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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公民維權事件的歷史高峰——建三江事件


建三江事件的背景

「建三江事件」發生在2014年的三月到四月,當時習李換屆已經一年多,政治形勢跟胡溫時代相比雖然開始有收緊趨勢,但大體環境還是類似的。

在胡溫時代,公民社會開始發育,公民的權利意識顯著提高。公民越來越多的參與到公共維權事件,有些甚至明顯改變了國家立法。比如2003年大學生孫志剛被打死後的「五博士上書事件」引起輿論發酵,最終使得政府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胡溫當局雖然守成有餘創新不足,但畢竟大方向是與世界接軌。溫家寶政府還出台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中國當時在緩慢地走向法治社會。但是有諷刺意味的是,胡溫的相對開明卻導致把持政法系統的周永康坐大,政法系統依舊保持了守舊、僵化、漠視人權的傳統,在周永康任內,搞出了高智晟、陳光誠、劉曉波三大政治案以及諸多侵害人權的案子。同時由於中國人的公民權利意識正處於上升期,所以層出不窮的公民維權事件構成了中共歷史上少有的波瀾壯闊的抗爭運動時代。比較典型的是2012年和2013年許志永、丁家喜等人發起的「新公民運動」,以公民聚餐、推動官員財產公開、呼籲教育平權為主要活動方式。

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開始逐漸緊縮公民社會。當時我在北京一家NGO,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進行農民工權利研究,資助方是丹麥人權研究所。當時外國的人權機構能夠資助國內NGO的活動,一方面是由於胡溫當局與世界接軌造成的寬鬆政治環境,另一方面因為能夠被接納的外國基金會其實把更多的資金投入到了中共控制的大學、研究機構以及官方團體。習近平上台之前,我們已經在每週開辦人文講座、不時召開研討會,並進行社會調查以及發行相關報告。習近平上台後,在國保壓力下逐漸取消了講座、研討會,以及有可能聚集人氣的各種活動,直到2014年10月香港佔中運動期間傳知行研究所受到毀滅性打擊。

2014年春,習近平剛上台一年多,新公民運動剛被鎮壓不久。公民權利運動雖然受阻,但民間維權活動還是上升態勢。當時形成了一種維權模式,每當發生政府侵害人權事件時,人權律師首先介入,依據中國的法律控告官員違法或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利。如果當局違法阻止律師辦案,很多積極公民會協助律師進行現場示威抗議。由於當時輿論環境的寬鬆,很多公共事件得以在互聯網上傳播,甚至也有官媒刊登的情況,從而有可能使得地方官員侵害人權的危害得到減緩甚至糾正。比如江蘇反強拆的范木根在與衝進家裡的打手搏鬥時刺死兩人,在維權律師王宇等人及公民集體維權努力下,原本被控故意傷人致死的范木根最終以防衛過當判刑8年。

可以說,假如沒有習近平的倒行逆施,中國沿著胡溫當局的溫和路線往前走,很有可能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公民社會逐漸發育、公權力逐漸受到法律和輿論的監督制約,從而逐漸轉型到法治社會,為進一步民主化帶來希望。

建三江事件概述

「建三江事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網上至今有很多記錄文章,維基百科裡也可以查到事件的梗概。就單起公益維權事件來說,建三江事件是公民社會團結協作為人權鬥爭的典範。「建三江事件」的起因是黑龍江農墾總局下屬的建三江農墾局非法關押了數十名法輪功修練者。人權律師唐吉田、江天勇、王成、張俊傑在解救這些被關押者時,於3月21日被農墾當局的派出所拘留並遭到酷刑。經過「新公民運動」,當時已經形成了一個維權律師和維權公民的網絡。很快四名律師被拘留的消息傳到了維權圈,大家開始想辦法營救四位律師。不久被拘留5天的張俊傑律師首先被釋放,他遭受酷刑的經歷更是激起了公眾的憤怒。

一批又一批的人權律師和捍衛人權的公民活動者前往建三江。律師們除了在當地、在黑龍江省會哈爾濱進行控告、申訴等法律行為,面對建三江公安當局的蠻橫凶狠,律師和公民還一起進行了抗議和絕食鬥爭。在抗議的過程中,律師中又有王全璋、王勝生、傅永剛三位律師被非法綁架和毆打。另外還有十五位公民被拘留並受到酷刑。

當唐吉田、江天勇、王成被拘留15天釋放後,經檢查每人多處被毆打骨折,加上張俊傑律師,一共被打折24根肋骨或胸骨。全國網民通過各種方式聲討建三江警察的暴行,並呼籲釋放仍然被關押的公民。當所有被關押的公民釋放後,持續的憤怒聲討還延續了很長時間,直到傳出建三江關押法輪功修練者的黑監獄被關閉的消息。

