畢業照也已經拍完,只要在六月下旬拿到相關證件,便可以離開學校。 在這段無所事事的空檔中,方青準備六月初去旅行。

但離校的申請書提交後不久,老師便堅決地拒絕了,並要求她寫一份「不參與任何活動」的保證書——這份保證書,方青在本科期間寫過多次。 6月3號晚上,輔導員突然來到方青的宿舍,警告她在拿到畢業證之前,一定要「安安份份」。

自大二之後,輔導員發現方青在朋友圈經常發佈與公共議題有關的分享,她就變成了老師的「眼中釘」。 每年的517(國際不再恐同恐雙恐跨日)與6月(驕傲月)前後,輔導員都會主動找她約談,保證她在此期間做到「沈默是金」。

在頻繁且毫無理由的約談之外,這位男性輔導員還時常以「查宿」的名義,來方青的宿舍確認她本人是否在。 有一晚,方青沒有告訴任何人自己要出門,只是打算看完電影就回校。 但室友很快就打電話給她,讓她盡快回宿舍,之後還要打電話給輔導員。

更讓方青無法接受的是,平日生活中,老師只要一發現方青的社交平台連續幾天不發動態,便會讓班上的其他同學,去問候方青的近況,以防她「偷偷搞事」。 這讓方青一度很迷茫,不知道可以信任身邊的哪個人,畢竟他們都有可能幫老師監視自己。

至於老師的行為,方青很清楚其只是一個負責「上傳下達」的「工具人」,但看著出入自如的舍友們,她依然很憤怒。「室友去別的城市實習都不需報備,但我就像被困在籠子里的小鳥。我明明已經按要求寫了保證書,在約談時的態度也很友好,為何還沒有出行的自由呢? 」

老師的約談,方青還能勉強應付著,更擔憂的是來自公安部門的約談。自從2015年女權五姐妹事件之後,這種由警察來約談或監視性少數的現象越來越頻繁。與方青關係好的性少數夥伴,或多或少都曾有過與警察打交道的經歷,輕則打電話詢問,重則錄口供、寫保證書,以及接受頻繁的約談。

為此,方青與其他性少數夥伴發起性別議題的活動時,都會主動避開敏感日子,活動的內容也會寫得很謹慎,還會加上「男女平等是中國的基本國策」或學術的話語,避免「自己哪天突然消失」。

除了擔心被不同主體約談,她也很害怕遭遇來自「小粉紅」的網路暴力。今年四月初,女權主義者肖美麗因反對二手煙和性別暴力,被微博上如@子午俠士等五毛人肉,甚至被貼上「境外勢力」等負面標籤,導致其網店的商品被迫下架,讓人不由得感慨荒謬。

在肖美麗被人肉之後,一些女權主義者、校園LGBT小組,也被「別有居心的人士」在網路散播謠言。很快,他們的社交平台也隨之被封號或禁言。為求自保,一些還沒有被人肉的行動者,則一邊聲援那些被攻擊的行動者,一邊在社交平台上刪除涉及隱私的個人信息。

從體制內的維穩制度,到熱衷舉報的民族主義者,令方青不由得感慨這是一個「人人自危」的時代。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中國雖然沒有像俄羅斯一樣公開反同。 但在影像作品、書籍出版 、流行文化等方面,性少數議題不被廣泛接受,甚至只能以「社會主義兄弟情」(耽美的異化)的畸形形式出現。

秉持多元性別、性別的觀點的個體與社群,願景是希望社會更加性別平等,結果卻是難以被父權制度與集權國家接納與理解,進而被後者壓迫與束縛。直至個體服從於集體主義,成為維護體制中的一個工具。

當身邊的聯結被逐一切斷,行動者變成了「一座孤島」

當下中國,公安部門約談行動者,已經成為了家常便飯。但對於約談的主體,正在從個體慢慢蔓延,覆蓋至他們的家人、朋友、伴侶等親近的人,形成了「孤島效應」。

從參與防艾公益以來,男同性戀者劉明被約談的次數,早已經多到記不清了,少的時候幾個月一次,多的時候一個月幾次。只要看到手機上的號碼,他都能知道是哪個警察來約談自己了,有時候便會直接關機,懶得搭理對方。

然而近年來,警察不只約談他,偶爾還會騷擾他的家人。對此,劉明也不甘示弱,直接面對面地警告他們,如果再騷擾其他家屬,他之後都不會配合。或許是考慮到劉明家人年長,且體弱多病,經受不住長時間的約調,警察後來也不再去他家屬家拍門。

黃一沒有劉明的勇氣。 TA從學生時代參加彩虹小組,到畢業後成為一個性少數組織的核心志願者。不過,成為社畜之後,黃一沒有了學校老師的阻撓,卻在今年莫名地被戶籍地的警察聯繫到,建議TA多了解「社會正能量」的事宜。

在警察看來,黃一就是個異類。 他們不能理解黃一為何希望不婚不育,也不明白TA為何時常發佈厭男的言論。為此,警察還找來了心理咨詢師與社工,試圖扭轉黃一的性別、性向認同,讓TA「不要被境外勢力洗腦」,以及了解「為人母的美妙」。

黃一覺得,自從關注性別議題之後,無論是平日發言還是參與活動,自己一直都很小心翼翼,盡量避免碰到「模糊的紅線」。 但長期、頻繁地騷擾,徹底打亂了黃一與家人的生活,還影響了自己母親的工作。

上述這種「從身邊人去切斷行動者聯結」的方式,方青也經歷過。 她被校方約談之後,老師也找到了她在校內的幾位拉拉朋友,通過她們去詢問有關方青的私人信息,比如有沒有收過境外的資金,或者是否存在不好的政治傾向等等。最後,這些朋友還被警告,要與方青保持距離。

