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家王樸老師在臉書上的短文《紅歌》裡寫道：
「有時候我真恨自己，不管什麼時候想起來哼唱一首歌，第一時間冒上心頭的都是一首紅歌。而那紅歌所表現出來的情緒，卻正是當時我深惡痛絕的。天地良心，我從來憎惡這些鼓吹暴力的宣傳，當年別說參加紅衛兵了，看見批鬥會和遊行集會我都能躲多遠躲多遠。可是沒辦法，我自小就在紅旗紅歌紅海洋的環境下長大」。
我素來喜歡王老師的文字，於是在下面跟帖：日本有些耄耋之年的老大爺，一唱起軍歌，就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他們並非妄想「老驥伏櫪，志在戰爭」，經歷二戰傷痛與戰後七十多年的絕對和平主義教育的日本人，大概鮮有人想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九十年代初我負笈東瀛之時，「稀為貴」的留學生還被當做大熊貓，找房子，介紹打工，辦理各種手續等都受到民間中日友好團體的熱情關照。節假日被輪流接到大爺大媽家白吃白喝白拿，短暫回國還有他們準備的伴手禮甚至精緻封信裝的「送別」金。真是舒經活絡，氣血暢通。不像現在，日本民眾對華親近感已經急劇惡化。
一次一位前輩赴美讀博，中日友好協會舉辦餃子宴，歡送與聯誼。
餃子宴 (示意圖/Matthieu Joannon/Unsplash)
酒酣耳熱，我們這幫高歌「送戰友，踏征途，革命生涯常分手」，神龜雖壽的我孫子（人名）會長一番祝詞之後清爽一下喉嚨，突然唱起了《戰友》、《同期之櫻》，最後幾位老人勾肩搭背，惺惺相惜，唱得那個老淚縱橫。
我們雖然聽不懂歌詞，但從旋律和老人們的神色動作中明白唱的是軍歌。好傢伙，原來日帝亡我狼子野心不死，於是他們平日的良善此刻在我們眼中變為笑面虎，如此不齒。只是飯後還有日用品的抽獎遊戲，大家早就各自相中了獎品，於是只好壓住階級仇，民族恨，不鼓掌不喝彩，埋在碗裡，悶頭嚼肉。
其實經典軍歌《戰友》是根據日俄戰爭時一位僥倖活命歸來的出征士兵的戰爭體驗而寫的悼亡鎮魂歌，由於音情頓挫，哀情傷切，很快傳遍全國，廣為流傳。但歌詞一開頭就是「這裡是遠離御國幾百里的遙遠滿洲，赤色夕陽俯照大地，戰友的屍體埋在亂崗野石之下」，不但不能鼓舞士氣，反而武運國運將陰霾籠罩，因此戰爭期間歡送出征士兵時禁唱此歌。昭和初期，戰爭記錄文學《肉彈》（旅順實戰記）作者櫻井忠溫大佐曾用「這裡是遠離御國幾百里」的這句建立一座石碑，但因此歌有厭戰情緒，差點被拆掉。戰後駐日盟軍為從精神上徹底瓦解日本，禁唱所有的軍歌，當然此歌也被禁。
據一位留學生說大阪京橋一帶曾有專門供老兵唱軍歌的居酒屋，但不知現狀如何？一是老兵日漸離世，即使健在，恐怕也難出門慷慨高歌；二是新冠之禍，飲食娛樂界雪上加霜。總之貪生怕死的吃瓜群眾未能親探「虎穴」。
新幹線上京。
新幹線 (示意圖/Chris Barbalis/Unsplash)
舊友三五聚在池袋的「東方紅」餐廳-以文革時期風格為主題的中餐廳。日本到底是自由民主社會，不像馬來西亞那樣以「宣揚共產主義」為名突襲，粗魯地撕下墻壁上高掛的毛澤東肖像。服務員一身草綠色無領章軍服，手臂上帶著「為人民服務」的袖章，菜單製作成毛語錄的大開本型。關於文革時代，問年輕的打工妹，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雖非正宗的湘菜，但異國他鄉能吃到幾道美味佳餚，一解「舌頭上的鄉愁」，也是萬幸了。
至於文革之痛，隨著時間和空間的位移，那種歷史的糾葛竟然變成浪漫的想像。席間諸位大快朵頤，高談闊論當「黑五類狗崽子」時陽光燦爛的日子。店裡流淌的是鄧麗君情意綿綿的「何日君再來」。我敢說，如果響起「東方紅，太陽升」，諸位也會情不自禁地高歌一曲，扭忠字，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以為忤，毫無罪咎感。
