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今天會有人協助我看電影嗎？還有以後能不能放一些中文的影片啊？我聽不懂英語呢！」在《親密治療》的觀影現場，一位視障參與者向活動的志工提出了請求。
志工躊躇了一會兒，向參與者委婉地表示道歉，告訴對方本場活動並沒有請到專業做口述影像的老師，詢問他能否接受志工以一對一的形式，向他慢慢介紹電影的情節。至於參與者的另一個請求，志工則坦言中國本土的殘障影片並不多，因此可能無法滿足對方的期待。
視障參與者的提問，只是文化平權在中國踐行的困境之一：不僅以殘障社群為主題的影視作品、圖書出版產量極少，而且大量與藝術有關的展覽與會議都缺乏無障礙設施、合理便利，無疑把障礙者在藝文方面的需求置於「空中樓閣」。
如今，民間已經有殘障個體、殘障NGO意識到這個問題，並開始以個人行動、線下工作坊等形式，為更多障礙者提供了解與接觸融合藝術的機會。不過，在中國官方層面，與文化平權的政策，仍處在「緩慢發芽」的狀態。
當文化平權，受困於「健全中心主義」
聯繫上聽障導演高明的時候，他正在準備籌劃一部殘障與性的影片。
作為殘障社群的個人行動者，高明一直在中國努力地推廣文化平權。在他看來，文化平等的理念與踐行，不僅是有益於殘障社群，而且還可以推動無障礙設施的普及與共融社會的形成。
除了拍攝紀錄片，高明還是一個插畫師、自由撰稿人，通過畫、文字、影像等各種形式，提高身心障礙者在社會的能見度和自信感，幫助他們可以從大量偏見中「驕傲出櫃」。
然而，高明的願景很美好，實踐卻充滿了艱辛。在2014年大學畢業之後，他就開始拍攝紀錄片。對於不善言辭的高明而言，紀錄片是在失聰之後一個給予自己陪伴與鼓舞的角色，也是他回應這個世界的一種方式。
那時，高明宛如一只不怕虎的初生牛犢，主動申請去中國的一家電視臺實習，希望學到更多紀錄片拍攝的技巧。但在電視臺裏工作，高明卻沒有遇到殘障或用手語溝通的同事。這讓他非常苦惱，只能只能慢慢自我探索，積累經驗。
在沒有人為他提建議的窘況下，高明有段時間甚至開始自我懷疑，覺得殘障者可能沒法做好導演這個職位。直到他去了臺灣深造，親自去拜訪了聾人協會與臺灣公視的老師，這才發現自己困在「健全人中心主義」（Ableism）的環境中。
健全人中心主義，是指對障礙者的歧視觀，認為個體由於殘障而失去了社會參與的能力。由於中國社會處在福利模式與醫療模式中，且沒有殘障平等教育的前提下，大量的非殘障者在日常生活中，會以如此畸形的態度去看待殘障者。
上述現象，也導致了在職場中的高明，失去了殘障同伴的支持。慶幸的是，在老師的推薦下，高明得以認識了一些臺灣的聽障導演，還學到了不少創作與拍攝的知識，讓他對文化平權需要的社會支持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從那之後，高明開始研究殘障者在中國影片的形象，思考自己要如何把真實故事呈現在鏡頭面前。他發現，中國的影視作品都習慣把殘障者設定為「身殘志堅」的狀態，無疑又加深了大眾對殘障者「可憐」、「值得同情」的刻板印象。
毫無疑問，這也是「健全人中心主義」的體現之一。非殘障的藝術創作者缺乏對殘障社群的了解，也沒有與他們在日常中相處的經驗；即使個體已經有意識為殘障社群發聲，可作品呈現仍然達不到尊重、平等與共情的要求。
為此，高明決定舉起鏡頭，開始拍攝起了身邊的朋友，通過記錄他們的生活，反映殘障社群的現狀。後來，考慮到一部分殘障者有隱私困擾，高明便把他們的感受，通過文字與插畫的形式去呈現，以此填補相關資訊的空白。
在高明之外，近年來出現了不少個人行動者，以藝文形式去倡導文化平等。比如在2020年，聽障導演戈弋在北京發起了一個與聽障相關的展覽，邀請參與者通過視聽設備，去體驗聽障者的聽覺世界，並從中普及一些關於聽力的知識。
這種在社群內部興起，由個體以自身障礙經歷為素材，去發起藝文活動的形式，正在慢慢流行。畢竟，比起激烈的殘障維權，又或者是以賦權為主的小型工作坊，藝文活動在沒有言論自由的中國，反而顯得更加溫和，也可以傳播得更廣。
