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初肆虐全球的2019年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大流行，加速過去數十年來日本政治體系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e)進程，從日本中央政府與地方的都道府縣對抗疫情的權力更迭，可以看出疫情大流行對日本政治體制帶來的變化。
COVID-19疫情 日本政治體系邁向分權
2019年冠狀病毒疾病疫情大流行對全球帶來無比傷害，造成人命損失與經濟災難，日本也不例外，然而日本中央與地方對於COVID-19疫情的回應，凸顯日本政治體系朝分權化邁進。
日本國會於1999年通過「地方分權法及相關配套法案」後，2000年4月1日生效，但是過去數十年來地方分權速度緩慢，COVID-19疫情大流行可望加速推動日本地方分權的腳步。
日本中央政府與各縣首長之間因為面對COVID-19疫情的回應態度不同，兩者之間的權力平衡逐漸產生變化。中央政府擁有宣布、擴大、延長或解除緊急事態宣言的權力，並在因應去年首波COVID-19疫情時，單方面逕自宣布防疫對策，然而近來卻逐漸變成只有在地方縣長做出要求時，中央政府才宣布緊急事態宣言。
東京前副知事、明治大學管理研究生學院政治學教授青山佾(Yasushi Aoyama)說：「自COVID-19疫情大流行以來，日本中央政府一反常態，逐漸將權力下放各縣首長。」
緊急事態宣言 由中央轉為地方主導
去年4月，時任首相的安倍晉三(Shinzo Abe)以中央政府立場發布第一次緊急事態宣言，隨後擴大到全國範圍。
但是在安倍因健康因素下台後，日本中央政府領導階層改組，抗疫做法也跟著改變，加上東京都、大阪府及北海道等地方首長在抗疫的姿態轉趨強硬，使得日本中央與地方在抗疫指揮出現逆轉。
接下安倍首相職位的菅義偉(Yoshihide Suga)於今年1月初及5月初兩度發布緊急事態宣言，不過，菅義偉都是在地方的都道府縣首長提出要求後，才做出宣布。
日本時報記者高橋龍星(Ryusei Takahashi)撰文指出，不僅兩次緊急事態宣言是在地方要求而做出宣布，中央政府許多COVID-19抗疫措施，都是應各縣要求才做出回應。高橋龍星認為，如此不僅讓縣長被民眾視為抗疫英雄，同時也減損民眾對中央政府的信任，並招致民眾指責中央抗疫反應過慢，實施不適當的防疫政策，或是過早解除防疫措施等。
國旅振興計畫 地方民意凌駕中央
另外，從日本政府去年7月下旬斥資1.35兆日幣打造的旅遊振興計畫「Go To Travel」，可以看出中央政府與地方權力轉換的趨向。
前首相安倍在COVID-19疫情大流行期間推動的這項振興經濟方案，被批評為魯莽且違反民眾預期的做法，但安倍到下台前仍無意撤銷這項計畫。
到了去年10月，日本全國的COVID-19確診病例數大幅激增，迫使多名縣長向中央政府要求在各自縣內停辦國旅補助活動，菅義偉同意這些縣長的要求，並與各縣長開會討論旅遊振興計畫的相關決定，到了11月下旬，日本全國停止這項遭到民眾詬病的國旅補助計畫。
高橋龍星認為，日本首相參考更多地方領導人建議而制定國家政策是日本政治體系內的一項明顯轉變，並指這種轉變將會從基本上繼續形塑日本政界對抗COVID-19疫情的模式。
對抗疫情應以中央為火車頭 地方為輔
不過，日本在抗疫對策轉變成地方主導，並非對抗疫情的最佳模式，仍應以中央政府主導抗疫，再由地方配合。
日本慶應大學(Keio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與東京政策研究基金會(Tokyo Foundation for Policy Research)高級研究員土居丈朗(Takero Doi)指出：「為了消滅病毒，中央政府應該在國家問題上負起責任，但是要信任並授權縣長在地方配合回應。」
中央在抗疫過程中將主導權逐漸下放地方，土居丈朗認為：「中央政府居於下風，本身是一個問題，但更大的問題是，必須清楚是中央或地方要為抗疫負起最大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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