儘管我們在日本生活的時間遠比在中國要長得多，大概一生都很難脫掉烙印在心裡的紅馬甲，革命情愫已經薰神染骨，這也是紅色懷舊生意經久不衰的原因。
1953年開始，約有三萬名居留中國的日本人以及戰俘陸續乘船回國。在「竹幕」重圍下關於新中國信息極少的時代，他們自動充當了共產黨的傳聲筒和宣傳員，儘管他們作為戰敗國國民在中國有過種種的不盡人意，經歷中國內戰的混亂和困苦，不少目睹解放區的「土地改革」以及鎮壓反革命的殘酷與悲慘，但是他們回日本後發表的言論中，大部分對中國的幸福生活滿意，「讚賞中國政府的政策」。
一位名叫明石勝英的日本人記錄了在中國東北生活九年的經歷。戰敗後他作為蘇聯紅軍的俘虜被關進收容所，後來因是醫生，被實用主義的中共留用，「人盡其才」，直到1954年回國。他是極少數撰文直言「土改」中批鬥地主的殘酷、「三反五反運動」中黨濫用權力、模糊反革命概念的。
那麼為什麼大部分日本人會看不清真相，會對新中國感恩戴德和加深贖罪意識呢？
毛澤東試圖聯合日本，對日本戰俘「人間改造」的第一步就是復活「腸胃記憶」。(合成圖/取材自維基百科)
蘇聯紅軍虐待日本戰俘，在被稱為「人間地獄」的天寒地凍的西伯利亞，被當作戰利品的日本俘虜被懲罰苦役，許多人在皮鞭下被凍死、餓死。
1950年，毛澤東向斯大林要求移交近一千名日本俘虜，將其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據日本學者高尾榮司研究，這是毛澤東為制衡美國，試圖聯合日本的一項計謀。 對這批日本戰俘的「人間改造」的第一步就是復活「腸胃記憶」。
作為滿洲國總務廳次長，被俘的古海忠之也是這批被精選後移交到中國的戰俘之一。他做夢都沒想到如此好運會降落在自己頭上，他刻骨銘心的一句中文就是「夠不夠？」 。「每天有三頓大米飯。管理幹部必問我們，『夠不夠？』， 若回答『不夠』，那麼馬上就有足夠的大米飯拿來供我們飽吃。我們很高興，甚至有人因吃得過多而發生問題」。
高尾榮司的書中記載了一位改造日本戰俘的中國管理幹部的話：「這一千名日本俘虜回到日本介紹中國，比幾十萬中國人去日本宣傳中國更有效。我們中國人到日本宣傳中國的共產主義好，不如一個日本人自己說在中國的體驗」。
本國人民尚處在饑寒交迫之中，日本戰俘却受到「特供」的高規格優待，食物的飽腹與記憶感是他們終身對新中國懷有好感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們後來連同太原戰犯管理所的戰俘回國後成立「中歸聯」，大部分參與中日邦交友好運動，也有人神話了毛以及毛文革。
對中國右派分子的「饑餓改造」與對日本戰俘的「飽腹改造」，某種意義上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改造腸胃比改造思想要有效得多，畢竟，先有物質，後有精神。
斯維特蘭娜．博伊姆（Svellan Boym） 曾說，懷舊者不是總是懷疑被迫害的妄想狂，而是懷想狂。另一方面，懷舊者具有驚人的能力，牢記各種感覺、味道、聲音、氣味，那失去樂園的全部的細微末節，這是那些留在故鄉的人們從來注意不到的，飲食和聽覺懷舊具有的特殊意義。
同唱軍歌一樣，我孫子會長唱起「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中文發音字正腔圓，行氣如虹。
生命的密碼一旦滲入血液，駢根連枝，伊誰與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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