但與此同時，殘障行動者們也面臨著一些困境，比如找不到合適的線下場地。因為在中國的藝文空間中，如影院、藝術園區、圖書館等，無障礙設施與合理便利普遍缺乏；只有少數是障礙者就業的店鋪，才可以接納殘障者發起藝文活動。
如果線下做不了，那麼線上可以解決問題嗎？在疫情蔓延的當下，高明把紀錄片都放在了網路上傳播，收到了不少好評。但他也很擔心，隨著官方對網路的審查愈發嚴格，這些被誇為「有創意的作品」，會突然有一天消失得無影無蹤。
現在，由於脫口秀在中國受到了大量追捧，高明一方面在思考能否能發起殘障主題的脫口秀演出，另一方面也在尋找其他推廣文化平等的形式，從而讓障礙者獲得更多的發言權。
為障礙者的文化需要，而「散播種子」的民間力量
促進文化平權這條路上，若只是依靠個體行動者的發聲與行動，無疑是難以持續的。為此，比行動者擁有更多人力、資金等資源的非政府組織（NGO），則成為了滿足社群需要的重要民間力量。
一位在NGO工作多年的志工黃香告訴筆者，對於不少殘障者而言，這些藝術活動都是他們在生活中難以接觸到的：一方面是無障礙設施與合理便利的缺乏，導致出行困難又繁瑣；另一方面則是外界會以異樣目光看待，令他們不敢主動報名藝文活動，進而長期無法進行社交活動，最終對身心健康形成負面影響。
黃香曾深度參與兩個針對不同年齡的殘障藝文項目。第一個是面向中老年殘障人群的項目。NGO會先邀請不同障別的人群參與，再向當地的居委會申請一個免費的場地，之後再尋找如舞蹈、音樂等專業老師，在每周末組織一次藝文活動。
她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則是這些中老年殘障者們，盛裝打扮好，去監獄表演。演出除了給障礙者一個表演的舞臺，也是利用了殘障者的「身殘志堅」的刻板板標簽，給勞改犯們看到生活的希望，讓他們積極改造、早日出獄。
對此，黃香坦言「這是一種政治目標」。在中國，NGO的大部分藝文活動，都要考慮中國「維護社會穩定」的要求，才可能長久地進行下去。而且，若藝文活動的規模足夠大，NGO還需要提前向政府部門報備，得到批准後才可以發起。
後來，黃香來到另外一個服務青年殘障群體的機構，接手了一個藝術療癒的項目。與上一家機構明顯不同，這個機構服務的群體年齡輕一些，倡導的理念也更為先進，從服務社群轉變為賦權社群，鼓勵個體在參與藝文活動之外，也可以自主發起。
比如NGO會發起一個領導力工作坊，邀請一些經驗豐富的老師，以及全國各地的殘障骨幹，一起根據社群的需要，討論如何發起一個線上或線下的藝文活動，再學習如何寫一份項目書、計算成本以及最後執行的技巧。
在工作坊中，黃香會不斷地調整每日的安排，讓這些殘障骨幹們在安全空間內，淋漓盡致地表達想法與困惑，尤其是基於殘障的刻板印象。她認為，這些表面只是傾訴的對話，會慢慢像蒲公英的種子般，散落到全國各地。到那時，骨幹們也會發起類似的觀影會、讀書會、茶話會等，殘障者的藝文需求就得以「有處安放」。
除了在社群內部賦權，NGO也在思考各種「出圈」的可能性，比如發起殘健融合的藝文活動，讓殘障議題不再局限於「小眾狂歡」。黃香就參與過一個心智障礙機構發起的撫慰犬活動，以寵物議題為亮點，吸引大眾去了解撫慰犬的工作，科普其與自閉症群體的聯繫。
然而，單個NGO自主組織的藝文活動，或者以培力工作坊賦權個體行動者，影響力是有限的。哪怕這些活動的時間已經選擇在中國助殘日（每年的5月17日）的前後，可以通過媒體增加曝光率，但公眾對此的關注度仍然很低。
一些NGO注意到上述現象後，便決定聯合起來，組織行動。比如在2014年11月，一加一殘障人公益集團等六家公益機構，共同發起殘障發聲月的活動。從那之後，每年11月都被社群認為是發聲月，一些NGO也會發起響應的藝文活動。
