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駐德代表處臉書上公布了一則德國重量級媒體〈時代週報〉所刊台灣專題報導全文翻譯，駐德代表謝志偉也透過臉書盛讚，該篇以「和中國不對盤-台灣的新自覺」為題的報導，是對台灣最貼切的德文報導，細細描述了台灣與中國的歷史糾葛、價值對照，讀來心有戚戚焉。謝志偉特別指出，該報導撰文記者是到過台灣的中國人。
謝志偉今日透過臉書指出，德國重量級媒體〈時代週報〉網路版（Zeit Online）前兩天登出一篇以台灣為專題的報導，簡直就是為德文讀者上了一節台灣近代史加現代史以及當代簡史課。謝志偉說，就連台灣人在讀到某些部分時，也會心有戚戚焉。
謝志偉表示，該篇專題報導題目可譯為「和中國不對盤-台灣的新自覺」（Streit mit China - Das neue Selbstbewusstsein Taiwans)。他讀了原文後，敢打包票，保證是近年來對台灣「最貼近、最貼身、最貼心、最貼切的德文媒體報導文章。」
談及該報導，謝志偉表示，其開頭即指出，台灣在最新版護照上將TAIWAN放大的意義，且全文將台灣與中國的歷史糾葛、價值對照，以由遠而近的角度細細描述，有鄭成功的反清復明，也有魏德聖的《賽德克·巴萊》。
特別的是，謝志偉指出，撰文記者是到過台灣的中國人，對台灣的際遇極為同情與認可，但正因如此，不能用真名，只能用假名（Franka Lu)，「這點和台灣的命運還真有點像。」
文末，謝志偉不忘附上台灣駐德代表處新聞組年輕外交官翁豪對該文的全文翻譯：
【台灣的新自覺】
Das neue Selbstbewusstsein Taiwans
時代週報網路版 (Zeit Online)
作者：Franka Lu (中國記者與企業家，在中德兩國工作，以批判性角度報導中國的文化與日常生活，為保護她的工作與私人生活，她以筆名撰文。)
日本戰略研究論壇(Japan Forum for Strategic Studies)資深研究員Grant Newsham去年在台灣首都台北經歷了一次感動人心的場景。當時，Newsham困惑地站在一處捷運站出口的地圖前，一位年輕台灣女性靠前詢問能否提供協助，最近他在一篇登在《Asia
Times》的文章中如此描述。接著，這位女士問他從哪裡來。他說，「美國」；她回，「請您不要讓台灣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這位年輕女士的憂慮在台灣普遍存在，因為這個島國與台灣人的認同正處於十字路口。不論這個國家決定哪個方向，可能之後就再也沒有回頭路，尤其是與中國大陸的關係。
今年發生了許多出乎意料之事，其中有一件歷史事件迄今卻在全世界的媒體報導中還未得到它應有的重視：台灣政府最近發布了一個新版護照，護照封面的Taiwan被放大，而舊版護照上明顯可讀的Republic of China則被融入了國徽之中，因而幾乎無法辨讀。過去國號Republic of China常被人誤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新版護照不會讓人有這樣的誤解，現在台灣變得更具象徵意義，它放大了自己。
這勇敢展現台灣新的國家自覺與文化認同。就此，台灣自1949年起對中國大陸帶有懷舊色彩的愛，被畫下象徵性句點，這也標誌台灣完全自我認同的開始。
「我是台灣人」
新版護照的發行與備受關注的捷克參議院議長維特齊訪台行約同時發生。維特齊議長是過去30年來訪台層級最高、規模最大的訪問團團長。在一次戲劇性的時刻，他效法甘迺迪的柏林演說，以中文宣告：「我是台灣人」。維特齊對台灣的支持來得正是時候，而他仿效甘迺迪的談話也有其道理。現今，台灣是亞洲新的民主燈塔，深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欺凌與虐待。
維特齊抵台沒多久，12位香港的政治運動人士試圖從香港潛逃到台灣。至少其中一人因觸犯港版國安法而被逮補，北京強行通過該法，以扼殺香港的任何反抗。曾有超過百年的時間，在中國的影響範圍內，香港為勇敢與獨立的靈魂扮演起自由綠洲的角色，如今這已成為過去。現在只剩台灣。
