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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與香火：大眾文化與地方歷史視野下的中共國家形構》 從一個原本名不見經傳的閩西山坳小鎮、 從看似微不足道的宗祠與中共革命事件， 討論意喻「大眾」的星火象徵、 民間信仰和家族延續關鍵的香火觀念 以及大眾文化與地方歷史構建下的「新中國」。 |
緒論
一、革命星火的考掘
1964年4月，福建省文化局組織的「古田會議會址建館規劃聯合工作組」抵達上杭縣東北山區的古田鎮，此行任務是調查1929年12月，包括毛澤東、朱德、陳毅等中共領導人在當地廖氏宗祠召開會議的前後過程，以及復原會議場景。事實上，早在50年代初期，原名萬原祠的古田會議舊址就曾進行簡單修葺，只不過當時是由最基層的村鄉級單位負責，由於許多幹部甚至連古田會議都未曾聽聞，因此還必須附帶進行宣傳工作。由此可見，中共國務院公佈「第一批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1961年以前，別說是村鄉，甚至省級幹部都無法想像，這座位於偏遠山區，外觀不怎麼起眼的小宗祠，居然有朝一日與井岡山、延安、韶山並列為33個，最高級別的「革命建築與遺址」名單。
相距古田會議召開三十五年，又極度缺乏相關資料，要想復原此一短暫事件的過程與場景確實不易。工作組發揮擅長的組織動員，透過地方幹部要求親身參與、目擊，甚至僅僅耳聞會議的群眾參加座談。從洋洋灑灑的座談會紀錄看來，這次動員相當成功，然而從被動員的群眾對古田會議細節充滿分歧的發言，卻又明顯反映了，在場沒有人能夠較為完整、清晰記憶會議過程，甚至號稱曾親身與會者亦不例外。時間確實模糊了記憶，更重要的或許是除了宗祠主體建築以外，幾乎不存在足以令人聯想到紅軍活動的蛛絲馬跡。不過天井旁的旮旯角，一處不甚顯眼的灰黑焦痕或許是唯一例外。
古田雖屬華南福建，但位於海拔較高且近內陸的閩西，冬季甚至可見降雪霜凍。古田會議期間正值仲冬，會場又在無法阻隔寒風的宗祠正廳與三面庭廊，更有不少人蹲踞在天井下的空地，紅軍如何取暖引起工作小組興趣，也成為座談會討論焦點之一。相關問題的發言不少，但大多圍繞在紅軍如何以單薄衣衫抵擋山野風雪，藉以反襯革命時期的艱苦。大量類似且重複的發言或許曾令幹部們感到索然無味，直到有群眾信誓旦旦指出，面對大門正廳右前方天井的花崗石地面，看來不顯眼的灰黑污痕正是會議期間烤火的焦痕時，才將討論帶到高潮，燃起整個會場的熱情。
多數身處中共革命歷史脈絡外的他者或許不明白這次大費周章的動員，以及往後大大小小、各式各樣調查活動背後的意義，同時也難以理解山區小鎮不起眼的宗祠，以及模糊到難以辨認的遺跡究竟有何討論的必要？帶著這些疑問，勢必更不可能想像調查小組發現這個遺跡當下，幾乎感到類似考古學者在周口店遺址發現餘燼堆積層的興奮。
事實上，當我首度接觸這份調查檔案與會議發言記錄，確實也無法理解幹部在字裡行間所反映的興奮之情。直到進入整個中共革命史與文史資料描寫的閩西革命歷程，才聯想到調查活動的另一個重點：探訪毛澤東在會址二里外賴坊村撰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經常被用來說明毛澤東堅持以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的正確性，因而成功奪取政權，具有象徵地位文章的書寫經過與背景關鍵的革命星火意象與詮釋，再加上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導人在古田、閩西活動的小故事，有如大量馬賽克拼貼成30年代中共建立閩西、贛南中央蘇區農村根據地的背景，古田會址也濃縮與展演了革命建國的「光輝歷史」片段。而建築以外，唯一與古田會議直接關連，冬夜篝火留下的焦痕遺跡之於共產革命的象徵，也因此絲毫不亞於周口店餘燼在人類文明發展的意義。
