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歷史的恩怨、政治的情仇，台灣在對岸蔓延的疫情中，似乎反而找到了宣洩的出口。（圖/翻攝自YouTube）
作者／張陌
隱晦而幽微的「白人的負擔」飄浮在台灣人的心靈裡，在冠狀病毒對人類帶來的考驗中，台灣流露出來的，正是這種莫名的心境。
新冠病毒在中國大陸的武漢爆發疫情，於是「武漢肺炎」的名號就在台灣不脛而走，全世界都喊「武漢加油」的時候，台灣卻像是誦念輓歌似地，繼續高唱「武漢肺炎」。
這已是一種執拗了，當台灣最為孺慕的精神上國或母國日本，都用「山川異域，風月同天，豈曰無衣，與子同裳」向中國輸送溫暖時，台灣竟然拂逆了「母國」的願望，毫不猶豫地奚落與嘲弄對岸。
由於歷史的恩怨、政治的情仇，台灣在對岸蔓延的疫情中，似乎反而找到了宣洩的出口，在幾近於落井下石的歡慶中，幽幽然地還透著某種對自己的醫療與公衛水準的陶醉與自得。
甚至在日本有了死亡案例，並開始陸續出現不明途徑的感染者，其衛生首長宣稱社區感染已不可免之後，台灣更恍恍忽忽地感覺，連日本也已在台灣之下了。直到這兩天首名不知感染途徑的死亡案例突然打破了零死亡的記錄後，這種自豪感才陡然收歛了一些。
就在蔓延與蒸騰的疫情中，台灣除了防疫之外，最為熱衷的事務，卻是不斷地申論著自己應當加入WHO並擔任全球健康防衛體系中的重要成員的提議，並且發動許多國家為這個主張發聲。
多數人不曾注意到是，這不只是一個健康或更真切地，是一個政治上的訴求，它的內層其實是一個美好但虛偽的「白人的負擔」，一個恍然之中台灣社會自己去竊占而來的道德包袱。
十九世紀末，吉卜林的那首詩就如此寫著：「挑起白人的負擔／披上沉重的甲胄／去伺候跑來跑去且野蠻的／你們這些剛被抓來的、慍怒的／一半是邪魔壹一半是孩子的人們。」這首詩或者是是頌揚、或者是在反諷「帝國主義」，但它成了帝國主義者自我美化的心理建構，亦即：白種人必須教化落後、野蠻與髒亂的族類，這是他們的倫理上背負的道德義務。
「武漢肺炎」就是這麼一個「白人的負擔」心境的折射，唯有這個詞彙可以完美地詮釋這個高、低等群體之間的關係：「武漢」與「中國」就是那一需要被伺候、教化、拯救的蠻族的居所，因為他們還在吃蝙輻、野味，以至於爆發了這次全球驚恐的疫情。
而我們可以挽救他們，或者可以教育他們，這些事情不能再做，那是蠻荒時代人類的始祖才做的事，我們已經文明了，他們卻還有待進化。WHO就是因為被中國的勢力把持，於是日漸地成了一個顢頇的機構，唯有台灣加入了，才能力挽狂瀾。
但是，廿世紀初英國經濟學家約翰．阿特金森．霍布森的巨著「帝國主義」已經深刻剖析過帝國主義的心理機制，亦即，帝國的政客與商人認為，侵略與殖民是為了讓落後國家的愚昧人民得到他們的恩惠，但這完全是一種自我欺騙。
他曾如此寫道：「帝國主義漂浮在含糊、飄忽不定而又非常響亮的辭令之上，這些辭令很少能夠經受得住事實的考驗。」表面上，西方帝國主義者以美麗的詞藻作為堆砌，亦推動著解放政策，譬如廢除奴隸貿易、推翻當地的暴政，還宣揚基督教義、展示藝術生活，但其目的卻是商業利益與資源掠奪。
「武漢肺炎」的稱法不在於恢復帝國主義，不是為了再一次的掠奪，卻是為了讓中國繼續居於「被宰制」的角色，讓中國重新戴上十九世紀那一衰落、傾圮王朝的臉孔，以保存西方所剩無多的一絲尊嚴！一些西方主流媒體在一月初期的報導，一開始都是「Wuhan Pneumonia」去描述這個新出現的怪病，一個顯然與蝙蝠、蛇等野生動物有關的傳染病。
台灣不過是加入這一老帝國主義陣營的一個「志願者」，志願加入藉疫情為中國蒙上陰暗色調的一位興致勃勃的「扈從者」。於是，分明亦是黃色臉孔的華人的台灣，竟然有了「白人的負擔」。
然而，西方並非都是帝國主義的徒孫，一些西方人已經察覺，對比17年前的SARS，中國應變這個疫情的調度能力，早已今非昔比。一座千萬人級數的城市瞬間封鎖，數百萬人規模的動員，所有醫療器材工廠全力趕製急需的防疫物資，兩座一千床以上的醫院十天完工，一架架運輸機載滿數千名醫生和護士前往支援。
一種類似戰爭狀態的緊急動員被精確、並幾乎不受阻力地推動著。這個能力已不是一個汙名化的「名詞」可以否定的了！在日本亦可能大規模感染的陰影下，一個問題在拷問：若是它出現在美國的芝加哥、或日本的神戶或其他任何一個大城，所謂的強大的西方能否如此不眨一眼地「封城」？
「武漢肺炎」可能是最後一個西方可以嘲弄中國的名詞，但「白人的負擔」卻也已經見到了落日前的那一抹餘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