有別於香港的情況，相比之下，台灣與中國的糾結來得較遲。過去五百年來，這個國家的認同並不與中國連結。首先登上歷史舞台的是這個國家的原住民，他們是自舊石器時代起在那裡生活的南島民族。如今，各自發展出16個不同的族群，佔台灣總人口的2.47%（2019年7月：台灣總人口23,578,705，原住民574,508）。其餘的居民絕大多數都是漢人，在過去數百年間移居或進駐台灣。台灣當地居民在過去的歷史中，大部分時間都是自我統治，彼此械鬥，少有強力的中央政府治理。
1624年，荷蘭的東印度公司在台設立殖民地。有一些西班牙的冒險家同樣在此試試自己的運氣，但又被荷蘭人迅速驅離。然而殖民者待的時間不長，鄭成功率領的一批對抗滿族入侵者的明朝軍隊驅逐了荷蘭人，自1662年起控制台灣。
「霧社事件」與「白色恐佈」：台灣20世紀的道路
從此台灣與中國大陸產生了懷舊情結。明朝覆亡時，過去軍隊的遺屬與難民散布在南邊的鄰國區域，從緬甸北部到泰國、從越南到台灣。明朝的遺民帶著驕傲與對前朝的思念流亡。他們教養孩子自我認同為中國人，收復中國，復興大明王朝。強大的清朝軍隊粉粹了這個夢想，自1683年起清朝逐步將台灣納入版圖。
清朝在第一次中日戰爭(1894-1895)吃下敗仗後，依馬關條約必須將台灣的主權交給日本。台灣人回想起1895年到1945年這段日本統治時期，懷有非常複雜的感情。殖民政府推動台灣的現代化，建設了街道、房舍、學校、醫院、郵局和工廠。台灣迅速成為日本之外東亞最進步的國家。但如同所有的殖民者，日本人以待二等公民的方式對台灣人。他們限制原住民的生活空間，強迫人民說日語，壓榨這塊土地上的資源，濫用當地人如廉價勞工。不滿快速上升，反抗亦是。
1930年，一場賽德克族婚禮上的爭執演變為史稱的「霧社事件」。賽德克族人殺害了134位日本平民與一些日本警察。台灣導演魏德聖2011年的賽德克巴萊描述了這段歷史，一件發生在「認同錯亂」年代裡的事件。強大的日本軍隊在兩年內，當地聯軍的協助下，幾乎完全滅絕了賽德克族。
台灣獨立運動的象徵
「霧社事件」自此成為台灣獨立運動的象徵。然而也有在日本文化下成長、得益於經濟與社會現代化、在台灣出生的一代人。他們歷史與文化認同意識較頃向於日本，而非中國大陸。在這一代人裡，有一位後來成為台灣獨立的先驅，李登輝，他稱日本為台灣1945年前的「祖國」，以刻意質疑台灣作為中國的一部分的自我定義。
1945年，國民黨領導的中國政府接受了對台灣的控制。首任行政長官陳儀視台灣人為較劣等的、「被日本奴化的」人民。當時的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且殘忍，他們吸取金錢，把台灣的公共建設資源用在內戰對付共產黨，並從中國大陸引入可怕的通貨膨脹。1947年政府殘忍的搜捕煙販，隨後引發抗議，政府殺害超過2000位平民。
1949年，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敗給中國共產黨，退逃至台灣。200萬軍人、公務員、官僚和平民被撤離。之後38年，台灣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戒嚴、任意逮捕、國家支持的謀殺、黨國不分、島內巨大的特務網對付共產黨的滲透。國民黨政府和移入台灣的菁英視台灣為自由前線的堡壘，計畫反攻大陸脫離共黨統治。
許多台灣的自由鬥士當然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這段時間有16,000名政治犯入獄，其中幾位後來成為台灣民主運動的領袖，包括哈佛畢業、後來成為副總統的呂秀蓮，以及立法委員與民進黨主席的施明德。
不論對台灣本省人，或自大陸移入的許多外省人來說，「白色恐怖」都是一段創傷經驗。然而從一開始，本省外省兩個群體間就有爭執，台灣本省不同族群間存在數十年的衝突，既便外省統治菁英也與外省下層庶民存有隔閡。但在政治恐怖高壓統治下，不同族群與不同團體間無能達成和解。許多年輕人結成幫派，透過反抗團體的認同感，來尋求對抗社會不安定感的棲身處。楊德昌的傑出電影作品《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以一位少年為例，男主角在尋求尊重與認同的絕望中，殺死了自己的女友。