50年代以來，中共中央文物局鼓勵各地紀念館，「在調查訪問的基礎上，編寫一套說明詞，應該像『講故事』一樣生動地說明（革命）人物生活和事件情況的具體事實」。各省革命博物館在這個要求下，持續徵集、蒐集革命文物與故事。各地看似無關緊要的宗祠、廟宇，難以直接判別的「星火」等革命遺址、遺跡，在說明詞或在故事裡被賦予生命，地方的過去也透過轉換或加工，呈現出真實效果。古田山坳宗祠裡的革命星火，以及從此地蔓延到整個閩西、贛南，從地方到區域的歷史敘事也在轉換和展演過程中，被吸納入中共建國歷史。
中共革命建國成功的因素相當複雜，但現在越來越清楚，同時可以肯定的一點是，組織動員與宣傳交互運用的重要性，絕對不亞於軍事武裝。作為政治動員基礎的宣傳之所以打動人心，意識型態之所以成功滲透往往不是來自激昂、單純的政治口號，或是國家霸權由上而下，單線式的強加在人民身上。而在於各種精簡、淺顯易懂，藉由文字、圖像、歌謠、戲劇等，群眾「喜聞樂見」的不同載體，呈現階級剝削和共產黨領導工農群眾「翻身」的革命敘事。
改革開放後，經濟發展雖然迅速取代了日常生活的政治教條，但中共卻持續為革命星火加薪添柴，藉由無數類似的革命星火意象，以及各個革命聖地傳遞黨及建國歷史的神聖性。1989年，江澤民在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動盪過程中，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事件甫平即接連訪問革命遺址，當年底便到訪古田「瞻仰」。二十年後，胡錦濤又到此地與「革命老區群眾」共度除夕。此期間更不乏國務總理、中央政治局委員、省部級大員在此留下足跡，地方幹部更自不待言。中央領導頻頻加持，再加上國務院到各省市大力宣傳紅色旅遊，鼓勵民眾瞻仰革命遺址，古田開始迅速竄紅，成為今日閩西宣傳1930至1950年「二十年紅旗不倒」，「維持土地革命果實地區」的重心，被黨史工作者稱為「革命聖地」，甚至共產黨員的「麥加」。
中國大陸有多少革命遺址被冠以「聖地」之名，難以估算，至少列入中共國務院，屬於全國性質的「紅色旅遊經典景區」就高達100個，此外還有整整一倍的「全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這還不包括更多的省、縣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其中除了在廢墟中重建的曲阜孔廟，或兵馬俑博物館等少數歷史或考古遺址、博物館外，絕大多數都是以中共革命事件、人物為主題的紀念地景。
宣揚革命的愛國主義基地或紅色景區各自呈現不同階段或地區的革命敘事，但背後都企圖反映革命星火是由底層工農群眾引燃，藉此宣告「廣大人民」對共產革命的支持，以及「新中國」的基礎是建立在星散各地的農村與小城鎮。革命建國的星火敘事，如同Ana Maria Alonso討論國族主義建構的史詩（epic）文類，呈現出「新中國」的「歷史」與傳統，一方面連結過去與現在，同時創造現在、過去與未來穩定的階序。
二、星火與香火
目前許多已經成為革命遺址的中共革命時期政治、軍事機關或集會活動地點，都是過去的宗祠、寺廟或書院，中共之所以選擇這些公共建築，除了空間較民居寬敞，適合供集會使用，似乎很難找到其他因素。古田會議選擇在萬原祠召開也沒有特殊的政治或歷史背景可尋，僅僅是出自偶然，我個人之所以接觸古田會議舊址以及這個小鎮，同樣是因為2007年參與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過程的另一個偶然。
