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凌宗魁老師
文、圖/ 陳婷瑋
西門顧名思義即是西邊城門，在台北城建立之初已是主要交通幹道，西門街的古今面貌與路名更迭不僅是殖民者權力爪牙的展現，更是不成段的歷史碎片，每過一個朝代，遺跡便散佚在街坊中靜靜被人遺忘，西門街、榮町通、衡陽路不同名字，不同時代，卻在相同的地點與台灣人民一同見證百年殖民政權的消長，從西門捷運四號出口，走過這條不到500公尺的衡陽路，猶如台灣史縮影。
凌宗魁老師在集合點為今日導覽講解台北城歷史，翻閱手中的老照片一邊細細講述西門的由來與百年前熱鬧的交通幹道榮景，台北城在日本人到來時也不過三十幾年的歷史，但台北城門的去留卻意外掀起日人內部的爭議，政府希望加速剷平以利建設，但知識份子們卻希望保存古蹟，老師更戲稱文化恐怖份子早在日治時代就有了！可見文史古蹟的保留是不分政權與政治考量的，與居民有共同記憶的建物就應留存。
圖 / 翻攝自五花鹽NO.3秋季刊
望著眼前的新生報業廣場大樓，誰能想像百年前座落在此的即是日治時代台灣報業的龍頭-臺灣日日新報社，臺灣日日新報社的建築形式是當時「市區改正」計畫下的模範建築，包含兩層樓、亭仔腳等規定，更有西方風格的立面裝飾與紅白相間的磚造條紋，可說是既守規矩又時髦，居於此地的《臺灣日日新報》是當時台灣印量最高的報紙，此棟建築的風光自然不在話下。原建物已被剷除，看不出任何一點痕跡，但接替的《臺灣新生報》為政府服務的官報立場卻巧妙的延續了兩個政權的同質性，控制輿論與言論自由一直是政府操控民眾的手段。
一旁的兆豐國際商業銀行過去也是大有來頭，為第一棟「RC鋼筋混凝土建築」電話交換室的原址，這項「第一名」的榮耀不只在台灣，甚至是當時日本境內第一棟！由於台灣建設的需求與殖民地的地位，台灣成了日本本島建築師的試煉場與實驗場，各式西方風格建築宛如建築史縮影矗立在台灣街頭，而電話交換所建築的成功也開啟了新建材的元年，同時，電話交換所的設立也促進了女性就職的風潮，電話小姐一職更成了女性專屬的事業，為20年代的台北街頭增添一股粉領風潮。
圖 / 原電話交換所
往下走來到合作金庫銀行，是目前唯一看到的實體古蹟建築物，在整條街上反而顯得突兀，對比過去榮町通規格整齊的洋樓建築，衡陽路上高矮錯落的高樓與公寓就像某天空降在此，將過往屐痕被抹去的一乾二淨，獨留下少數幸運兒得以承載歷史的記憶。
拐個彎向後走即是中山堂，中山堂本為公會堂，是日治時代供民眾與知識份子商議與討論的平台與廣場，沿襲30 年代流行的現代折衷主義，此建物已脫離歐式圓頂風格，簡潔的設計與富伊斯蘭情調的拱窗成為建築最大的特色，中山堂歷經朝代更迭而被賦予不同意義 ，日本戰敗後是國府接收受降書的地點，在一九四五年這個台灣歷史的轉捩點上意外地成了眾所矚目的焦點，戰後更由公共建築轉為接待外賓的招待所，中山堂的名字也充滿了黨國色彩，失去了原先建物的立意，從人民的議事堂轉為政府的私人財產，並持續歌頌著民國以來締造的功績。
最終來到旅途的末站-菊元百貨，菊元百貨作為30年代的台北地標，廣泛出現在各式報章雜誌與小說創作中，搭乘「流籠」更是民眾爭相炫耀的體驗，在老台北人共同的歷史記憶中，為輝煌璀璨的摩登時代紀錄精彩的一頁，在現址國泰世華商銀下，完全無法想像當年叱吒風雲的「七重天」就默默隱藏在這面玻璃帷幕下，漸漸被世人遺忘，所幸近年由於台南林百貨的復興而使得菊元百貨重見天日的機會有了一絲曙光，在凌宗魁老師的推廣與奔走下，菊元百貨古蹟提報的計畫持續進行中，在結束前也不忘提醒大家將收錄在隨行雜誌中的提報表寄出，為菊元百貨的修復盡一份心力，古蹟保存的意義不僅是留存美觀的建物，更是為歷史留下一份見證，導覽雖然精彩但終究只能看圖說故事，歷史建物的消逝造成市民記憶的斷層，是文化上多麽巨大的損失與傷痛！
現今台灣人錯亂的歷史觀與對文化的不重視我想都與殖民政權強行移植異地歷史，取代原生記憶有關，無論是日本或中華民國，總在歷史的地圖上以改正之名行殖民之實，現今地名衡陽路也是將中國城市名胡亂套用在台北市區的結果，試想為何要為殖民政權保存日治古蹟？除了美學的角度，更多的是為留下建物作為歷史乘載的底蘊，一代代的市民卻各自擁有截然不同的歷史觀，這樣的社會要如何共築共識？