台灣如何成為成功的故事
2012年，偶然處於台灣大選之中，我造訪了台灣親戚的家人。這家人的祖父母曾是對抗日本入侵並與共產黨戰鬥的國民黨軍人。他們親身經歷第二次中日戰爭中日本入侵的暴行，打從心底痛恨日本人。
他們的四個兒子是戰後台灣的外省第二代，從未忘記他們有多常與台灣人的幫派發生衝突。他們不掩飾對本省人所支持的民進黨「綠營」的輕視。他們站在國民黨領導的「藍營」那邊，視政治對手為一群野蠻、貪腐與虛偽的政客。他們典型帶有受懷舊情懷浸淫的對中國大陸的文化親近感；但在造訪中華人民共和國時，卻也體驗到文化衝擊。他們不同情本省人所支持的民主運動，但這些本省人卻都溫和、體貼、溫暖。他們在新台灣身上感受到舊中國某些元素，但這些元素卻不斷地被排除在大陸之外。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陰影下
尤其是50年代地緣政治的現實開啟與中國大陸的疏離。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支持國民黨的美國，在國共內戰失敗後，對國民政府失去信任。有鑒於冷戰可能引發新的核武世界大戰，美國遂逐漸採行安撫共產中國的立場。1958年，美國一方面警告國民黨政府不可反攻大陸，另一方面承諾保護台灣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攻擊。1971年中國共產黨將台灣排除於聯合國外；一年後，尼克森在北京與毛澤東握手。美國切斷與台灣的外交連結。
自此，中共逐步壓縮台灣的國際影響力，甚至促使像WHO這樣的非政治組織排除台灣。台灣音樂家羅大佑1983年的史詩歌曲〈亞細亞的孤兒〉賦予台灣在國際社會中的形象一幅鮮明的圖像：「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 黃色的臉孔有紅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 西方在東方唱著悲傷的歌曲/ 沒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遊戲/ 每個人都想要你心愛的玩具。」這樣的邊緣化是悲劇，但在暗地裡卻也有正面的結果。
或許獨立的台灣認同之所以能誕生，與國民黨的一中敘事決裂，也要歸功於這份邊緣化的經驗。1947年流亡日本的民主人士建立了台灣獨立運動。往後數十年間，儘管國民黨血腥鎮壓，日本的台獨運動與類似的活動，不論在台灣或是全球都獲得力量。台獨鬥士在1970年試圖行刺訪美的蔣經國，他是蔣介石總統的繼任者。刺殺雖然失敗，但蔣經國在不解中(「為何台灣人想殺我？」)得出他的教訓，於是展開納入本省人的友善政策，開啟台灣民主化的道路。
其間，台獨運動者逐漸與民主運動先驅結合。他們共同在1986年成立民主進步黨，1991年黨綱要求「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1987年蔣經國總統解除戒嚴，讓民主運動得到喘息的空間。1990年學生開始「野百合運動」，獲得直接的成功；新的民選總統李登輝終止動員戡亂時期，為隔年的國會選舉打通道路。自此，台灣是成功的故事。不只它的經濟，還有它的民主也開花結果。
完全相反的是，台灣海峽的對岸，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在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廣場的血腥屠殺中結束。中共決定了另一種模式：極權政治體制控制下的局部市場經濟，運用沒有工會保障的廉價勞力來吸引全世界的投資。當1987年台灣法律允許台灣人民探視在大陸分離已久的家人時，北京把握機會，吸引台灣商人將急需的商業知識與投資帶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岸的外交接觸在1993年正式開始。台灣商人與投資湧入大陸，在中國的經濟起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過，台灣的經濟也從中國的巨大市場中獲得好處。