除了小鎮本身相當曲折且吸引人的特殊經歷，因為過去的人類學訓練背景，長期對宗族與民間信仰的興趣，以及接觸無數宗祠的經驗，促使我試圖透過這些偶然，思考會址這個空間從宗祠轉換為革命遺址的過程，以及政治意識型態以外的社會文化意義。
宗族與民間信仰是西方漢學領域，人類學漢人社會文化研究相當重要的主題，因為宗族不僅是純粹的親屬組織，同時也呈現出複雜的社會經濟、地域結構，而民間信仰不僅反映了漢人傳統宇宙觀，更複製了中華帝國的科層體制。過去半個多世紀，歷史學者用宗法、禮教，人類學者運用源自非洲部落社會的世系群（lineage）概念，從宗族的定義為起點，延續到親屬組織結構與功能，並擴展到地域性宗族的社會結構研究，或是以民間信仰面向探討祖先崇拜的儀式行為。
歷史學、人類學大量研究成果，顯示中國各地宗族與民間信仰的分歧多樣，具體組織型態與觀念形成也有複雜的歷史地理背景，但二者皆為中華帝國行政控制以外，維繫社會穩固相當重要的文化基礎，則是相關學術領域普遍的共識。
陳春聲、劉志偉、蕭鳳霞、柯大衛（David Faure）等，目前被稱為「華南學派」學者開拓了宗族與民間信仰研究新視野，超越了傳統功能與結構面向，將焦點集中於各地形貌各異的宗族與民間信仰實踐背後的國家意識型態，以及各類能動者如何透過信仰、儀式及各類文化展演，凸顯地方在整體國家秩序的正統。如明清珠江三角洲宗族研究清楚反映出，該地區宗族形成超越血緣和親屬組織的關鍵，主要是國家正統傳遞過程中，地方知識分子扮演中介者角色，將代表國家正統意識型態的宋明理學傳遞到地方，透過鄉紳、禮生推廣宗族禮儀，結合地方認同與國家象徵的過程與結果。
中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試圖徹底摧毀，也有能力剷除宗族、民間信仰，脫離傳統國家正統象徵，而能維繫社會穩固的政權。滲透到村落的黨政組織固然是政權穩固的關鍵，但行政制度以外，更需要重建另一套非儒家意識型態的國家正統象徵。如果將國家形構視為一種文化革命，世界產生意義的方式，中共政權摧毀所有「封建傳統」之後，也必須建構得以取而代之的文化體系。這套意識型態，簡單的說，就是以馬列共產主義與階級鬥爭為核心，革命的「新文化」。
宗族與民間信仰觀念及組織可說是「封建傳統」思想與生活實踐的根柢，不剷除宗族組織，人為劃分的階級便難以存在；不打破唯心的民間信仰，更無法建立唯物的馬列共產主義。最後的結果是階級取代宗族之類的血緣、地緣組織，階級關係取代家庭、宗族關係；馬列主義思想驅逐了「封建迷信」和宗教，最後取代所有信仰，建立全國一致，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新文化」。
中共建國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前，這個「新文化」相當於革命文化，革命論述也成為無可取代，社會生活的最高價值。在革命論述與實踐不斷滲透日常生活，以及對毛澤東狂熱的個人崇拜過程中，所謂的革命又幾乎成為另一種大眾信仰。毛澤東像章、塑像、毛語錄具有不可輕侮的神聖性，舉國上下透過革命戲曲、舞蹈等有如儀式性的展演宣揚革命。從中共官方媒體對於文革初期大串連，文革期間的革命旅遊，以及改革開放後，紅色旅遊的宣傳報導內容，都可以發現這些活動被描繪為具有接觸「革命聖地」、「淨化革命心靈」，類似朝聖進香的效果。
中國傳統宗族與民間信仰表面上呈現複雜多樣的面貌，但在社會實踐的關鍵象徵就是香火所代表的延續性。宗族香火往上的延續是連接歷代祖先，華南地區族譜最常見的內容就是透過繁複的中原始祖南遷過程，攀附同姓帝王或歷史名人，說明世系傳自帝王貴冑、族中不乏簪纓之士，被視為邊緣的族群也藉此建構我群出自「純正」漢族血脈，而往下的延續則是期盼宗支後世能夠瓜瓞綿延，這是無論身為生物個體乃至整個宗族文化的終極理想。廟宇之所以能夠香火鼎盛，也與香火綿延互為因果。