當時,方青並不知情,還為朋友突然疏遠自己而感到難過。 直到後來在一次校外的性別活動中,朋友才向方青講出實情。方青這才意識到,她與朋友的聯繫方式以及是否還有交往,正在被線上大數據、線下線人監控著,一下子震驚到說不出話來。

從身邊人去打斷聯結的方式,在中國的行動圈並不少見。 有行動者被要求當場絕交,拉黑朋友。還有人被警察以長線追蹤的形式,即使行動者當下拉黑了朋友,隔了一段時間再聯繫,仍然是被約談。行動者就成為一個靶子,不斷被公權力射箭,無處可逃。

隨著「孤島效應」的發酵,不少關注性別議題的行動者也在考慮,在被迫出櫃或警方約談之前,自己先跟身邊親密的家人、朋友去講述自己的想法,或許能夠減少約談對身邊人帶來的心理創傷與壓力。

但這種希望「先佔上風」的行為,也被一些行動者質疑,如果有人從中舉報自己,無疑是直接火上澆油,沒有了退路——事實上,這也是中國維穩部門「喜聞樂見的場景」,通過挑撥行動者、分裂社群,再加上恐嚇等手段,最後成功打散這些有凝聚力的人。

被孤立而不安、而迷茫、而焦慮,成為行動者無法擺脫的宿命。

在約談之後,行動者的出路在哪裡?

約談結束,並不代表事件的結束。接受筆者採訪的行動者都反饋,在約談、騷擾之後,身心健康都受到很嚴重的困擾。

方青坦言,每次知道身邊有朋友被約談後,自己也會感受到那種焦慮。「焦慮是時時存在的。 因為我不知道他們究竟會做什麽? 他們還有什麽手段? 到底哪一天會到來? 這種未知和無助讓我焦慮。 」

與方青一樣,黃一的焦慮感從五月底上升,到六月三日這一天更是徹夜難眠,直到過完六月四日這一天,壓力還會減少一些。 但TA不敢放鬆警惕,接下來還有敏感日子和一些大型的政府活動,在平日上街看到不少穿著制服的警察,TA都會忍不住發抖。

劉明則比方青嚴重一些。 在剛開始做同運時,他家常常會被拍門,電話總會一直響不停。劉明現在只要聽到有陌生人敲門、突然的腳步聲或者打電話,第一反應就是默不作聲,等待對方下一步的行動。為此,他總需要把手機關機才能睡好一個安穩覺。

這種恐懼感就像是烙印,刻在每一個關注且深入性別議題的人身上。但政治抑鬱是很難緩解的事情。黃一試過找心理咨詢師,反而把咨詢師嚇到了,不理解TA為何會被約談。看著咨詢師的反應,黃一還有點慶幸對方沒有攻擊自己的性別認同。

有了那次的經歷後,黃一再也沒有找過心理咨詢師,一是中國性別友好的心理咨詢師已經是少數,二是專門做政治抑鬱的機構更是僅存在海外。如果人在中國去做咨詢,或者會有信息洩露的風險,若專門出國去治療又需要資金與時間投入,這無疑對行動者而言成本過高。

重壓之下,有不少行動者選擇離開公益行業,不再像以往一樣那麼關注公共議題。 黃一也曾想過轉行,兼職公益或者徹底放棄。但TA覺得不甘心,自己在這個領域紮根已久,就這樣放棄實在太可惜了,而且自己上了「約談名單」,一輩子都甩不掉。

那麼出國,會是僅存的一條出路嗎? 在採訪過程中,方青與黃一講到了自己對未來規劃,就是出國讀書。如今,由於新冠疫情在各國頻繁爆發,出國的簽證限制多多,方青只好先工作存錢,之後再考慮讀書後移民的事宜。

不過,黃一也有很多擔心。 作為亞裔,個體出國之後也會遇到一系列的身份認同問題,以及能否找到好的工作,真正地停留在那個地方,仍然是一個未知數。 「宛如喪家之犬,我們無家可歸」,TA無奈地感慨道。

截至發稿前,7月6號晚上,大量的LGBT公眾號被封,甚至一位管理公眾號的學生的微信也被封了。 黃一以為只要安全度過了七一,再過完了七天禁娛令,一切就平安無事。 但就在前一天,這場對性少數的線上圍攻仍然在繼續。

那晚,黃一依然徹夜難眠。 TA不停地刷新微博,希望看到關於封號的更多討論與信息。 TA猜測,或許是與最近新出的三胎政策有關。為了增加勞動力,中國政府不允許「不婚不育的同性戀存在」,更不歡迎「女性生育自由的女權主義」。

在7月6號之後,不少關注性別議題的普通網友,都紛紛轉發柴靜2005年採訪張北川的影片截圖。 在談及社會為何不接納同志時,張北川表示:「因為我們的性文化裡,把生育當做性的目的,把無知當純潔,把愚昧當德行,把偏見當原則。」

也有不少網友提及2011年中國明星呂麗萍歧視同性戀事件,遭到了公眾的大量批評。 然而這種言論自由的空間,自2012年習近平上台之後,逐漸被維穩取代。如今,就連昔日有同志遊行的香港,也礙於《國安法》的出台,無法放映台灣的同志紀錄片。

或許明年的五月,這場針對中國LGBT行動者的「貓鼠遊戲」仍會繼續。 一個現代版的使女故事,正在當下中國慢慢成為現實。

作者:Jesus Lin 關注性別、種族與勞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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