長達一個月的時間裏，與殘障相關的藝文活動，則成為助殘日之後的第二個活動高峰。這也是黃香整年的工作計劃中，最忙的一段時間；但她卻不覺得辛苦。畢竟，只有在這個月，障礙者才有更有機會去接觸與了解多元文化。
文化平權政策，正在「緩慢發芽」
當民間力量已經有意識去採取各種策略，實現身心障礙者的文化平等。那麼中國的文化政策，在平權的進度如何呢？
早在2016年，聯合國便通過了《殘疾人權利公約》，中國正是締約國之一。在公約中的第三十條，就明確提到了「參與文化生活、娛樂、休閑和體育活動」，表示國家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確保殘疾人有權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參與文化生活。
從2010年起，中國殘聯、文化部等部門發起「全國殘疾人文化周」的活動，讓各地組織相應的藝文活動。至於藝文活動的時間，則沒有統一標準。各地會選擇靠近障礙者相關節日的時間，或者根據當地具體情況再發起。
不過，上述政策雖然看起來非常注重殘障者在文化方面的參與，但在活動的實際執行中，卻差強人意。
一位曾在殘聯工作過的社工荔枝告訴筆者，殘聯發起的眾多藝文活動，如觀影、插花等，都不是公開發起的；參與者只限於戶籍在當地的殘障者，由專門的工作人員直接打電話通知。至於非本地戶籍的殘障者，則不知道有藝文活動的存在，也沒資格參加。
荔枝認為，殘聯在發起藝文活動的過程中，更重視對障礙者的管理。如果允許非本地戶籍的殘障者參與，在活動中出現了意外的窘況，那麼當地殘聯則需要承擔這些風險與責任。出於此，殘聯便只願意管理與負責當地殘障者。
此外，對於藝文活動的選址，殘聯並不會花太多的時間去解決無障礙、合理便利的問題，而是從殘保金拿出一部分資金，再征集一些志願者，讓他們去引導殘障者進出場地，或者幫殘障者抬輪椅等事宜。
最後，參加藝文活動的殘障者，都會獲得一些從殘保金支出的交通補貼。哪怕個體對藝文活動不感興趣，也會因為補貼而來。因為活動的參與者越多，發起的政府部門則可以把此作為政績，寫入工作報告。
從戶籍限制殘障者的參與，到活動執行不考慮殘障者的需要，荔枝不由得感慨「過於形式主義」。她坦言，這些藝文活動更注重領導的政績，執行的理念也是通過發錢的「幫扶與救助」，實際上無益於提高社會上的殘障平等意識。
荔枝的不適感，在另一位採訪對象東芝的分享中，也出現了類似的描述。東芝是一個肢殘的大學生，曾給殘聯與高校合作的藝文活動做志工。當時，東芝看到有學校要舉辦一場「無障礙衣服」的展覽，便興致勃勃地報了名。
但在活動的現場，東芝只是看到了不同的殘障者在走秀，至於無障礙衣服的理念是什麼，不同障別的個體對衣服的需要是什麼，直到活動結束都沒人提及。這讓東芝大所失望，覺得自己只是參加了一個以殘障為噱頭的服裝發布會。
後來，只要知道是殘聯發起的藝文活動，荔枝與東芝都不願再參與。她們的回避態度，正是對中國在文化平權政策上「敷衍了事」的一種反抗——當藝文活動，變成了當地政府顯示政績的「工具」，殘障者的基本人權也成為了「空中樓閣」。
中國官方應該反思的是，這些藝文活動的策劃者是否大部分是殘障者，以及殘障者本人想參與什麼類型的藝文活動。最重要的是，官方不應該限制障礙者的選擇，而是應該提供一個想像空間，讓他們意識到自己可以選擇什麼。
截至目前，新冠疫情在中國已經得到了控制，偶爾還會有零星病例出現。隨著趨勢逐漸好轉，一些殘障融合的藝文活動，正在線下有條不紊地展開。黃香告訴我，由於殘障者在家憋得太久，所以每次把活動申請發出後，參與者都是爆滿。
她說，中國的輿論環境有可能會愈發緊縮。但在此之前，她與個人行動者高明的理念一樣，都希望自己可以盡量多做一些事情，讓「文化平等」這顆緩慢發芽的種子，還能在這片不自由的土地上，繼續生長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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