年輕人自我認同為台灣人
兩岸貿易、人員交流、旅遊與工廠移至大陸的數量持續上升，但台灣經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依賴也增加。北京的計畫明確毫不掩飾：台灣應逐漸融入自己經濟運行的軌道，最終目標是完全的政治統合。想走不同方向的人，就會感受到北京的掣肘。每當國際企業不小心在網站上的地圖將台灣標示為獨立的國家，就必須立即道歉。許多人也真如此順從。具有戲劇性象徵意義的一幕發生在2014年，孔子學院的領導許琳在葡萄牙舉辦的歐洲漢學學會雙年會上，專橫地要求主辦單位撕掉會議手冊上的一頁，原因是上面介紹會議的贊助者，台灣的蔣經國基金會。
許琳歇斯底里的行為的諷刺處在於，孔子學院其實是北京在全球擴張其軟實力的雄心壯志中的一部分。許琳的行動不由自主證明，極權機器根本就不能真的軟，因為它根據命令與服從運作。當中國的經濟與政治實力與時俱增，西方世界同樣也漸漸理解到這點。對此，台灣早就了然於心。它有數十年面對海峽對岸威脅的經驗，嘗過幾枚飛彈就在家門前引爆的滋味，看到自己的民主逐步被外界逼迫。
就在上述葡萄牙事件的幾個月之前，台灣發生了一件決定未來走向的轉變。大多數於90年代出生的台灣年輕人成為反對服貿的先鋒部隊，當時的台灣總統馬英九正與北京談判這項協議。馬英九盡全力佔有國民黨的路線，盡可能向中國大陸靠攏。他忽視反對黨的警告。反對黨指責該協議將造成製造業工作機會流失、所得下降、加速資本與高技術人才外流，簡化低技術勞工與專業人員進入台灣的管道，將危及本地人的工作機會。台灣年輕人看到未來受威脅，要掙脫這個他們並不認同的國家的緊密擁抱。
自身共同的認同
年輕一代明顯與老一代做出區隔：今天20到29歲的人有超過八成認同自己為台灣人，而不再是如同他們父母或祖父母同時也是「中國人」。不同於因殖民歷史、極權主義恐怖與僵固傳統價值而持續不團結的前幾代人，年輕人在民主、開放與富裕的台灣中發現自身共同的認同。在這個台灣有的是言論、信仰自由、公共事務的參與權，與生氣勃勃的公民社會。人們以人權伸張為傲，因為已清楚明白，與中國大陸統一的下場。
當去年香港這個前殖民地，為保有僅存獨立於北京的法治而上街抗議時，台灣人以驚訝與同情的心觀察香港的發展。在北京的笨拙反應與最終排除香港的法治獨立後，台灣僅存的「一中政策」支持者也明白了其嚴重後果。2020年1月11日，前民進黨主席、堅定的台獨運動支持者蔡英文以57.13%的得票率連任總統。當時，台灣人已經知道中國大陸爆發了新的危險的病毒。
台灣迄今的疫情處理傑出，它驚人有效控制病毒擴散，並在艱難的時刻大方提供許多國家醫療物資。其間，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也已明瞭中國在疫情初期掩蓋的程度，世人也知道新疆令人髮指的人權侵害事件與香港「一國兩制」被毀棄的承諾。如今還在位的川普政府在過去一段時間十分親台，但現在問題是，即將上任的拜登政府對中、對台政策為何。而歐洲的政治菁英，面對中國外長憤怒的指責時，選擇捍衛捷克議長訪台的權利。
但鑒於北京的敵意與逐漸攻擊性的姿態，這樣的國際承認台灣的形式仍不足夠。沒有美國及其他大國的堅定支持，台灣無法在隨時可能爆發的戰爭中獲勝，也無法擊退中國可能的入侵。
「如果台灣與其2400萬自由公民淪陷了，美國作為亞洲強權的時代也告終結」，Grant Newsham在上述的專文中寫道。但他絕對無法肯定，是否能承諾那位台北街頭的年輕女生，美國會幫助她的國家。這件事可以如此詮釋：台灣知道它要往哪個方向前進，只不過，當這個世界一論及這個國家，就明顯失去了它的方針。
（民視新聞網／綜合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