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一個力量可以阻止瘟疫的蔓延，那就是愛。關於這個，兩岸的統治者都應更為謙卑地細細咀嚼！（圖／翻攝自行政院官網直播）
作者／張陌
馬奎斯的長篇小說「愛在瘟疫蔓延時」，刻劃的是從青春到暮年亦不曾改的愛情，瘟疫成了愛情的掩護體。武漢肺炎不是瘟疫，但只因它來自「中國」，台灣對它的談論不只無愛，竟就只剩憤怒而已。
更接近「武漢封城」情節的是另一部小說，這次武漢封城簡直就是卡繆「瘟疫」裡俄蘭（Oran，或譯奧朗）封城的現實版，不過，它不是小說，它是真實的，親人染上肺炎並且病死，是真實的場景，「俄蘭」為了黑死病而死去的人，只是卡繆勾勒荒謬的人性而虛擬的數字，但武漢肺炎中每天上升的數字，卻是真實的一個一個具體的人，一條一條珍貴卻無奈的生命。
一篇描述母親因為割除小結節卻不幸染上肺炎，在武漢的一個醫院隔離病房中過世的文章，在兩岸間流轉，文字是冷靜的，情緒卻如此澎湃，為了照顧母親也染上肺炎的父親，跟身為女兒的作者，只能隔著不同的兩輛車，用手機通話，裡頭的親情，濃烈地鑿穿了許多人的淚腺。
在瘟疫中，究竟還存不存在國族？這是一個大哉問。但答案顯而易見，病菌或病毒不辨識國族，只辨識宿主、器官，這應是人盡皆知的常識。
可是，常識亦不敵情仇。這場肺炎，國族簡直就是最大的戲碼！蘇貞昌宣布，口罩禁止出口一個月，它的背後無非就是國族，連最普遍的人類之愛都省了。它有一個巨大的背景做為底色，反照出蘇貞昌這個宣布的冷峻與岸然，亦即日、韓的捐輸。韓國由其中央政府宣布捐兩百萬個口罩，日本則是有眾多的地方城市捐贈口罩，滋賀縣東近江市、鳥取縣境港市、莰城縣常陸太田市、北海道苫小牧市以及首都東京都，不一而足。連非同族的鄰國都捐輸了，作為同文同種的台灣，卻一毛不拔。
顯然，為防疫而禁運只是蘇貞昌決策的表層文章，它的內在就是一篇國族宣言。薄薄的一片口罩，未必擋得了病毒，卻竟足以將兩岸徹底地割裂！
在這後頭加演的，就是杜魯道與安倍兩位總理大聲疾呼：台灣應該加入世界衛生大會、或組織。但這是防疫或是政治？自有會籍議題以來，這兩者就是夾纏不清的，台灣不是會員，自不應也無權出席，在北京的眼中就是如此。但不是說瘟疫之前，不存在國族嗎？的確，理應如此，北京自來在此一議題上的堅壁清野，是一個十分錯誤的決策。
但誰都清楚，台灣要的就是「會員」資格，在層層戒護的主權城牆前，蔓延的瘟疫就是一個最有力的破城武器，拿瘟疫可以穿透一切作為訴求，去聲索一個參與共同防疫的權利，無疑是一個無懈可擊的辯護理由。但北京的認知卻是，在這些聲索的背後，只是政治上的角力，在中國最脆弱的時刻，杜魯道與安倍祭出的卻是一個政治議題，以愛為名義的一次政治舉措。
這裡很明顯地拉出了兩條線出來：愛與政治。蘇貞昌宣布的是，對作為一個整體的中國及其底下的人民，這個島嶼對它並無任何的愛；但對於會籍，對於台灣自認被剝奪的政治資格，島上的人卻有著高度而濃厚的興趣，並且史無前例的有兩位先進國家的總理為它發聲。
然而，蘇貞昌的行動卻自我消解了這個聲索會籍的正當性。在蘇貞昌作出禁出口的宣告後，杜魯道與安倍的呼籲就顯得軟弱無力，因為蘇貞昌自己表明了對彼岸無情，那麼，彼岸又何須對此岸有義？
如果整個軸線不是如此發展，而是台灣自始就全力加入救援，投入可以投入的一切力量與資源，宣布與武漢同聲息、共心跳，那麼台灣參加WHO或WHA的召喚是否將更加地有力與無可辯駁？
「瘟疫」小說裡位於阿耳及利亞這個海濱城市俄蘭，是一個典型的喪失愛的城市，卡繆刻畫的是它的居民的冷漠，而正是冷漠讓瘟疫可以如入無人之境地肆虐與蔓延，而俄蘭城裡的人也任由瘟疫流竄，讓它將希望，最重要的是將「愛」摧毀殆盡。
「冷漠」就是這個時代的病徵，卡繆所描述的不只是一個小城而已，而是人類的通病，城裡的人麻木、躲避，只有少數人主如主角李沃醫生（Dr. Rieux）、無神論的聖徒塔霍（Tarrou）與潘尼洛神父（Father Paneloux）等在與瘟疫奮戰；而冷漠豈不就是蘇貞昌宣告中核心的意涵？國族主義其實就是冷漠的一種全新的形式，國族簡直就是無情的超級藉口！
瘟疫可以檢驗一切，也可以穿透一切，國族主義更只是讓它更為猖獗的媒介，唯有一個力量可以阻止它的蔓延，那就是愛。關於這個，兩岸的統治者都應更為謙卑地細細咀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