建三江事件中的公民參與

建三江事件中,共有三十多位人權律師奔赴建三江前線抗爭,而東北之外全國各地公民奔赴建三江的大概有七十人左右,此外還有大概一、二十個東北本地公民去建三江參與抗議。要不是建三江地處中國最東北角並且當時還是春寒時節,肯定會有更多的公民抗爭者到前線抗議。

公民參與在建三江事件中有了更多的歷練,從動員、籌款到行動,也是公民社會協作最好的一次。除了公民和律師互相配合之外,建三江事件也反應了公民社會逐漸成長並有了一定的成熟性。

首先是公民維權行動派人士形成了圈子。經過探訪陳光誠事件、新公民聚餐活動,以及各地的自發結社互動,在當年2月份發生民主人士薛明凱父親被不明墜樓死亡的事件中,已經有一百多位維權人士集體向曲阜當局抗爭。建三江事件中帶領公民抗議活動的就是曲阜事件中主要維權人士翟岩民。秦永敏組織的玫瑰團隊中很多人也踴躍前往。遲盡春、張焱等本地維權人士則做了很多的接應工作。

其次,支援建三江四律師的公民組團後各有分工,大家各司其職,互相聯繫協同。公民聲援團設立了幾個協調人,我也是其中之一,負責募捐以及分配募集的資金到前線。聲援團發出四次聲明,譴責建三江當局的野蠻違法暴行,呼籲公眾支持,共募集了16.7萬元人民幣。為了避免因為資金募集和使用不當,我在保證安全的情況下根據協調小組的財務規定,盡可能公開透明使用資金,並且至今在網上保留著全部原始記錄。最後剩餘資金補償給了被拘留以及被酷刑的公民。中間涉及到的資金經手人有時會受到同道質疑,由於我掌握所有的財務信息,總是可以進行澄清。這些努力使得建三江的公民集體維權保持了高度的道義形象。同時,前線抗爭的公民都留有簽過字的律師委託書,以便被抓後有人權律師及時跟進。

第三,公民抗議者使用了最新的互聯網技術。當時主要的網絡傳播工具是微博,當事人對事件的描述通過微博迅速傳播。公民聲援團的聲明也通過微博發布。微博上的消息再進一步擴散到博客、推特、網站等其他媒體。微博是公開的,也是政府可以監控的,而公民抗議者之間主要使用Viber進行聯繫以協調行動。當時這一通訊工具還沒有被封鎖而且地方當局並不了解,所以當地警察很奇怪為什麼沒有監控到山南海北的人紛紛湧到東北這塊邊陲之地。

第四,在為正義而抗爭的感召下,很多公民和律師做出了感人的犧牲和奉獻。為了省錢,李燕軍從廣西坐三天三夜的火車硬座、啃方便麵,走了個中國最西南到最東北的對角線。律師們除了訴諸法律也和抗爭公民一起絕食抗議,甚至有女律師晚上就穿棉大衣和其他抗議者一起睡在派出所對面的馬路上。陳建雄被警察毆打,臀部被踢得潰爛留下永久傷疤,但從未服軟。儘管有社會募捐給予的基本食宿支持,但這些抗爭者為正義甘冒風險和不畏艱苦的精神仍然令人肅然起敬。

第五,除了前線抗爭者以及有關的組織者,全國各地實際上到處有抗議建三江警察暴行的聲浪。當時的中央政府還沒有像後來的強力維穩一樣強行壓制各地的抗議者。我本人在北京也沒有受到警察的阻擾,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北京剛剛發生人權捍衛者曹順利死於看守所事件,北京當局對於維權人士奔赴東北有可能坐觀其成。這就給了公民抗議者集體行動的契機。

後記

建三江公民維權事件可以說在中共統治下的公民權利運動中達到了最高峰。此後公民維權運動還在繼續,比如建三江前線公民抗爭的領導者翟岩民、劉星等民間行動派繼續到蘇州紀念林昭、到鄭州聲援因祭奠趙紫陽而被拘留的十君子等等。但是當年十月聲援香港佔中運動中,習近平下了狠手,抓捕了大量的民間維權者。2015年五月又抓捕了民間維權人士的標誌性人物屠夫吳淦以及翟岩民等街頭行動派的主要人物。到了7月又發生了震驚中外的709律師大抓捕,當年各地還零散抓捕了各地維權運動中的主要人物,從此公民維權行動難再形成氣候,底層民眾也再難有獲得公平正義的希望。

回頭看這段歷史,那些前線抗爭者忍受了路途艱苦、嚴寒和毆打、羞辱、酷刑,但他們只是和平的抗議地方當局違反了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這種道義性中共始終無法抹黑。除了律師群體和少數公民抗議組織者有高學歷,大部分前線抗議者是只有中學學歷的平民,他們勇敢、理性的抗議粉粹了中共散佈的「中國人素質低,不配享有民主」的謊言。從建三江事件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中國民主化的阻力不是國情,而正是獨裁者習近平本人。

作者》楊子立(中國人權活動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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