歷代政權更無不希望國祚綿延、萬世永續，除了政治軍事後盾，一方面需要依賴祭祀天地，藉由鄉紳透過宗族制度，傳遞代表國家正統的宋明理學。另一方面更要透過高壓手段毀淫祀，確立合於祀典的神明，透過敕封確立神明位階，以此建構類似香火的文化象徵基礎。
中共建國至文革期間，藉由黨或「國」取代「家」或宗族，以馬列共產主義取代民間信仰，亦即透過中央到地方的黨政組織及意識型態，取代維繫傳統中國社會穩固基礎的宗族與民間信仰。然而，以唯物的馬列主義為基礎建立的政權，也必須建構一套具有類似香火延續性，可以往上追溯革命建國歷史，往下維繫政權穩固的象徵。如果從中共無數的建國敘事文本，找尋可以取代被摧毀的宗族與民間信仰的香火，應該就是迄今不斷考掘、不斷展演，被中共用來象徵「廣大人民」支持共產革命的星火。
全國各地持續不斷的考掘、展演、描繪星火，不僅為了增強革命敘事真實感，更為了書寫從井岡山、閩西、贛南、延安到北京，從星散的革命根據地到「新中國」建立的時間與空間。描繪星星點點革命遺址構成的革命空間與「長征」路徑，成為紀錄革命始祖遷徙，在各地開支散葉的革命系譜，各個省、市、縣的地方革命史，則是有如支譜般的將地方革命過程，有系統的連結或攀附到整個革命系譜之中。個體、家庭、地方或區域也因此透過大大小小的革命建國事件、遺跡、遺址與「新中國」產生連結。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社會經濟產生急遽變遷，官方主導的意識型態與歷史論述也逐漸改變。無論政治經濟如何變化，藉由微弱但卻廣佈的星火意涵，傳遞革命建國「史詩」意象與象徵，亦即「新中國」是代表「大多數」底層群眾支持的國家，將是中共維繫政權穩定相當基本，足以連結過去、現在到未來，最為終極、不可能捨棄，且將持續宣揚的政權正當性軸心與核心意識型態。
星火如何建構、未來如何能夠如同香火般延續，同時維持「鼎盛」與「神聖」，是中共政權面臨的問題或挑戰，更是外界瞭解中國社會50年代迄今及其未來發展的關鍵。相對於官方的「民間」在不同歷史階段如何認識革命星火，以及中共賦予的神聖性，則是更值得探討的另一個問題。
任何來自中國大陸以外，對中共革命至改革開放發展過程稍具認識的他者，站在復原後的古田會議會場，感受強烈共產革命意象的宗祠大廳，再仰視原本象徵宗族香火延續，現在卻空無一物的神龕，或許會自然而然的思考革命與宗族、民間信仰等，可歸類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扞格，以及中共形塑革命意象與神聖性的文化霸權。如果將視野置於長時段歷史發展、廣大的農村，以及改革開放之後，隨處可見過去被強力摧毀，代表「封建勢力」、「封建迷信」的宗族與民間信仰正以驚人速度復興、回歸，或許又令人懷疑中共持續半個多世紀的革命似乎並未置換、取代或打破傳統。
就理解中共革命建國迄今的國家形構（state formation）與社會文化變遷過程而言，無論側重國家霸權，或強調傳統的延續，都可能僅僅觸及了問題的邊緣，或只瞥見當代中國的浮光掠影。如同會址的建築結構、外觀與歷史功能，及其空間展演呈現的多義性，既不能單純以國家霸權探討共產革命對宗族、民間信仰等社會文化傳統改造成功與否，或所謂的文化傳統如何根深柢固。必須透過檔案、國家展演的各類象徵文本，以及田野材料，深入分析象徵共產革命的星火與宗族、民間信仰相當重要的香火象徵交結纏繞過程，彼此如何產生意義轉換，透過當代國家研究視野，剖析中共「新文化」與國家形構的歷史脈絡及當代變遷。
本文節錄自《星火與香火：大眾文化與地方歷史視野下的中共國家形構》第一章 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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